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上海，很多資本家都在琢磨同一件事，怎么離開，榮毅仁思考的卻是另一件事，怎么留下？

這個決定，讓榮毅仁把家族經營半個世紀的商業帝國親手交給國家，但也將他的個人命運和國家綁定起來，換來青史留名的榮耀。

1

榮毅仁出身的榮氏家族，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崛起的民族資本家族。

早在清朝光緒年間，無錫榮氏的榮俊業便先后進入福建船政大臣張佩綸、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府，深度參與機要事務，積累了廣泛的人脈和資源。憑借這份底蘊，榮俊業的族侄榮熙泰，得以在上海開辦錢莊，一朝發跡。

后來，榮熙泰生育兩子，分別是榮宗敬和榮德生。

兄弟兩人成年以后，不僅繼承了父輩的錢莊生意，還在上海、無錫、漢口等地開辦了面粉廠和紡織廠。到了1922年，榮氏家族十二家面粉廠的產能，就占到全國民族資本面粉總產能的三分之一，九家紡織廠的紗錠和布機，占全國民族資本紡織設備總數的五分之一。

這些滿足吃穿的產業，給榮氏兄弟換來面粉大王、棉紗大王的稱號，也為榮氏家族賺到富可敵國的資本。

然而，好景不長。

十數年后，日本全面侵華，定居上海的榮氏家族首當其沖，家族產業要么被戰火燒毀，要么被日本剝奪，僅剩的幾處產業也被分割在上海租界和陜西寶雞，榮宗敬為避禍，更是死在香港。

說一句家族淪落，毫不為過。

好不容易等到抗戰勝利，榮氏家族以為能夠恢復以往的地位，誰知，一連串匪夷所思的事情接連發生——

日本強占的工廠，按理應該還給榮家，但被國民政府官僚攔截。

戰后本應恢復社會秩序，榮德生卻兩次遭遇國民黨軍官綁架，勒索款項將近百萬美元。

榮毅仁已出任面粉公司經理，勉力維持經營，國民政府官員卻污蔑他的面粉是發霉產品，將其逮捕入獄。

親眼目睹這一切的榮毅仁，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國軍失望透頂。

他在圣約翰大學讀書時，修的就是歷史專業，非常清楚歷代政權是如何興起又是如何衰敗的，現在再看國民黨的做為，典型的末日景象，哪有一絲國家政權的樣子？

如果追隨國民黨離開大陸，前景是肉眼可見的一片黑暗。

那不追隨國民黨，去其他國家獨自發展，可不可以？

可以。

榮氏家族經營半個世紀，有的是海外關系、有的是存款財富，即便不追隨國民黨去臺灣，香港、南洋、美國、歐洲也是任他們選擇。以他們的關系和財富，走到哪里都是座上賓。

但，面對這個選擇，榮毅仁還有另一個考慮——

榮氏家族的根基在中國大陸，如果去了其他國家，重頭再來很不容易，未來極有可能是守著余財度日的寓公。

但中國政權即將更替、新的中國即將成立，首當其沖的任務便是恢復經濟。在這種歷史的關鍵時刻，如果留在大陸，自己的關系、人脈、家業、能力，說不定能派上更大的用場。

可以說，其他資本家想的是現在能帶走多少錢，榮毅仁想的是將來能做多少事。

因此在1949年，當所有上海資本家面臨走或留的抉擇時，榮毅仁便和父親榮德生達成共識：

哪都不去，留在上海。

2

要留下來做更大的事，必須甩掉一些舊的歷史包袱，榮毅仁很清楚，有舍才有得。

那要舍棄什么，又能得到什么呢？

中國革命數十年，一直宣揚的思想就是實現公有制，這一點，我黨從來沒有隱瞞過，榮毅仁也肯定不陌生。

既然中國革命的方向是公有制，自己又是上海的資本家，那么榮毅仁的選擇就很明確了，即舍棄資本家的身份，把家族經營半個世紀的產業，融入國家崛起的歷史進程，將一家一姓的小利，化為家國天下的大利。

簡而言之，變私為公、化家為國，把自己、家族的命運和國家綁定在一起。

以前的家族產業是為自家賺取利潤。以后的家族產業要為國家和人民服務。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0年的時候，榮毅仁便向上海政府提議，在紡織行業，是否可以由國家提供棉花、工廠收取一定的加工費，把棉花加工成棉紗，再交給國家？

這個建議，事實上是榮毅仁放棄了工廠的自主經營權，并邀請國家深度參與紡織行業的上下游。

很快，榮毅仁的建議得到上海政府的認可，推廣到全市的紡織業，再過一段時間，這種模式又得到陳云的重視，“加工訂貨”模式就此走向全國。

這，便是榮毅仁和國家綁定的第一步。

緊接著，榮毅仁邁出第二步，公私合營。

現在回頭來看，中國的公私合營，主要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到1953年，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初步改造，所得的利潤用“四馬分肥”的方法分配，即工廠營業額的30%做為稅收上交、30%做為工廠公積金、15%是職工獎金、25%分給工廠經理和股東。

第二階段是1954年到1955年。

那年，國家正式通過“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中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期間，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國家掌握所有的生產資料，為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基礎。

于是，資本主義工商業開始選定個別企業和工廠，試行公私合營，并決定在此后若干年內，將雇傭十個以上工人的私營工商業，納入公私合營的范圍。

看到這些政策，榮毅仁知道，不亞于1949年決定去留的重要時刻，到了。

既然公私合營是大勢所趨，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最終目的，那就不要有任何猶豫。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往往會得到最豐厚的回報，尤其是對于榮氏家族這種有名氣、有地位的民族資本家族來說，此時的態度和示范作用，尤為重要。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4年5月，榮毅仁便主動提出，榮氏家族的所有企業和工廠都實行公私合營，事實上完成了家族產業的國有化。

差不多同一時間，北京同仁堂經理樂松生，也向北京政府提交公私合營的申請，將同仁堂轉變為第一家公私合營的中華老字號。

而在榮毅仁等人的帶動下，從1955年下半年起，公私合營便順利進入“全行業改造”的第三階段，僅用一年半的時間，中國私營工業人數的99%、私營商業人數的85%，都參加了公私合營。

做為補償，企業和工廠的股東可以按照參股份額，每年領取5%的利息，為期十年。

這點股息收入，遠遠低于企業原來的利潤，甚至比不上銀行的定期存款利率，表面上看，這是一筆虧本的生意。

但實事求是的說，給股東發股息，從一開始就不是一筆生意，而是給資本家的一份體面，讓他們以不流血、不失尊嚴的方式，退出歷史舞臺。

這層潛臺詞，恐怕，榮毅仁一開始就領悟出來了。

正因為領悟了還主動迎上去了，所以這件事給榮毅仁換來一個“紅色資本家”的稱號，幫他徹底舍棄舊的歷史包袱。

3 公私合營是新中國劃時代的一件大事。

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重塑了地方秩序。剿匪消滅了殘兵和土匪，整頓了社會治安。公私合營則是收編了資本家，把舊中國唯一沒被戰爭打垮、且能自成體系的經濟金融力量，整合到國家政權里。

完成這件事，中國重塑社會結構的最后一塊拼圖，才算嚴絲合縫的拼上了。

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中國的公私合營是有開創意義的。

例如蘇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用的方法是“剝奪剝奪者”，資本家一律打倒、財產一律沒收，干凈利落。東歐各國也是大同小異，國有化的命令頒布下來，一夜之間剝奪的干干凈凈。

唯獨中國，給資本家留了一份體面，不沒收、給贖買、發定息，讓他們自己走進新世界。

為什么這樣做？

因為教員認為，中國的民族資本家有兩面性，一面是對內剝削，一面是受外國侵略者凌辱。這樣一個階級，固然是新中國不能容忍的，但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也是舊中國的受害者。

對待他們，簡單粗暴的沒收，實在不合情理。

此外，民族資本家不僅有廠房、機器等看得見的生產資料，還有數十年來積累的經營能力、技術隊伍、市場門路，和消滅土匪一樣消滅他們很容易，可一旦消滅了他們，那些看不見的資產也隨之而去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給資本家留一份體面、給一條出路，便把對抗變成合作，遠比消滅他們有利的多。

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是正確的。

1956年完成公私合營時，當年的全國勞動生產率就比前一年增加30%、工商業總產值比前一年增加32%，1957年又比1956年增加8%，工商業肉眼可見的繁榮起來。

而做為第一批主動合作的民族資本家，榮毅仁得到的體面和出路，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

1957年，榮毅仁當選上海副市長、市工商聯副主委。

1959年，榮毅仁升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進出口管理委員會顧問。

短短數年時間，榮毅仁由商入政，不僅成為中國民族資本家的代表人物，更是把自己的影響力，從一個家族企業、兩個行業和市場，覆蓋到整個中國范圍內。

他自己都自豪地說：“我所管理的企業、事業，遠比家族企業大得多。”

這，便是榮毅仁“舍”之后的“得”。

4 當然，榮毅仁的路也不是一直順利。

榮毅仁在政治上風光了不到十年，大革命便迎面而來，在這股大潮下，他的資本家身份又被重新翻出來，戴上了“大走資派”的帽子。結果就是，家里的名貴字畫和精致擺件都被搬走，他本人也被安排去洗廁所、運煤炭。

妻子一度抱怨，說當初就應該去香港。

榮毅仁反駁道：

“我和你的根本分歧就在這里。你要記住，我第一是國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

這個時候的榮毅仁，其實并不知道未來的命運會怎樣，他說這樣的話，不過是一種本心、一種直覺。

歷史往往是這樣。

它給你的榮華富貴，可能隱藏著隕落的危險，它把你踩在泥潭，卻有可能蘊含著沖天而上的機會。

榮毅仁那代人的轉機，出現在1979年。

那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開完，中國決定調整國家戰略，實行改革開放。改革，意味著逐步瓦解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開放，意味著中國要和西方國家接軌，不再一邊倒向社會主義陣營。

這兩件事，恰恰都是榮毅仁擅長的。

于是在1月17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會堂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五人涮羊肉，明確表態，“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言外之意就是，你們的錢、你們經營商業的能力，國家要用，現在就用。

這層意思，榮毅仁聽懂了。

不久后，他就給小平同志寫了一封報告，建議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成立一家信托公司，幫助國家引進外資、盤活經濟。

這，正是小平同志希望榮毅仁做的事，隨即接受他的方案，并專門叮囑道：

“你來帶頭辦實體，搞成對外開放的窗口。人由你選，業務由你管，事情由你負責。要排除干擾，不要搞成官僚主義企業。”

一句話，這件事就托付給你了，你來全權負責。

就這樣，同年10月，國務院批準設立的國有獨資企業，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在北京成立，注冊資金兩億元，榮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長。

日后名震中外的中信集團，就此啟航。

此后十年，榮毅仁利用沉淀半生的經營能力、以及榮氏家族的海外關系等有利條件，領導中信公司給改革開放事業牽線搭橋，在國際上闖出偌大名聲，成為世界各國觀察中國的窗口。

葉帥都承認，榮毅仁的作用，別人替代不了。

基辛格甚至評價說，榮毅仁是既了解東方、又了解西方的企業家。蘇聯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他們沒有榮毅仁一樣的企業家。

兜兜轉轉一大圈，榮毅仁又成了那個紅色資本家。

等到1993年卸任董事長的時候，中信已經從十幾人的小公司，成長為三萬員工、八百億資產的龐然大物。而憑借這項功勞，榮毅仁成功當選為國家副主席。

他在四十年前做的那個抉擇，在此時獲得最大化的回報，一家一姓的小利，也再次化為家國天下的大利。

5 現在回到故事的開頭，再來看榮毅仁的選擇。

如果榮毅仁選擇離開，那么他的命運和其他同行不會有什么區別，買一座莊園、建兩棟別墅、投資幾個產業。猶如舊政權的遺老遺少一樣，平平安安過完一生，默默無聞。

但榮毅仁選擇留下，擁護新政權，和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盡管期間有很多波折，可終究是順利走完全程，并且一路昂揚直上，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國家的青史中。

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做出這樣的選擇，也不是每個做出選擇的人，都有機會復刻這樣的命運。

榮毅仁做到了。

這正是榮毅仁最傳奇的地方，他和他的家族走的每一步，都精準的把握住時代的脈搏——

實業救國的時代，榮毅仁的父祖利用政商關系和經營能力，成為民族資本第一門戶，為后來的輾轉騰挪留下余地。

革命狂飆的時代，榮毅仁當機立斷，把家族產業全部國有化，為他打開了進入新政權的門戶。

改革開放的時代，榮毅仁重新出山，把家族的百年沉淀和個人的畢生積累，變成一個個項目、一家家企業，用自己的特長滿足了國家的需求。

將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結合起來，走出獨特的人生路，大抵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