未檢四十年：行而不輟 未來可期

——專訪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未成年人檢察研究中心主任宋英輝

宋英輝教授（左）做客檢察日報“正義會客廳”，接受《檢察日報》記者專訪。

1986年，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成立全國首個“少年起訴組”，拉開了未成年人檢察制度的序幕。四十載櫛風沐雨，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從蹣跚起步到穩步前行，用法治溫度守護著一代又一代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值此未檢工作創建40周年之際，《檢察日報》特邀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未成年人檢察研究中心主任宋英輝做客“正義會客廳”，一同回望未檢40年的發展與變遷，講述與未檢工作相伴的溫暖初心與難忘故事。

初心回望

四十年走出溫情護苗路

記者：作為深耕未成年人檢察領域數十年的專家，您與未檢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不僅是重要見證者，更是深度參與者。回望未檢工作發展的40年，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您內心最深刻的感受，您會選擇哪一句？

宋英輝：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我最深的感受，我想說，中國未成年人檢察用40年的時間，走出了一條既立足中國國情、又符合未成年人司法規律，既彰顯法治力量、又飽含司法溫度的發展道路。

之所以這樣概括，是因為未成年人檢察歷經40年的發展，并不是簡單增加了一個專門業務，而是在理念、制度、機制和方法上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它從最初主要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逐步發展為貫通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和綜合保護的獨立業務類別；從偏重事后處置，逐步走向保護、預防、矯治和治理并重；從地方探索，逐步走向規則體系完善和履職方式成熟。

這個過程非常不容易，但它證明了一點——中國未成年人檢察制度不是域外制度的簡單移植，而是在中國法治實踐中產生并不斷成長起來的制度成果。可以說，未成年人檢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中最有特色、最具活力、最具成長性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未成年人司法自主知識體系形成的重要基礎。

記者：作為未成年人檢察事業的深度參與者，這么多年來，有沒有哪個歷史時刻或溫暖瞬間，讓您真切感受到這份工作格外有意義、有價值？

宋英輝：這個有很多，概括起來主要有幾種情況。

一是未檢實踐探索的一些有益經驗被立法采納的時候。如合適成年人到場、社會調查、觀護制度、強制報告、入職查詢、“一站式”保護等經驗入法的時候。

二是未檢專門機構和專業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的時候。比如2015年，在檢察改革背景下，未成年人檢察專門機構建設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節點。當時大家都很關注，未檢究竟是進一步加強，還是重新并回一般刑事檢察。后來，最高人民檢察院明確提出，這項工作不能削弱，只能加強，并推動未成年人檢察專門機構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那個時刻給我的觸動很深，因為它說明，國家和檢察機關是真正從未成年人司法規律出發，認識到這項工作必須尊重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尊重教育、感化、挽救和綜合保護的基本要求。

三是在具體案件辦理之后，看到孩子真正發生變化的時候。未檢工作的價值，很大程度上體現在這個孩子是不是被真正拉了回來，是不是重新回到了學校、家庭和正常成長軌道。有些涉罪未成年人，原來長期缺乏監護、輟學失管、情緒偏差明顯，但在附條件不起訴、幫教考察、家庭教育指導、社會支持體系介入后，慢慢穩定下來，重新生活、學習、融入社會。還有一些未成年被害人在“一站式”辦案救助、心理疏導和后續幫扶下，逐漸從創傷中走出來。這樣的變化，會讓人真切感到，這項工作不僅是在辦案，更是在幫助一個孩子、一個家庭，也是在守護社會的未來。

這次看到渝檢護“未”團隊代表被授予“時代楷模”稱號、最高檢未成年人檢察廳第二辦案組獲得“全國三八紅旗集體”榮譽稱號，我也很受觸動。這些先進集體之所以打動人，是因為他們把“為孩子多做一點”真正變成了長期堅持的信念和行動，體現的是一種精神、一種情懷。這些為孩子、為家庭、為社會所做的具體工作，能夠改變孩子和家庭的命運，為社會長期穩定與發展作出貢獻。這恰恰是未檢工作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一紙丹心

赤誠建言推動專業化建設

記者：2015年6月，您曾領銜起草了一份給時任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的建議信。能否帶我們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景和這份建議的主要內容？

宋英輝：當時，我們考慮到未成年人案件與成年人案件不同，兩者在辦理理念、思維方式、工作內容及適用的法律、政策上都存在很大區別。辦理未成年人案件時，除了要解決證據、事實、法律問題，還要考慮對罪錯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對未成年被害人的幫扶等。因此，做未成年人司法工作，要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要有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要落實法律規定的特殊制度和程序，要對接政府相關職能部門，要鏈接專業社會力量對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進行心理疏導或干預等，需要有專門的機構、專門的人員來思考這些問題。同時，在案件管理、評價體系等方面，也應當與成年人案件辦理區別開來，這樣才能真正把這項工作做好。

那時候，有檢察院因未檢案件量不大，就把涉未成年人案件放到刑事檢察部門處理。但其實未檢獨立出來后辦案效果更好，這樣設計既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也符合少年司法規律。如果未檢再回到刑事檢察部門，就和辦理成年人案件沒有區別，我感覺這樣做是在走回頭路。所以，2015年6月，我起草了給時任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的建議信，同時聽取了陳光中、卞建林、陳衛東、王敏遠等老師的意見，他們愿意一并署名上呈。信中建議“在改革中應對未成年人檢察問題予以專門研究”“整合分散于各業務部門的未成年人檢察職能，建立獨立的未成年人檢察業務類別，以及符合未成年人司法規律的獨立的評價體系”。

記者：這份建議信對后續未檢工作的發展產生了什么實際影響？

宋英輝：收到建議信后，最高檢非常重視，曹建明同志批示“加強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關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也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長遠發展，既是全社會的責任，也是檢察機關的重要職責。這項工作不能削弱，只能加強”，要求最高檢有關部門認真研究專家建議，總結司法實踐經驗，注意在扁平化管理中加強專業化建設。2015年12月，最高檢成立了未檢專門機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專門負責指導全國未檢工作。這充分體現出最高檢的擔當精神和對未檢工作的高度重視。

理念迭代

讓保護走得更深、走得更前

記者：40年來，我國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未成年人司法基本理念與原則。您能為我們簡要介紹一下嗎？

宋英輝：40年來，我國形成了一系列兼具中國式現代化本質特征與未成年人保護要求的基本理念與原則，以涵攝范圍為標準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處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項時共通適用的理念與原則。比如，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指在處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項時，應優先考慮未成年人的各項合法權益和需求，所采取的措施應保障其能夠健康成長。這個原則之下還包括一些具體要求，比如特殊、優先保護，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嚴等。第二類是側重具體領域的理念與原則。比如，刑事領域的“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強調未成年人犯罪的社會原因與未成年人的可塑性，要求司法模式不僅要懲罰犯罪，更要服務于未成年人重歸社會化進程；雙向保護原則，體現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由單一保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向同時注重未成年被害人權益保護和關注社會公共利益的轉化等。再比如民事領域中的最有利于未成年被監護人的原則等。

其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是我國未成年人法律體系的“帝王條款”，也是我國未成年人司法的核心理念，對于未檢工作具有方向性、統領性作用。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在總則中明確規定“保護未成年人，應當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民法典中，該原則具體表現為最有利于被監護人原則、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則和最有利于被收養人原則。

記者：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為例，它是如何具體指導未檢實踐的？

宋英輝：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對未檢工作的指導意義非常重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法律規定理解不一致時，應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去理解和適用。比如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營業性歌舞娛樂場所、酒吧、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等不適宜未成年人活動場所的經營者，不得允許未成年人進入。”有觀點認為禁止未成年人進入的場所僅限于法條明確列舉的三種，還有觀點認為該條文只是舉例說明，“等不適宜未成年人活動場所”說明類似的場所都不得允許未成年人進入。后一種理解更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因此應當選擇后一種理解。

二是當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與其他法律原則的價值取向存在差異、不同法律規定之間存在沖突或者不一致時，應優先根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處理涉未成年人事項。

三是在處理涉未成年人事項時應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確保所采取的措施能夠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這要求檢察機關在具體辦案過程中，識別未成年人需求，基于個案評估，鏈接資源，提供相應服務，同時綜合運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等檢察職能，關注影響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家庭監護條件、成長環境等的改善，選擇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方案。

記者：隨著社會的演進和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發展，未成年人司法理念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您認為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宋英輝：理念、原則的調整，往往根據司法實踐的需要而產生。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率比較低，刑事政策堅持懲辦與教育相結合，強調對青少年犯罪人的思想改造，所以之前的司法工作更注重事后處置。改革開放后，面對青少年犯罪高發的挑戰，我國逐步形成以教育矯治為核心的未成年人司法政策路徑。特別是當前，我國未成年人保護和犯罪預防出現許多新情況、面臨更多新挑戰，如嚴重犯罪低齡化、涉未成年人網絡犯罪頻發、校園欺凌等侵犯未成年人事件時有發生等。大量案例表明，未成年人的罪錯行為通常是一個由輕及重、逐漸惡化的過程，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與其之前的不良行為或違法行為未能得到及時有效且專業的干預有密切關聯。簡單的懲罰無法預防再犯，對于出現行為和心理偏差乃至涉罪的未成年人而言，從其身心發育特點和規律出發，采取專業化的干預和教育措施，矯正其罪錯心理，才能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由此，未成年人司法逐漸出現“前延后伸”的趨勢，強調預防性。一方面，在未成年人出現問題行為時，采取適當、必要的干預措施，預防其發展為犯罪；另一方面，在未成年人涉罪后，處置措施以教育、矯治和幫教為主，促使其順利回歸社會。

記者：對于預防性理念的強調，給未檢實踐帶來了什么影響？

宋英輝：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60條明確了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預防工作等進行監督。因此，預防犯罪也是未檢工作的重要內容。

最高檢特別注重預防性理念在未檢工作中的運用，并明確提出“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對罪錯未成年人依法懲治、教育、感化、挽救，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確保未檢工作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穩步發展。精準把握懲治與保護的辯證關系，對于主觀惡性大、犯罪性質惡劣、手段殘忍、行為后果嚴重的未成年人，依法予以懲戒，強化未成年人的責任意識和再犯預防效果；對于主觀惡性不大、系初犯或偶犯、確有悔過表現的未成年人，依法當寬則寬，促進未成年人重新回到正常成長軌道。

可見，基于預防性理念，從“抓末端、治已病”跨越至“抓前端、治未病”，成為未成年人檢察的顯著特征。未成年人保護是一個大概念，通過預防性工作防止未成年人犯罪，本身也是對未成年人的一種保護。懲治是挽救的手段，懲治的目的是挽救。對罪錯未成年人來說，要通過懲治使其認識到違法所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從中吸取教訓，也警示其他未成年人遵紀守法。

在具體實踐中，檢察機關以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作為新時代新征程檢察履職辦案的基本價值追求，立足法律監督職能，主動加強未成年人綜合司法保護，提前進行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受侵害的預防工作。其中，較為典型的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性治理。比如，通過建立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干預機制，對罪錯未成年人進行對象、適用范圍以及干預措施的分級，對未成年人罪錯行為進行事前干預，實現未成年人犯罪的臨界預防和再犯預防。此外，許多地方的未檢部門充分利用法律監督職能，聯合公安機關開展早期干預，聯合審判機關對辦理的未成年人案件進行后期跟蹤回訪，有的地方還建立了制度化機制，通過鏈接資源、引入社會專業服務等方式，解決未成年人的現實困難，使其順利回歸家庭和社會。

守護實效

全過程參與書寫未檢新答卷

記者：您曾多次提到“檢察機關是全過程參與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機關”，這種“全過程參與”體現在哪些方面？

宋英輝：我國憲法規定，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為其全程參與訴訟提供了法律基礎。三大訴訟法對檢察機關在具體訴訟中的監督職權作出了明確規定，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對涉未成年人訴訟和犯罪預防等作出了規定。

在刑事訴訟中，我國刑事程序由立案、偵查、起訴、審判等構成，各個階段相互獨立、前后銜接。檢察機關不僅在整個程序中承上啟下，而且負責對立案偵查和審判活動、執行活動進行監督，是唯一能夠參與刑事訴訟全過程的機關。因此，未成年人檢察一開始就是可以全程參與的。隨著相關法律的完善，未成年人檢察職能不限于訴訟中相關權益的保護，而是可以將觸角延伸至訴訟之外，通過特定方式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以未成年人檢察綜合履職推動“六大保護”融合發力，從而從案件內的權益保護延展至全方位的立體保護，實現從個案保護到源頭治理的整體躍升。可見，未成年人檢察所行使的法律監督權，不僅包括狹義的訴訟監督，而且涵蓋國家公訴人、國家監護人、權利保護官等綜合職能。

未檢職能的發揮對于推動未成年人綜合保護體系的建立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包括建立檢察機關保護未成年人內部橫向與縱向銜接機制，防止出現保護真空；與其他執法、司法機關建立銜接機制，形成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工作體系；與政府部門、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等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推動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借助社會專業力量的長效機制；通過發揮法律監督職能，強化對各類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偵查和刑事審判、刑事附帶民事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確保未成年人得到妥善照料，并運用檢察建議督促有關部門建章立制，加強對重點未成年人群體的保護等。

記者：今年最高檢工作報告顯示，2025年，檢察機關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分別下降2.2%和9.8%。這是近五年涉未成年人犯罪首次呈現“雙下降”。您如何看待這一變化？

宋英輝：我認為，對這一變化應積極、理性地看待。首先，“雙下降”本身是一個值得重視的信號，說明近年來我國未成年人保護和犯罪預防工作持續發力，開始在案件數據層面顯現成效。特別是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下降幅度更大，說明在部分地區和部分領域，前端預防、分層干預、綜合保護等措施正在發揮作用。也就是說，這不是單純辦案數量的波動，更可能反映出未成年人保護和犯罪預防工作正在由末端應對向前端治理轉變。當然，對待這一變化也不能簡單樂觀。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都具有較強的結構性和反復性，某一年度出現下降，并不意味著問題已經得到根本解決。當前仍然存在嚴重犯罪低齡化、網絡侵害復雜化、校園欺凌隱蔽化、家庭監護弱化等一系列挑戰。因此，我們既要看到成績，也要保持清醒。

記者：您認為未檢工作在“雙下降”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宋英輝：未檢工作之所以能夠對這種變化發揮作用，我想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第一，未檢工作這些年越來越強調預防性理念。圍繞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檢察機關通過督促監護、附條件不起訴、幫教考察、分級干預和社會支持體系建設，把一些問題盡量解決在前端和早期階段。第二，未檢綜合履職能力不斷增強。近年來，未成年人檢察通過“四大檢察”綜合履職等方式，更廣泛地參與未成年人保護。比如對學校、平臺、經營場所和監護職責落實情況的監督，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問題的公益訴訟介入，對重點領域進行類案治理等等，這些都在改善未成年人成長環境。第三，未檢在推動“六大保護”融合發力方面起到了越來越明顯的作用。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從來不是單一司法問題，而是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和司法等多方面問題疊加的結果。未檢通過銜接資源、督促履職和源頭治理，實際上推動了未成年人綜合司法保護從個案辦理走向系統治理。

所以，我認為，“雙下降”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未成年人保護和犯罪預防體系持續發力的階段性體現。它既說明未檢工作的方向是正確的，也說明其價值正在不斷顯現。

奔赴新程

初心不改，篤行不怠

記者：站在未檢工作創建40周年的新起點上，您認為未來未檢工作還有哪些需要更多關注、繼續完善的方面？

宋英輝：面向新征程，未成年人檢察應當在黨的領導下，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充分釋放引領性、預防性以及促進性法治效能，以一種更為主動的姿態參與社會治理，講好具有中國特色的未成年人檢察故事，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獨特的檢察智慧。

比如，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隨著風險社會的來臨，傳統的以事后救濟為主的未成年人權益消極保護策略難以回應新業態領域治理需求。公益訴訟檢察職能充分體現了對未成年人公共法益的積極保護姿態，其以預防與消解未成年人群體性風險為目的，以監督法律的正確實施來促進國家治理，突出表現在主動性與全流程性。2025年11月，最高檢出臺《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案件工作指引》（下稱《指引》），系統規定了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案件的適用范圍、線索來源、重點領域、辦案質效和大數據運用等內容，明確了涉未成年人食品藥品安全治理、未成年人個人信息和網絡保護等六大重點關注領域。檢察機關應遵循《指引》要求，積極介入網絡游戲、校園安全、食品藥品等關系未成年人群體性權益的領域，通過檢察建議和公益訴訟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職，實現從個案辦理向社會治理的實質性轉變，使得風險社會背景下未成年人權益的普遍化保護需求得到滿足。

又如，深化未成年人檢察綜合履職。針對刑事、公益訴訟檢察業務發展較快，民事、行政檢察業務相對薄弱的情況，聚焦未檢辦案環節，統籌綜合履職。建立未檢不同職能間的線索移送與辦案聯動機制，如在辦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應同步審查未成年人其他權益是否遭受損害，移送案件相關線索，拓展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案件來源。建立上下級檢察院之間的業務指導機制，通過在未檢系統內部建立縱向的業務統一協調機制，確保重大疑難案件、新興治理需求等信息的及時反饋，以及理論指導、案例指導等工作的順暢進行。另外，需要關注未成年人檢察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推動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東部沿海城市與中西部城市之間，城鎮與鄉村之間，甚至同一轄區不同地方之間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發展水平。

再如，統籌推進未檢工作的數字化賦能。應樹立正確的數字未檢觀。“智慧未檢”建設應始終立足未檢業務，深入推動未檢業務與數據深度融合，構建適應法律監督特點的大數據交換共享體系，建立涉未成年人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等，探索建立多部門、跨領域、深層次的數據共享交流機制，推進法律監督體系和法律監督能力現代化。對于未檢辦案信息共享平臺，應引入個人信息保護規則，確保未成年人隱私和個人信息得到及時有效保護。

此外，加強未檢專業化與社會化建設、強化未成年人檢察理論研究、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福利制度銜接機制、深化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等等，都是未來未檢工作應當重視的內容。

記者：您剛提到，要加強未檢專業化建設，您認為新時代未檢人應具備哪些品質和素能？

宋英輝：未成年人身心尚處于快速發育階段，如果司法過程或者采取的處理措施不專業、不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可能導致其心智或人格出現問題，造成更大社會隱患。從該角度講，未成年人司法的方式方法應有別于成年人司法，需要專業化辦案隊伍，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實行優先保護、特殊保護、雙向保護。

未成年人保護和犯罪預防工作，需要辦案主體具備多元知識供給。應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除了具備法律知識，辦案主體還須具備理性且具有保護兒童的赤誠品質，以及對接家庭、學校等與未成年人生活、學習、身心健康等密切相關主體的能力。檢察機關應積極培育專業化工作隊伍，圍繞未檢職能進行綜合全面的業務培訓與能力塑造。此外，還需引導辦案人員深刻領會高質效辦案的實質要求，深刻認識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的特殊價值，并以此依法準確開展工作。

記者：這么多年來，您為推動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與努力。對于正在成長中的孩子們，尤其是那些走過彎路、需要被拉一把的孩子們，您有什么想對他們說的嗎？

宋英輝：我想對孩子們說，走過彎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犯錯之后就認定自己沒有機會了。

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最大的不同之一，就在于你們還在成長，還具有很強的可塑性。法律之所以對未成年人采取特殊保護、特殊程序和特殊措施，并不是因為可以放任錯誤，而是因為我們始終相信，許多孩子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人生就已經被定型。國家、社會、學校、家庭，包括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公安機關，對未成年人案件投入這么多精力，不是為了給誰貼標簽，而是為了盡可能把你們從錯誤道路上拉回來，讓你們還有機會重新開始。

但我也想說，真正能幫助你們的，是你們自己愿意重新站起來。犯錯之后，需要的是認真面對自己的問題，珍惜別人幫助你的機會。很多走過彎路的孩子后來能夠回到正軌，并且在一些領域取得成功，是因為在關鍵時候，他們愿意接受幫助，愿意重新學習怎樣與家人、同學、社會相處，怎樣尊重規則、尊重別人、尊重自己。

還有一點我特別想提醒孩子們，成長過程中遇到困難、委屈、挫折，甚至已經做了錯事，都不要一個人硬扛著，更不要覺得沒有人會管你，可以找你信賴的人說出困惑、尋求幫助。我想未成年人檢察之所以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在孩子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司法不會缺位。所以，不要輕易否定自己，也不要輕易放棄自己。只要還愿意往前走，眼里有光、心中有愛，就始終有把路走回來的可能。

記者：最后，請您用一句話寄語堅守在一線的未檢檢察官們，共同迎接未成年人檢察的下一個新篇章。

宋英輝：未檢辦理的不只是一個案子，更是在守護一個孩子的未來、一個家庭的希望，也是在為中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寫下最生動、最有分量的篇章。

未檢工作是一項很辛苦，也很有價值的事業。它既要求大家有法律人的專業，也要求大家有教育者的耐心、保護者的責任心和建設者的眼光。40年一路走過來，渝檢護“未”團隊代表被授予“時代楷模”稱號、最高檢未成年人檢察廳第二辦案組獲得“全國三八紅旗集體”榮譽稱號，都說明未檢工作取得的成就已得到國家和社會的高度肯定，未檢工作在新時代法治建設中越來越體現出政治意義、法治意義和民生意義。未檢40年取得的成就充分說明：道阻且長，行則將至。

愿我們的未檢檢察官，繼續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把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未成年人案件落到實處，把未檢綜合履職與“六大保護”融合發力結合起來，行而不輟，未來可期，共同迎接未成年人檢察事業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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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檢察日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