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戰爭或許已經結束，但“種族滅絕”這一誣指并未停止。所謂誣指，是指將以色列和海外猶太人錯誤地說成對他人實施種族滅絕。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借此顛倒大規模迫害敘事，抹去猶太人在大規模迫害中的受害者身份，并將這一身份賦予巴勒斯坦人。

鑒于這種說法已廣泛傳播，有必要理解它的來源、為何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被迅速放大并擴散，以及為何在戰事趨于停息時，一些加沙人在社交媒體上將自己稱為“大規模迫害幸存者”。英國米德斯通國際事務中心運營總干事法蘭·杰弗里說，這一誣指是“針對以色列的宣傳戰的核心支柱之一，而這場宣傳戰已成為現代地緣政治中組織最嚴密、手法最成熟的敘事運動之一”。其重點在于“把以色列塑造成道德上的異類”。

這場宣傳戰建立在數十年前蘇聯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基礎上。戰后西方社會對納粹式反猶主義形成了強烈禁忌，但反猶太復國主義借助針對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隱蔽誣指，繞開了這一禁忌。利用這一漏洞，當代西方左翼重新使用了蘇聯時期的大量話術，其重點顯然是傳播效果，而非事實準確性。

印第安納大學當代反猶主義研究所副所長、教授京特·伊凱利寫道：“如果按照公認的種族滅絕法律定義來衡量，這一指控顯然不成立——它構成了對一個國家的誹謗和妖魔化。它會直接影響美國及其他地區的猶太人：猶太人會不斷被懷疑是在支持一個‘邪惡’國家。”

為了避免這種說法引發認知沖突，反猶太復國主義提供了一套預先準備好的解釋。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創始人亞當·路易斯-克萊因說：“任何意識到敵視猶太人可能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人，都可能感到某種道德污染——從這個意義上說，自己仿佛‘像納粹一樣’。”在納粹主義仍被普遍視為不可接受的情況下，“這種負罪感必須立刻被倒轉，并投射到仇恨對象本身身上。

因此，反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核心特征，就是把‘猶太復國主義者’描繪成‘種族主義者’和‘納粹’，同時把巴勒斯坦人重新編碼為‘猶太人’或‘大規模迫害中的幸存者’。”Z3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伊莎貝拉·塔巴羅夫斯基指出，“把猶太復國主義等同于納粹主義、把以色列人等同于納粹”，可能是“反猶太復國主義最重要的誣指”，因為許多說法都由此延伸而來。“這相當于宗教反猶主義把猶太人等同于魔鬼。”

她說，蘇聯曾指稱“猶太復國主義者在二戰期間與納粹合作”。“如果你相信猶太復國主義者就是納粹，那么你就很容易相信他們在實施種族滅絕；而如果一個民族被指控犯下種族滅絕，那么這個民族就再也無法被洗刷。”危險也正在于此。如果猶太復國主義者——更準確地說，是猶太人——被認為是實施種族滅絕的人，那么針對猶太人的暴力似乎就會顯得合理。而上一次海外猶太人成為大規模暴力目標時，歐洲三分之二的猶太人被殺害。

大屠殺敘事的倒置正是這種怨恨的延伸結果。它淡化了大屠殺的特殊性，并把受害者改寫成加害者。杰弗里指出，在反以色列活動中，大屠殺敘事的倒置也是“一種道德盜用”，“即把大屠殺所具有的道德清晰性工具化，用來對付歷史上的受害者”。“其動機是從政治上重塑猶太人的記憶，或削弱以色列的道德地位。各種親巴勒斯坦和左翼團體已經熟練掌握了這種做法。”

例如，德國反猶太復國主義者曾宣布，計劃于4月在布痕瓦爾德舉行守夜活動，抗議“當前正在巴勒斯坦發生的種族滅絕”，時間特意選在布痕瓦爾德解放81周年之際。德國當局后來否決了這一活動地點。在哈馬斯于2023年10月7日襲擊以色列之后，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反復指控這個猶太國家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要維持這一指控，就必須無視并不存在種族滅絕的證據，同時重新定義這一概念，把它當作打擊以色列的工具。

不過，把以色列說成實施種族滅絕，并不是新現象。在六日戰爭期間的一場聯合國安理會辯論中，就有人指控以色列對阿拉伯人實施種族滅絕。戈達提到，亞西爾·阿拉法特1974年11月在聯合國發表講話時，曾提到巴勒斯坦人面臨“迫在眉睫的驅逐威脅”，并提及以色列的“集中營”。塔巴羅夫斯基回憶說，蘇聯媒體在1982年黎巴嫩戰爭期間指控以色列“對黎巴嫩人實施種族滅絕”。戈達指出，這種模式在幾次加沙戰爭中持續存在，只是現在被“極大強化”了。

戈達寫道：“很容易找到戰前把加沙比作華沙隔都、把以色列人比作納粹的說法。更近一些，在這場戰爭之前，也出現過將加沙紋身藝術創作與奧斯維辛相提并論的作品。但在過去兩年多圍繞‘種族滅絕’的指控中，把加沙與那段歷史悲劇相比較的說法已經全面盛行。”

加沙長期占據新聞頭條，使這片地區及其象征意義在許多美國人心中格外突出。反猶太復國主義活動人士以及美國的對手利用了這種關注，放大那些容易引發共鳴的信息。而在美國社會，“納粹”幾乎被普遍理解為極端邪惡的象征，因此圍繞這一點展開的傳播格外有力。

路易斯-克萊因指出，大規模迫害及其敘事顛倒是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核心，它“把針對猶太人的種族主義，轉化成對猶太人是種族主義者的指控”。在蘇聯這一套表述基礎上，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愛德華·賽義德后來又賦予其后殖民理論上的正當性，他把巴勒斯坦人描述為“受害者的受害者”。在左翼語境中，這幾乎是最高級別的道德身份。

“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后真相世界里，受害者身份不再建立在歷史現實之上，而是建立在自我建構之上，所以很多人會試圖讓自己被看作種族滅絕的受害者。”停止反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創始人納婭·萊赫特說，“‘大規模迫害受害者’可以被重新定義為任何自認為遭到種族滅絕針對的人。不難看出，別有用心者會多么輕易地利用這些被放松的定義。”

這種被修訂的定義，反映的更多是敘事戰爭的需要，而不是語言本身的準確性。反猶宣傳的傳播速度也已經改變。杰弗里提到，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蘇聯和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刻意把以色列描繪成一個‘納粹國家’。巴勒斯坦教材和媒體也經常重復這類類比，使其嵌入公眾意識”。而如今，互聯網可以在瞬間把反猶毒素傳播到全球。

伊凱利在電子郵件中寫道：“在我們的研究實驗室里，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反復看到這種模式：把受害者變成加害者，把加害者變成受害者，已經成為一種核心的反猶策略。它的目的，是制造混亂，侵蝕道德判斷，并使針對猶太人的敵意正常化。”

另有17%的千禧一代和15%的Z世代同樣不認為“用辱罵性稱呼或蔑稱來形容”猶太人有什么危害。藍方聯盟認為，這種正常化“改變了人們愿意容忍的東西”，而千禧一代和Z世代將仇猶視為問題的可能性，只有嬰兒潮一代的一半不到。值得注意的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正是社交媒體的活躍用戶，而社交媒體仍是針對以色列這場輿論戰的重要戰場。2023年10月7日之后的戰爭趨于結束時，反以色列的誣指并未消失。

但它也是一種‘挪用大屠殺敘事’的努力，因為在這種看法中，大屠殺被視為一個本就不該屬于猶太人的大規模苦難故事，是他們不正當地據為己有的。”換句話說，猶太人什么都不配擁有，甚至包括他們民族苦難的敘事。在這種有毒環境中，也有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訓。以萊赫特為例，她認為歷史正在重演。“反猶太復國主義帶來的教訓，將與此前一切反猶仇恨形式——無論是反猶教主義還是納粹式反猶主義——的教訓如出一轍：當針對猶太人的誣指得不到反駁時，它們就會助長騷擾和暴力。

正如世界最終認識到‘污染種族者’的誣指或‘弒基督者’的誣指，是危險的妖魔化工具一樣，‘種族滅絕’這一誣指也屬于反猶誣指的漫長歷史。”路易斯-克萊因則認為，關鍵在于承認“反猶太復國主義本身就是一種仇恨意識形態”，正如“猶太人及其盟友最終不得不承認‘反猶主義’的性質一樣”。在那場歷史悲劇發生之前，反猶主義也曾被辯解為“某種似乎還算講得通的政治立場”。

塔巴羅夫斯基說：“圍繞猶太復國主義的妖魔化是持續不斷的”，因此“這場戰爭的下一輪還會到來”。反猶太復國主義者“會繼續使用同樣的誣指”，保留一切被證明有效的話術。美國猶太人必須像軍事規劃者那樣做準備，用數年時間制定戰略和戰術。“我們現在該做什么，哪怕只是讓自己和身邊的人對這些誣指形成某種免疫？”她認為，可以“以安全的方式讓人們預先接觸宣傳”，從而形成一種認知免疫。美國猶太人還必須“在心理上做好準備”，以免“下次再被盟友拋棄時”感到徹底崩潰。

在評估當前局勢時，伊凱利總結說：“我們不應害怕指出這種瘋狂的本來面目，也應當以清晰的道德立場發聲，即便這并不受歡迎。現在迫切需要那些立場明確、具有道德根基的聲音。”杰弗里則就這種“經過數字化重新包裝的反猶主義”提出了幾項看法。首先，“猶太人的可見性與正當性永遠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無論一個群體看上去多么融入社會、多么安全。”偏見可能“披著新的、道德化的語言出現”，因此，對那段歷史慘劇的紀念“必須與警覺、清晰判斷以及命名新型仇恨的勇氣結合起來”。

“沉默和姑息只會招致歪曲”。重要的不只是辯護，更要界定當代仇猶的性質，并“毫不退縮地提出道德論證”。第三，“對抗仇恨”還應包括“以猶太人的方式生活，并為此感到自豪……對那些嘲弄或顛倒猶太人苦難的人，最有力的回應不是絕望，而是生命力”。最后，杰弗里還表示：“對于關心猶太人的非猶太人而言，這一時刻也是對道德一致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