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當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促成南北統(tǒng)一時，國人對他有多期待？“中國華盛頓”這個稱號，是他一生中收到過最真誠的贊美。黃興當時對袁世凱說：“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立憲派領袖張謇也認為，“非洹上不能統(tǒng)一全國”。那時的袁世凱，確實拿著全中國最好的一副牌，威望如日中天。
然而短短三年多后，他頂著一片鋪天蓋地的罵名宣布恢復帝制，當了83天“洪憲皇帝”就在全國唾罵中悲涼死去。從頂點到深淵的急速墜落，成了袁氏一生最令人驚愕的裂谷。
一個天下權柄盡在手中、被外界視為救世主的袁世凱，為什么偏要在最不該碰的政治雷區(qū)引爆炸藥？
最直觀的原因，是袁世凱骨子里的帝王思想從未真正被共和磨滅過。
作為從封建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梟雄，袁世凱身上的封建帝王思想是相當濃厚的。早在其十三歲的時候，就曾做過一幅對聯(lián)：“大澤龍方蟄，中原鹿正肥”。將自己比作志在逐鹿中原的“潛龍”，用意不言而喻。辛亥革命后他雖然成為了大總統(tǒng)，卻在內心經歷了深刻的權力失落——共和制度講究的是分權制衡與政治妥協(xié)，但讓一個向來乾綱獨斷的人跟一群議員反復商量，這無疑是種折磨。他曾在私下里極為泄氣地向外國顧問抱怨，共和制的總統(tǒng)“權力遠不及他做總督年代的權力大”。
于是，他開始另尋出路。先是修改《大總統(tǒng)選舉法》，規(guī)定“大總統(tǒng)每屆任期10年，連選連任，無限制”“大總統(tǒng)繼任人由現任大總統(tǒng)推薦候選人三名”——這等于就是終身制，而且還可以自定繼承人。從這兩點來看，這個大總統(tǒng)其實已經和皇帝沒有太多區(qū)別，僅僅是稱呼不同而已。可老袁卻依然不滿足于此。
而另一個被史學家反復提及的細節(jié)則更令人唏噓——袁世凱有一個心結，因為他的前兩輩人都沒有活過59歲，1916年袁世凱58歲（虛歲），所以他覺得有必要在59歲之前完成稱帝這件事。袁克定看穿了這一點，告訴父親登基做“真命天子”便能沖撞宿命、破解袁家長壽之關。一個手握天下兵權的梟雄，竟被迷信和家族短壽的恐懼推向了懸崖。
如果說內心深處的帝王欲望是內因，那身邊一群各懷鬼胎的人，則是在外面拼命推著他往前走的人。
史學界一般認為，對袁世凱最終稱帝起到影響作用的有三個人。首推長子袁克定。袁世凱一妻九妾、膝下十七個兒子，當慣了“太子爺”的袁克定明白一個簡單道理：總統(tǒng)不可世襲，只有等老爹坐上龍椅，自己才能順理成章繼承“天下”。于是，袁克定精心編織謊言，不但四處游說親信，甚至專門偽造了一份日文報紙，故意將風向做成帝制大得人心的模樣。
然后便是楊度。1915年8月14日，楊度串聯(lián)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聯(lián)名通電各省，發(fā)表組織“籌安會”的宣言。楊度為理事長，公然鼓吹帝制。當楊度呈上一份兩萬多字的《君憲救國論》時，袁世凱如獲至寶，親自為他題寫“曠代逸才”匾額以示賞識。更諷刺的是，袁世凱叫楊度只做幕后人不拋頭露面，但楊度認為這樣一個改朝換代的大問題，應該讓他親自出馬，否則將來做不了開國元勛——這種利令智昏的投機心態(tài)，正是帝制鬧劇的縮影。
另一個關鍵人物是美國政治顧問古德諾。這位書呆子發(fā)表了一篇萬言長文《共和與君主論》，從純學理上論證“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這篇不看國情的學術論文，精準地戳中了袁世凱那顆躁動的心。從歷史合力論的視角來看，洪憲帝制的出現并非一場蓄謀已久的政治陰謀，而是多種社會力量共同推動形成。
然而，真正把袁世凱推向深淵的，是他對國際局勢的致命誤判——尤其是對日本。
1915年1月，日本趁著西方列強在一戰(zhàn)中無暇東顧，向袁世凱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為了得到日本對他復辟帝制的支持，不敢斷然拒絕日本的要求。他一度產生錯覺，以為日本人支持他稱帝。
最初日本的態(tài)度確實頗為模糊。1915年10月，袁世凱讓駐日公使陸宗輿向日本外相“攤牌”時，日本還在猶豫。但當袁世凱真正決定稱帝后，日本的態(tài)度急轉直下。日本駐華公使聯(lián)合英國、俄國公使一起向袁世凱“勸告”：“日政府以友誼的見解，深為大總統(tǒng)不取”，“深望大總統(tǒng)將改制延期如何”——名義上是勸告，實際上就是反對。隨后日本外相對陸宗輿的態(tài)度強硬起來：“如中國數月內仍改帝制，此時本大臣無以上對天皇，下答議會。”
更致命的是，護國運動的背后也有日本人的身影。日本先后資助了許多反對袁世凱的人。與此同時，日本又出面阻止將鹽稅的余款交給北洋政府，導致袁世凱的財政雪上加霜。到了1916年4月，陸宗輿照會日本請求援助，日本外相卻回電邀請袁世凱到日本避難，充滿了嘲諷之意。
英國的態(tài)度同樣讓袁世凱誤判。一戰(zhàn)期間，協(xié)約國的英、法、俄、意等國視帝制問題為中國內政，只要北洋政府保證恢復帝制不引發(fā)國內動亂、危害外國在華利益，他們就不會干涉。袁世凱將這種“不干涉”理解為“支持”，卻忽略了英國因歐戰(zhàn)不利而對日本妥協(xié)的背景。夾雜在英日對東亞主導權的爭奪之下，袁世凱雖力行“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卻錯估了中國對于協(xié)約國的重要性以及英日同盟的約束力。
最終壓垮袁世凱的，是護國戰(zhàn)爭引爆的全面崩盤。
1915年8月24日，蔡鍔從北京趕到天津，與梁啟超密商重返云南、起兵討袁計劃。梁啟超隨后發(fā)表了那篇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給袁世凱的帝制自為當頭一棒。而蔡鍔則偽裝擁護帝制以麻痹袁世凱，以便逃出北京。12月25日，蔡鍔在云南正式宣布獨立，組織約兩萬人的討袁護國軍。
護國運動爆發(fā)后，袁世凱調兵遣將，卻發(fā)現連自己的嫡系武力都不聽招呼了。他的老部下馮國璋聯(lián)合數省將軍通電反對帝制。各省紛紛獨立，短短幾個月，帝制運動的根基徹底瓦解。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廢除“洪憲”年號。從稱帝到取消帝制，總共經歷了83天。
袁世凱死前曾留下悔恨之言——不同版本的記載中，矛頭指向了兩個人：一個是長子袁克定，“終身威名，皆爲汝所敗”；另一個是楊度，“楊度誤我”。然而歷史判斷無情。說到底，最終做出抉擇的，是他自己。
袁世凱的人生悲劇，是整個近代中國轉型過程中的悲劇縮影。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中將他定位為“近代社會政治轉型期中，不幸的當國者之一”——一個值得同情的悲劇性人物。他本已身居民國開創(chuàng)元勛的寶座，也早已實現了“非袁莫屬”的政治統(tǒng)一。如果他安于大總統(tǒng)之位，或選擇制定相對成熟的憲法制度，人生結尾將截然不同。
然而，他始終無法戰(zhàn)勝內心那個活在兩千多年里的“皇帝幽靈”。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袁世凱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洪憲帝制不具有合法性”——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權威已經被徹底打碎，再度重建不僅需要時日，而且要有強大的武力作為背景。而此時，連他的嫡系武力都不聽招呼了。
從“中國華盛頓”到“竊國大盜”，袁世凱的一生濃縮了近代中國告別帝制歷程中最沉重也最荒誕的隱喻：一個手握潑天富貴的梟雄，親手把自己送進了火坑。不是因為他不夠聰明，而是因為他算了一輩子賬，唯獨沒算明白一件事——人心不可逆，大勢不可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