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1月7日，北京賢良寺。
一位78歲的老人躺在病榻上，俄國外交官還在逼他在條約附件上簽字。他已經(jīng)吐了一整天的血，連筆都握不住了。身邊的人急得直哭，勸他歇一歇。他苦笑一聲，說了句讓在場所有人動容的話：“臨事方知一死難。”
兩天后，他斷了氣。臨死前，俄國人還在逼他簽字。
這個人就是李鴻章。
他死后，棺槨從北京運回合肥老家，沿途百姓往棺材上扔爛菜葉、潑臟水，罵他是“賣國賊”“漢奸”。而朝堂之上，慈禧太后哭得死去活來，嘆道：“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
一個人，為什么會在死后被國民和朝廷如此截然對待？他到底是“千古罪人”，還是“大清裱糊匠”？今天，我們不妨把那些情緒先放下，看看這個被罵了一百多年的人，究竟冤不冤。
先看看他接手的是一副什么牌。
1870年，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實際上成了晚清外交和洋務(wù)的總負責人。這時候的大清國，剛被英法聯(lián)軍燒了圓明園，簽了《北京條約》，內(nèi)憂外患，千瘡百孔。李鴻章面對的，是一個財政枯竭、軍隊腐朽、科技落后、列強環(huán)伺的爛攤子。他手里有什么？沒有強大的國力支撐，沒有現(xiàn)代化的軍隊，甚至連一個懂國際法的外交人才都找不出來。
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干了什么？
他創(chuàng)辦了江南制造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wù)局、天津電報總局，組建了中國第一支近代化海軍——北洋水師，派遣了第一批留美幼童。在1895年以前，洋務(wù)改革的絕大部分努力，都是他一個人在推動。李鴻章的目標很明確：用二十年和平時間，把大清國從農(nóng)業(yè)社會拽進工業(yè)時代。
這個思路，放到今天看，仍然是對的。
但問題來了：一個人再能干，能拖得動一個拒絕改革的帝國嗎？
甲午戰(zhàn)爭前，李鴻章多次上書請求添購軍艦、更新裝備。可戶部以“國庫空虛”為由，連續(xù)兩年凍結(jié)海軍經(jīng)費。錢去哪了？修頤和園了。慈禧太后六十大壽，光是頤和園工程就花了三千萬兩白銀——夠買三支北洋水師。李鴻章在前線急得跳腳，后方卻在為一場壽宴掏空國庫。等戰(zhàn)爭真的打響了，他手里那支七年沒添一艘主力艦的北洋水師，拿什么去跟日本拼？
黃海海戰(zhàn)，北洋水師損失五艘戰(zhàn)艦，千余人傷亡，而日本聯(lián)合艦隊未沉一艦。這不是李鴻章的失敗，是整個帝國的失敗。
但民眾不管這些。他們只看到：仗打敗了，你去簽了《馬關(guān)條約》，割了臺灣，賠了兩億兩——你不是賣國賊誰是？
問題是，李鴻章有選擇嗎？
甲午戰(zhàn)敗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點名要李鴻章去談判。不是因為他好欺負，恰恰因為他太重要——只有他能做得了這個主，只有他簽的字才算數(shù)。談判期間，他還被日本刺客槍擊，臉部中彈，血流如注。醒來后的第一句話是：“此血可以報國矣。”然后擦干臉上的血，繼續(xù)去談判桌上討價還價。
在馬關(guān)，他拼盡全力把賠款從三億兩減到兩億兩，把割地范圍從整個遼東半島縮減到臺灣和澎湖。他知道自己簽的是賣國條約，但如果不簽，日本大軍直逼北京，后果更不堪設(shè)想。簽，是賣國；不簽，亡國。他選了前者，然后背了一輩子罵名。
1901年的《辛丑條約》更慘。八國聯(lián)軍打進北京，慈禧帶著光緒跑了，留下李鴻章一個人跟十一個國家談判。賠款四億五千萬兩——按當時中國人口算，每個中國人賠一兩。這個數(shù)字就是赤裸裸的羞辱。但李鴻章還得簽，因為不簽，聯(lián)軍就不撤出北京。
簽字那天，他把自己名字“李鴻章”三個字簽得擠成一團，像一堆“肅”字。虛弱，辛酸，悲苦。回府后大口吐血，沒多久就死了。
那么，他真的是“賣國賊”嗎？
梁啟超在李鴻章死后寫過一段很公允的話：“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于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zhí)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翻譯過來就是：如果中國所有的失敗都讓李鴻章一個人背鍋，那他一個人死了倒沒什么可惜的，但那些真正誤國的執(zhí)政者，反而因此逃脫了懲罰。
這話說得太重了，但也說得太對了。
慈禧才是那個挪海軍軍費修園子的人；光緒和翁同龢才是那個七年不給海軍添一艘軍艦的人；滿朝文武才是那個整天喊著“祖宗之法不可變”卻拿不出任何救國方案的人。可最后，背罵名的只有李鴻章一個人。他一生簽訂了三十多個條約，大部分不平等。但他真的“愿意”簽嗎？哪一次不是被逼到絕路才簽的？哪一次不是頂著“賣國賊”的罵名去給帝國擦屁股？
他就是一個給破房子糊窗戶紙的裱糊匠——房子是漏的，柱子是朽的，他只能今天糊東墻、明天補西墻。外面的人看見窗戶紙又破了，罵他糊得不好。可誰去想過，那房子早就該拆了重蓋？
寫了這么多，并不是要給李鴻章翻案。他當然有他的問題：任人唯親，淮軍內(nèi)部腐敗嚴重；有時過于依賴外交妥協(xié)而延誤戰(zhàn)機；簽訂《中俄密約》時收受過俄方賄賂。這些都不是能洗白的。
但我們要看到的是：在那樣一個腐朽的體制里，一個人能做的，實在太有限了。
李鴻章一輩子最懂“弱國無外交”這五個字的重量。他知道自己每次簽字都是在給民族留下屈辱，但他也清楚——如果他不簽，屈辱只會更深。他不是英雄，但他也不是小人。他是一個在歷史夾縫里苦苦掙扎的悲劇人物，一個用自己的脊梁撐起將傾大廈最后一點體面的裱糊匠。
今天，當我們再提起李鴻章這個名字時，也許可以少一點謾罵，多一點理解。那個在賢良寺吐血而亡的老人，不是賣國賊——他只是一個太晚生、又太早死的“裱糊匠”，用自己的方式，為那個注定要倒塌的帝國，多撐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