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與胡惟庸案、郭桓案、藍玉案一起，被并稱為“明初四大案”，凡談明初史事者多會涉及。與其他三案相比，有關空印案的記載最為匱乏，而有些重要資料又沒有得到注意和使用，以致此案迄今仍使人感到有點撲朔迷離，就連發生時間也存在不同說法。茲不揣谫陋，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略作補證。

關于案發時間的不同說法

明代官方典籍對空印案并無具體記述，現存最重要的史料，是案發不久方孝孺寫下的三篇文章。一篇是《先府君行狀》，系為死于此案的其父方克勤所寫，其中談道：洪武八年（1375），方克勤遭人誣陷，“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于京師”。另一篇《葉伯巨鄭士利傳》，意在表彰洪武九年（1376）兩位冒死上書者的事跡，其中談道：“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谷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系獄中。”再一篇《鄭處士墓碣銘》，系為鄭士利之父鄭邦彥所寫，其中亦談到空印案：“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系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 對于空印案發生時間，三篇文章的說法高度一致，即發生在洪武九年。終明之世，似乎并無異說。

朱元璋

清修《明史·刑法志》則給出另外一種說法：“（洪武）十五年空印事發。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寧海人鄭士利上書訟其冤，復杖戍之。”不過，同書《鄭士利傳附方徵傳》卻又有矛盾的記載，該傳引方徵上書云：“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接著敘述方徵上書后，“貶沁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據此，空印案在洪武十三年（1380）前數年當已發生。《明史》作為基本史料影響甚大，其自相矛盾雖早有學者指出，但洪武十五年（1382）說迄今仍在流行。

到20世紀80年代，又出現一種新說法。孫達人先生發現《國榷》卷六“洪武九年閏九月丙午”條節引方徵上書，有“去年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之語，遂據“去年”斷言案發于洪武八年（1375）；他又據方孝孺《先府君行狀》中“（洪武八年）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之語，斷言“此案的發作更確切說在八年的年末”。陳梧桐先生亦指出《明史》記事自相矛盾，并引據《國榷》此條，認為方孝孺所說“不確切”，空印案發生年代“當為洪武八年”。劉孔伏等先生對這種新說法提出質疑，指出《國榷》此條提到曾秉正、方徵、葉伯巨三人上書，而《明太祖實錄》同日卻只記載了曾秉正一人上書。他推測談遷只看到三人皆“因星變求言”而上書，失之詳考，誤加上方、葉二人，方徵上書時間實際應在洪武十年（1377）。檀上寬先生也認為洪武八年說不能成立，他梳理了地方政府向戶部提交財政報告的流程，并結合《明太祖實錄》中洪武九年六月和七月兩次大規模任命地方官員的記載，推斷空印案發生在洪武九年上半年。

案發時間當為洪武九年

上述三說之中，《明史·刑法志》所說的洪武十五年（1382），既與同書《方徵傳》相互矛盾，也無任何其他旁證史料，盡管被不少學者采用，但顯然難以成立。出現這種錯誤的原因，有些學者認為是《明史》抄錄方孝孺《鄭士利傳》時將“九年”訛誤為“十五年”，其實未必這么簡單。劉辰《國初事跡》提到空印案時，將此案與行用半印勘合攪在一起：“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紙，于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段疋有差錯改正，卻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得，所以布政司敢將空印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而始置諸司半印勘合的時間，正是洪武十五年。《國初事跡》這條史料，被明代很多史家采用，且均明確系于洪武十五年。《明史》當是受這些記載影響，將空印案誤系于洪武十五年。

順便指出，始置諸司勘合時，距空印案已過五年，兩事之間其實并無關系，這從《命諸司遵用勘合敕》可以明確看出。該敕談道：“洪武十四年工部事發，考其行移，自本年五月至十一月終，擅生事務，行下諸司文書，計一萬九千件。雖然各有名色，似乎當理，其中斡旋作弊，不可數目以言之。”有鑒于此，朱元璋“特置半印勘合”，以防止“六部、都察院擅自行移，逼擾諸司，害及于民”。可惜自明代迄今，劉辰的錯誤說法被各種史籍輾轉傳播，幾成定論。

洪武八年（1375）之說，細究也難以成立。孫達人先生將《先府君行狀》中的“終歲”理解為“年末”，并不符合原意。查該行狀所述方克勤行跡，其“謫江浦”在洪武八年十月，而牽連空印案被殺在九年（1376）十月，可知“終歲將釋歸”意為“滿一年將釋放”，孫先生謂空印案發生在“八年的年末”，純屬以誤生訛。這樣，洪武八年說的證據，實際只有一條，就是方徵上書的時間，必須是洪武九年。對于這一問題，劉孔伏先生和檀上寬先生雖然提出質疑，但均未提出直接的否定證據。所以兩文發表后，洪武八年說依然逐漸得到一些學者認可。

《國榷》所記方徵上書時間確實有誤，朱元璋《建言格式序》就提供了直接證據。這篇序言對星變求言后的上書情況有詳細說明：

洪武九年，朕見災異萬端，余無措手，于是特布告臣民，許言朕過。告既出矣，逾月藩臣上書者，山東布政使吳印，參政宋善、閻鈍，山東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學正曾秉正，平涼府崇信知縣潘卣，監察御史孫化，海寧縣丞方仲容，登州府福山縣丞徐謙，山東布政使司檢校傅奎，臺州黃巖縣徐季清，安吉衛軍丘紱，守御莊浪指揮僉事李景，山西分教國學生余懋，臺州府民鄭士利，共一十五人。準其言者，吳印、宋善、閻純、余奎、曾秉正、孫化、傅奎、李景八人，計一十七事；全不可行者，潘卣、方仲容、徐謙、徐季清、丘紱、余懋六人；假公營私而罪者，鄭士利。是后，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

查《建言格式》之頒布，是在洪武九年（1376）十二月初一日，茹太素上書言及此序之撰寫當在十一月。朱元璋在序中詳細列舉了上書者姓名，其中并無方徵、葉伯巨，顯然截至序撰寫之時，他們尚未上書。

事實上，關于方徵上書的時間，陳鶴《明紀》有明確記載，是在洪武十年（1377）正月辛卯（十二日）。方徵上書是在懷慶知府任上，查其履歷，他于洪武九年（1376）三月二十二日由給事中改監察御史，然后“奉旨廣西、山東公干回，月余，升懷慶知府”。其在廣西、山東公干時間雖不可知，然兩地相隔遼遠，先后奔波，恐非數月不可，其升懷慶知府并到任，當已在本年晚些時候。綜合這些情況判斷，《明紀》所載方徵上書時間當有所本。既然方徵是在洪武十年正月上書，書中所說“去年”，當然就是洪武九年。朱元璋接到方徵上書后，“遣使令詳具所言實跡以報，徵所陳忤旨，謫為沁陽驛丞”。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十年五月，降河南布政使徐賁為懷慶知府，這或許就是填補方徵被貶之空缺。

檀上寬先生提到的《明太祖實錄》中大規模任命地方官員的兩條記載，一條是在洪武九年（1376）六月辛卯：“擢濟南府德州知州張瑛等三百四十三人為南昌府知府以下官有差，皆以考課第優等升之。”另一條是在同年七月丁卯：“以監察御史王偁等一百二十三人，為知府、知州等官有差。時各處有司為考校錢糧簿牒至京，故命官往代之。”前一條是否與空印案有關不敢遽定，但后一條肯定與此案有直接聯系。前引方孝孺《鄭士利傳》，明確說空印案系因“天下考校錢谷策書”而起，與實錄所言“考校錢糧簿牒”顯系一事。此前朱元璋亦曾令守令來朝，并未遣人代職，此次突然大規模派遣御史到各地擔任知府、知州等官，當是在考校中發現空印情況，遂將涉及官員逮捕并遣御史往代。九年七月癸丑朔，丁卯為十五日。筆者推測，空印案當發作于此前不久，很可能就在七月內，最晚也在六月中。案發時，在京地方官吏可以就地逮捕，但牽連的在外人員，路程有遠有近，應當是陸續被押解至京。

此外《明太祖實錄》中還有一條資料，對了解空印案也有幫助，就是洪武九年（1376）十月戊寅，朱元璋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其中談道：

昔者天厭元之不德，朕乘群雄并起之秋，摧強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律施令布，惟務安人，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迪于教而麗法者，欲盡以刑治之，又恐沒身者眾，特姑緩刑章，俾之力役，冀其格心，期于無刑。頃者天變于上，致心皇皇，于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詔令既行，中外言者有之，獨卿敷露肝膽，面陳國計，雖可否半之，豈不盡己之謂忠乎！

前引《建言格式序》列舉上書諸人，以吳印官職最高，故被列在首位。朱元璋對其“敷露肝膽，面陳國計”十分欣賞，特賜手詔褒獎。詔中所說“尚有不迪于教而麗法者”，雖然未必專指空印諸人，但肯定包括這些人在內。可見朱元璋把此事看得很嚴重，確實有過把涉案者盡皆誅殺的想法，但最后把其中一部分改為力役，他認為是從寬處理。洪武九年十月辛亥朔，戊寅為二十八日。前引方孝孺《先府君行狀》，謂其父死于二十四日，可知朱元璋賜吳印手詔時，剛剛處理完空印案數日。

以往援引鄭士利上書內容，均據方孝孺或《明史》之《鄭士利傳》。其實這份上書留有較為完整的版本，收入《明文衡》《名臣經濟錄》等書。從中可知，九月九日下詔求言后，陸續有人上書言事，但因皇帝盛怒未解，無人敢提及考校錢糧事。因其兄被牽入此案，鄭士利對情況較為了解，便想上書說明。但其兄尚在獄中，鄭士利怕皇帝懷疑他假公營私，“欲進復退者累一月”，直到其兄“已斷發工役，固不敢辭，而甘心輸作以贖罪矣”，他才毅然進呈。鄭士利談到了對涉案者的懲罰：一部分被處死，并追奪三年俸祿；一部分免死杖一百，工役終身，其中又有人改發充軍。方孝孺《鄭士利傳》亦描述其上書情形云：“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苦。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余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但其上書并未達到期望效果，“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根據這些敘述判斷，鄭士利上書時，距下詔求言已過一個多月，當時涉案者已經定罪，斷發工役者已著役輸作，但判處死刑者有些尚未處決。方克勤被殺于十月二十四日，可能就是這些死囚被最終處決的日期。

涉案人數與空印緣由

關于空印案涉及的人數，方孝孺《鄭士利傳》謂“獄凡數百人”，《鄭處士墓碣銘》謂“系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但也有些史料說得比較含糊，如鄭士利上書中談道：“今內而尚書，外而參政等官……今乃俱為考校錢糧，有不保首領復追俸者，有斷發工役改發充軍者，中外老成，蕩然一空。”劉辰《國初事跡》謂“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明史·刑法志》謂“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王世貞發現洪武年間不少人被破格授官，也發出“豈空印事發，藩臬諸臣俱得罪耶”的疑問。根據這些含糊說法，有人認為當時“把地方上的長吏一殺而空”，甚至推測涉案者達到數萬，被處死者也有成千上萬。

所謂地方長吏，布政司及府州縣官都包括在內，前引《明史》亦有“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之說。但鄭士利《考校錢糧封事》謂“考校錢糧，各府赍將文卷，越行省攢造”，并未提到縣級。從情理上說，各府、布政司文卷是在縣級文卷基礎上攢造的，最終戶部考校時，修改縣級文卷的可能性不大。前引實錄記載派出123名御史擔任知府、知州等官，這可能就是當時已被拘押的府州主印官數量。再加上“署字有名”的佐貳官，以及已離任或調任又被牽涉者，也就翻上一二倍。布政司層面，本年六月剛改行中書省為布政使司，設布政使一人，左、右參政各一人，此外還有經歷、都事、檢校、照磨、管勾等中低級官員。從鄭士利所說“內而尚書，外而參政等官”可知，布政使并未牽涉其中，懲罰對象主要是參政。當時全國共有12個布政司，除河南參政安然因“率齊東海軍民內附”、山東參政朱芾因“鄉里舊人有才干”未罰反升，其他恐怕大都遭殃。中央層面，懲罰對象主要是尚書等主官，《國初事跡》謂“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紙，于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段疋有差錯改正，卻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看來應以戶部為主，可能還牽涉兵部和工部。當時六部官職設置與后來有異，據洪武八年（1375）定制，戶部設五科，刑部、工部設四科，每科皆設尚書、侍郎各一人，吏、禮、兵三部則各設尚書二人、侍郎二人。總計六部共有尚書、侍郎各19名。綜合上述情況，筆者認為方孝孺所說比較合乎實際，因空印受懲者有數百人，可能最多也不會超過千人。

關于為何會出現賬目對不上的情況，方孝孺《鄭士利傳》談道：“錢谷之數，府必合于省，省必合于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后定。”這段話并非鄭士利上書原文，而是方孝孺對其文意之概括，但不夠清晰明白，以致引起一些懸揣誤解。如《劍橋中國明代史》談道：“地方官員一直用的是一種方便的老辦法，使用蓋有鈐印的空白的申報表冊來上報運送給南京的歲入；在南京則在扣除了運送途中的折耗之后錄入實際總數。這樣就會消除財政申報中不符合實際的差額，因為地方官員不能預先知道運送的損失究竟會有多大。”這種說法純屬臆測，當時考校內容包括所有收支項目，并不限于起運京師的錢糧物料。其實鄭士利《考校錢糧封事》，本來對此說得非常清楚：“夫考校錢糧，各府赍將文卷，越行省攢造，千百卷宗攢于一冊，牽查照算，豈無錯誤？故曰：‘寸寸而度之，至丈必繆；銖銖而數之，至石必差。’是以必須空印，無弊也。”做過數據統計的人，恐怕都會有這樣的體會：數據一多，往往就會產生計算錯誤，抄寫時也會出現一些筆誤。上下賬目對不上，確實是一個容易出現的技術問題。

朱元璋對于使用空印的緣由，即使開始不清楚，也很快就會弄明白。但他依然嚴懲相關官員，恐怕未必是認為情節有多嚴重，而是認為性質極其惡劣。自開國以來，朱元璋反復強調要革除“胡元弊政”，這些官員卻“不迪于教”，仍然沿襲慣例而不守規矩，這恐怕才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必予嚴懲的原因吧。

（本文摘自高壽仙著《明代疑事探微》，四川人民出版社，2026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高壽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