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歐經貿摩擦逐漸增多，歐盟頻頻對華釋出強硬發言，“中歐貿易戰”一說更是甚囂塵上。

6月18日，恰逢歐盟峰會期間，中國商務部在例行發布會上就該問題回應稱，商務部副部長凌激本月初曾奔赴歐盟總部，與歐方代表舉行會談；歐方表示，貿易戰不是歐盟對華政策目標，對中歐開展建設性對華保持積極態度。同時我們看到，今年以來，德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務實的對華政策也支持了歐盟這一目標。

盡管歐方否認“貿易戰”，但5月以來，歐盟在鋼鐵、網絡數據安全、對中企增加關稅限制或加入風險名單的舉措，層出不斷。同時，歐洲媒體也大肆炒作“中國沖擊2.0”敘事。

歐洲對華經貿關系改善的空間有多大？歐洲企業界究竟怎么想？6月19日，德國聯邦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協會 （BWA）主席米夏埃爾·舒曼（Michael Schumann）與《思想者茶座》連線，透露了歐洲內部和企業界務實派的聲音，同時對“中歐貿易戰”敘事進行反駁。作為一位來過中國一百多次、常年致力于中德經貿合作的專家，他警告歐洲方面，對華“去風險”、“中國沖擊”敘事的危險性。

6月19日，米夏埃爾·舒曼（Michael Schumann）與觀察者網《思想者茶座》連線

【對話/ 觀察者網 高艷平】

“歐洲對華政策并非由美國主導”

觀察者網：七國集團（G7）峰會剛剛結束，外界看到“去風險”似乎是西方特別是歐洲的統一立場，但集團內部其實分歧巨大。美國正在筑起“小院高墻”，可以說是系統性地推動與中國經濟的脫鉤斷鏈；雖然今年5月以來有些許變化，但中美之間的壁壘依然存在。相比之下，德、法、西等一些歐洲國家表現出了靈活性。據您觀察，在與德國政界、歐盟決策者及企業家的交流中，在歐洲承受美國壓力的背景下，德國和歐洲企業真實的處境如何？他們是否在全球布局中悄悄保持一種平衡？

米夏埃爾·舒曼：首先，您提到各方似乎都同意歐洲正在對華“去風險”。盡管媒體和官方表態常這么說，但我建議對此敘事保持審慎。如果您深入觀察歐盟復雜的現實，正如您所言，局面其實是多元且復雜的。

歐洲并非單一國家，歐盟有27個成員國，各自擁有不同的經濟結構、歷史背景和敏感議題。因此，達成一個統一的歐洲對華立場從來都不是易事。我不認為歐洲的視角只有“風險”，對許多歐洲國家而言，情況遠非如此。“機遇”同樣是歐洲對華認知的一部分。

當然，我們確實面臨貿易失衡的問題。歐洲正感受到競爭力流失的壓力，以及中國優質產品持續涌入的市場沖擊。從數據看，2025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約3600億歐元；今年第一季度，累計逆差已接近980億美元。這是歷史上首次出現所有27個歐盟成員國都對華呈貿易逆差的情況。這些數字無法忽視，歐洲各國經濟和政界切實感受到了壓力，迫于選民訴求，政治家們必須做出反應。

6月18-19日歐盟峰會期間，對華策略也是會議議題之一。Michael Kappeler

但我也想強調，歐洲的對華政策并非由美國主導，我也不認為歐洲必須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

關于幾年前法國提出的“歐洲戰略自主”概念，我與政客、企業家交流后的看法是：這并非一個現實的目標。坦白說，追求完全的戰略自主是一種幻覺。歐洲既無法脫離美國，也無法脫離中國。我們的經濟、科技、供應鏈和安全架構已深度交織。

歐洲真正需要的，也是我們一直在倡導的，我稱之為“戰略中立”。這不是綏靖，而是意味著歐洲必須具備界定自身利益的能力，避免被卷入陣營對抗的邏輯。

這意味著在實際操作層面，歐洲應當基于共同利益與美國開展合作，同時也要與中國保持合作。這種合作服務于歐洲的繁榮與財政收入。我們不應簡單地照搬他國政策。以德國現狀為例，中國對德國而言并非單純的貿易伙伴——雙方產業已形成全方位深度聯結，無論是汽車制造、電子元件、機械設備、電池生產還是食品科技等領域皆是如此。

因此我認為，歐洲的應對之策應當明確立足于自身利益，保持開放的經濟視野，同時兼收并蓄各方意見。

歐盟內部有鷹派也有鴿派，很多人鼓勵引進更多中國投資

觀察者網：但是回顧過去兩年，歐盟針對中國的貿易防御政策正步步緊逼。即便不看更早的，僅看今年5月以來，歐盟宣稱要進一步升級其經濟安全戰略，推出高風險企業黑名單，聽起來像是一輪新的貿易戰。在媒體上也充斥著“中歐貿易戰將至”的討論。您提到，這兩天，歐盟峰會也在商討對華經貿問題。您認為未來幾個月歐盟對華政策會更強硬嗎？從德企的真實聲音來看，這種日益高漲的防御性政策，究竟是在保護歐洲的長期利益，還是在切斷歐洲賴以生存的全球供應鏈、削弱歐洲自身的競爭力并阻礙綠色轉型？

米夏埃爾·舒曼：感謝這個問題。也謝謝您開篇提到了關于“貿易戰”的媒體報道。我想稍后或許可以探討一下描述歐中關系時的用詞，因為我不認為貿易戰一觸即發，也不認為這是唯一選項。

是的，您說得對，歐盟確實在加強其貿易防御工具，而任何舉措大概率都會引發反制。但我希望雙方能找到避免貿易戰的路徑，因為這對中國經濟、歐洲經濟乃至中歐民眾都沒有好處。

我想讓中國觀眾了解的是，歐洲的工業能力正在被侵蝕。以德國為例，我們正在失去工業生產力和大量就業崗位。每一位負責任的政治家都認同，必須采取行動保護工業能力，因為關鍵工業一旦消失，極難重建。我們需要保障就業，現狀不能再持續下去了。

當然，中國現在處于非常強勢的地位。中國企業已經成熟，創新力極強，產品極具競爭力。歐洲需要爭取時間來重建我們的競爭力。

我不喜歡的一點是，歐洲這邊的辯論往往一邊倒。我們不能責怪中國公司搞創新。德國乃至歐洲工業崗位流失的壓力，原因不全在中國，甚至主要不在中國，而在我們自己。

2月26日，德國總理默茨在杭州宇樹科技觀看機器人寫“福”字。新華社記者 翁忻旸 攝

以德國為例，能源成本高企、數字基礎設施薄弱、官僚主義繁瑣、審批流程緩慢、投資不足以及治理不善——僅僅是因為治理不善和對新技術猶豫不決。德國總理訪華回國后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我們不應將中國當作逃避自身“家庭作業”的借口。相反，我們應該向中國學習，優化政策和治理，重振經濟。

所以，一項好的歐洲政策必須雙管齊下。我們需要在合理且敏感的框架下保護我們的產業，避免滑向保護主義。關稅可以爭取一些時間，但正如我們在美國看到的那樣——關稅不會創造創新，不會解決能源危機，也不會讓我們更快更好地建廠。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更平衡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包含有針對性的貿易防御措施，但避免廣泛的地緣政治保護主義。同時，應該鼓勵中國企業赴歐投資設廠、創造就業。

中國經濟的崛起，除了勤勞的人民，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明智的政策——吸引外資并將其融入自身工業發展，借此建立能力。我認為歐洲應有足夠的自信效仿這一點：邀請中國企業在歐洲的規則下投資生產、創造就業、幫助歐洲建設更好的產能。事實上，我也聽到了很多支持這一方向的呼聲。

歐盟內部有鷹派也有鴿派，討論是多面的。媒體頭條往往過度渲染沖突，但很多人主張鼓勵更多中國投資，讓歐洲受益于中國的創新，畢竟這些創新將塑造未來。

德企希望留在中國，加強韌性，他們絕不會退場

觀察者網：是的。您可能與企業家交流更多，他們對雙邊關系的未來似乎比政客更為樂觀。像德國大眾這樣的品牌，在中國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仍在加大在華投資，巴斯夫也是如此。但德國有大量“隱形冠軍”中小企業，在地緣政治壓力下，它們有可能缺乏抵御全球供應鏈脫鉤的韌性。研究顯示，約60%的德國中小企業在華設有工廠。作為德國工業聯合會的前主席，您如何看待這兩類企業——巨頭與中小企業——的真實處境？在政策不確定性下，它們是如何保護自身在華利益的？

米夏埃爾·舒曼：公眾輿論常被負面頭條左右，但如果與企業交談，你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畫面。沒人說生意更好做了，在中國競爭對許多德企來說確實更難了。但回想去年年底中國德國商會（AHK）的商業信心調查，約93%的在華德企沒有撤離計劃。那是2025年底的數據，超過一半（53%）計劃增資。

2025年12月2日，中國德國商會《商業信心調查報告2025/2026》發布會 中國德國商會

情況一直如此。我們之前提到上一屆德國政府的“中國戰略”非常不幸，但經濟數據表明，德國企業根本沒跟著這個戰略走。所謂德國商界準備大規模撤離中國的說法，根本不成立。局勢確實變難了，這點大家都承認。

正如您區分的那樣，大型跨國公司和成千上萬的家庭式中小企業（即德國“隱形冠軍”）處境不同。大眾、西門子這類巨頭資源雄厚，有能力建立復雜的架構，實現生產本地化和供應鏈多元化，并通過專業團隊管理政治風險。對他們而言，中國太重要了，絕不會離開，而是在適應。

但對于中小企業，情況則微妙得多。比如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很多高度專業化，深度融入中國生產網絡，但也感受到競爭加劇。他們無法輕易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因為那會導致效率損失和高昂成本。他們必須變得更敏捷、靈活和創新。他們也沒有計劃離開中國，如果能活下來，就能從中國創新生態中獲益。

我們看到這些中型企業正在做的四種應對：進一步本地化，特別是投資本地研發、采購和管理，實現快速決策。

更有趣的是溢出效應：德國企業在華機構產生的新理念、新創新和更快的流程，反過來影響了本土的生產。因此，身處中國不僅是生產基地，更是一個能重塑整體配置的“創新實驗室”。我們也看到企業向東南亞、印度或東歐選擇性多元化，但這并非為了取代中國。這是疊加效應。你不能把中國市場和其他市場相提并論。雖然你可能聽到一些政治言論，但從基礎設施等數據看，轉移并不容易，甚至是錯誤的。

我認為他們在風險控制上更加謹慎。因為自今年1月以來，全球局勢變得更加復雜、危險和不可預測。但總體來看，從我交談過的德企反饋來看，他們希望留在中國，希望增強韌性，但絕不會退場。我想告訴他們，對待中國不應只有恐懼，也不應毫無策略。

這不僅僅是看著深圳的頂尖科技就盲目樂觀。這是一個艱難、復雜、苛刻的市場，不應天真地介入，而應帶著良好的戰略介入。總體而言，我沒看到任何一家德企想要徹底放棄中國市場。

中國市場是全球企業同臺競技的“健身房”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中國市場非常困難，充滿挑戰。我們知道很多西方媒體宣稱，中國經濟已經“見頂”。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像巴斯夫、大眾等德企仍在持續增資。在您看來，結合您與商界領袖的交流，中國市場真正的吸引力是什么？我知道2023年您曾做過一次“大考察”，一年內走訪了21座中國城市。兩三年過去了，中國市場最讓您印象深刻的新挑戰和新變化是什么？

米夏埃爾·舒曼：我認為中國市場依然極具吸引力，但其角色已發生改變。十六年前我剛接觸中國時，大多數公司將中國視為生產基地和消費市場，當時是兩位數增長帶來的狂熱期。而今天，中國也是一個創新市場、一個技術實驗室，是歐洲、德國乃至中國企業同臺競技的“健身房”和試金石。

在所有關乎全球未來的技術領域——電動汽車、電池、數字服務、可再生能源、自動化、機器人、人工智能——中國都不再是世界的“工作臺”，而是一個消費者成熟、本土競爭極度激烈、產品迭代極快的高標準市場。

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德企繼續在華投資并保持存在感至關重要。你在一個市場投資，是因為它重要；你持續投資，是因為你認為它將來也很重要。在可預見的未來，如果你想看清電動化、自動化或機器人的未來，中國是無法繞開的。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學到關于數字化、消費者行為、工業規模化的一切。這是必須身臨其境才能學到的東西。

另一方面，中國市場也并非只有陽光。挑戰同樣存在：內需疲軟、人口老齡化（我們歐洲和德國也一樣）、地方政府債務以及白熱化的競爭。這讓很多公司經營更困難了，但“更困難”不等于“不重要”。它依然重要，所以你需要制定精準的戰略來克服這些困難。

至于2023年那次考察后的市場變化，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執行力。想法轉化為產品的速度極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讓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難以想象。全新的產業生態系統不是在幾年內形成的，而是在極短時間內涌現的。企業、供應商、研發中心、生產基地、數字平臺和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一種高效的互動體系，共同塑造了這些新興產業。

與某些“中國通”圈子的刻板印象不同，我認為，中國并不是靠某種宏大的補貼計劃來打造未來工業霸主地位的。

如果你觀察那些如今領先的中國企業，背后的成因要復雜得多，絕非一張簡單的“總藍圖”。但這種特定的系統確實高效，它孵化出的創新冠軍必將塑造未來的技術、生產和生活方式。過去三年，這一進程加速了，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領域，盡管也伴隨著困難。

我還觀察到，盡管中國并非完美，但在政策制定中，有一種以人為中心、關注民生福祉的導向。這一點常被外界誤解，因為很多人并不真正研讀中國的制度和治理模式。在這方面，歐洲確實需要學習。

“歐洲想發動對華貿易戰”，不符合事實

觀察者網：下一個問題關于中國對歐投資。我們知道很多中國企業來到歐洲投資建廠。但過去幾年，受地緣政治緊張影響，中國對歐直接投資持續萎縮，而歐洲從中國的進口激增，導致歐盟貿易逆差（正如您開頭提到的）顯著擴大。即使是德國，也從長期順差轉為小幅逆差。歐盟將此失衡作為發動當前“貿易戰”的主要理由。作為德國工業聯合會（BDI）前主席，您如何看待中國對歐投資？歐洲社會應如何擺脫政治噪音，公平地認識到這些中國企業的投資可以為當地就業、經濟和抑制通脹帶來的積極影響？因為我們很多中國讀者和專家學者都在討論，為什么我們在為歐洲和美國創造就業，卻被拒之門外？

米夏埃爾·舒曼：回到我之前強調的用詞問題。您剛才又說“歐洲想發動對華貿易戰”，如果籠統地這么說，是不符合事實的。

德國總理肯定不想發動對華貿易戰，他在訪華時明確表達了這一點。德國經濟部長賴歇（Robert Habeck）剛剛訪問中國，她也絕不想發動貿易戰，反而鼓勵中國企業赴德投資。歐盟27國的民眾也不想打貿易戰，他們實際上想要實惠的中國商品來改善生活。所以我們真的要慎用語言。

2021年開始，中國對歐直接投資存量開始下滑。 數據來源：中國商務部、歐盟統計局

關于中國對歐投資，你說曾一度下降，這是事實。但看看最新的德國數據：2025年，中國自2017年以來首次成為德國最大的單一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共有228個投資項目，其中超過20%涉及生產或研發活動。這與過去單純的并購不同。

雖然美國在資本總額上仍占優勢，但在項目數量上，中國去年是第一。投資額大約在25億歐元左右，這不是邊緣現象，而是一種趨勢，且將持續下去。我每周都會接待來自中國的代表團和企業，很多都有在歐元區落地的計劃。我們正進入一個更成熟的階段，中國企業計劃在歐洲本土制造。

2025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德國第一大外資來源國。圖為德國外資投資項目數

這將有助于德國的再工業化。如果中國企業建廠、設立研發中心、雇傭當地工人、與當地供應商合作，這就是在創造區域價值。歐洲應該認清這一點，予以加強和歡迎。當然，在某些敏感或安全相關的領域，我們必須謹慎——中國也是如此。

但在我們討論的未來技術領域，如電動汽車等，由中國企業在歐洲生產，同樣能創造就業。我認為這有助于緩解關于貿易失衡的爭論，是雙贏的局面。我的意思是，中國企業帶來了資本、技術和規模化經驗。

看看中企在德國的投資案例，你會發現文化是互補的，合作得非常順暢。華為在德國的研發中心，或者其他像國軒高科、寧德時代這樣的企業，都是很好的例證。

在招徠中國投資方面，德國面臨強勁競爭

觀察者網：是的。在我們看來，德國對中方投資相對友好。但德國畢竟是歐盟的一部分。我常讀中國歐盟商會（EU Chamber）的報告，措辭往往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您是德國人，有時我們會誤解，認為您也代表整個歐洲，但其實您剛才澄清了，您主要代表的還是德國。歐盟內部27個國家的差異的確很大。

下一個問題關于德國和匈牙利。我們知道匈牙利吸引中國投資增長極快，近一半中國對歐的新能源汽車和電池項目都投到了匈牙利。作為德國商界的代表，您是否擔心德國在“去風險”上的猶豫不決，會讓匈牙利等其他國搶先一步，吸引走高質量的中國產業和投資？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該如何證明自己仍是中國公司不可替代的、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米夏埃爾·舒曼：在上屆德國政府時期我更擔心，因為他們專注于切斷對華聯系，這非常適得其反。其他國家因此擁有了更好的政治環境來吸引中國投資，匈牙利就是個例子，他們在吸引電動車和電池投資上做得很好。但歐洲的投資版圖不是固定的，政治局勢也會變。匈牙利現在有了新政府，短期內其對華投資立場是否會變，還有待觀察。

正如我所說，歐洲不是鐵板一塊。27個國家有27種政治環境。政黨輪替后，優先級會變。你可能會看到其他國家更積極地爭奪中國投資。比如今年我們和保加利亞合作很多，我去了幾次，看到他們也在積極招攬中國投資，這也是個很有趣的目的地。

問題在于，中國企業對德國有一種傳統印象。很多中企首選德國，和我們談完后，最后卻去了匈牙利、羅馬尼亞或波蘭。為什么？因為德國不能只靠吃老本。一旦企業看到現實中的生產力差異，他們就會像所有企業家一樣，選擇最優的環境。

保加利亞迄今為止最大的123兆瓦維里拉太陽能發電廠已投入運營，光伏面板由中國晶科能源公司提供Pexels/Pixabay

所以，德國政界必須意識到我們在競爭投資。我們仍有優勢：優秀的工程師、良好的生態系統、世界級的供應商、受尊敬的品牌。但我們必須適應得更快，必須更開放。

我們要做總理提到的“家庭作業”：減少官僚主義、改善數字基礎設施、加快流程、加快決策。我們需要對有意投資的中國企業展現出歡迎的文化。我們正處于競爭的環境中。德國可以做更多，為中國的高質量投資鋪開“紅地毯”。

這并不意味著放棄我們的標準，正是這些標準成就了德國。

正如我們提到的，經濟部長剛訪華歸來，發出了“德國歡迎中國投資”的重要信號。現在，政府需要把這句話變成實際行動。至少在BWA，我們一直在倡導這一點，希望這不會變成僅僅是“說說而已”。

“去風險”“中國沖擊”敘事不利于中歐經貿發展

觀察者網：好的，最后一個問題。我們此次約您連線，是法國企業家阿諾德·貝特朗（Arnaud Bertrand）的介紹。他發了條推文，引用了一篇德國報紙的文章，文章寫道要正確認識中國，阿諾德提到他和您都認為那篇文章很不尋常，是來自歐洲、來自德國的一種罕見理智的聲音。

即便我們知道德國對華相對開放，但這種互信仍需鞏固。誤解和信息繭房在全球很多地方依然存在。以您作為兩國橋梁工作多年的經驗判斷，當前中德乃至中歐經濟合作是處于最壞的時刻，還是已經觸底反彈？展望未來5年或更久，經貿外交如何能在地緣政治中繼續充當穩定器的作用？

米夏埃爾·舒曼：謝謝你提到阿諾德·貝特朗。我非常欣賞他的工作。我認為這應該是德國及歐洲決策者們的必讀材料。他無疑是最博學、最敏銳的觀察者之一。如果你讀他的博客和文章，會發現這是對主流報道很好的制衡，他對中國的認知非常專業。

再次回到“敘事框架”和“語言”的話題。我不會說我們的關系“觸底”或“觸底反彈了”。完全不是這樣。民間交往依然活躍。看看歐盟各成員國，互動方式各不相同。

再看德國，在州省層面、市一級，伙伴關系非常緊密。比如今年是漢堡和上海結為友好城市40周年。兩國有大量的往來，而且仍有超過5000家德企在華投資。這是實質性的、深厚的存量。我也看到德國年輕人前往中國，通過夏令營等項目親眼去中國看，人數都在創紀錄。

在慶祝漢堡和上海結為友好城市40周年期間，漢堡議會主席卡羅拉·維特（Carola Veit）4月在新天地漢堡花園的開園儀式上發表講話。 今日上海

積極的互動非常多，只是被媒體灌輸的那種框架、頭條和敘事給扭曲了。你提到的那篇文章確實不尋常，因為它登在德國最重要的經濟周刊上，占了兩個版面。文章指出，當下公共話語中對華辯論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這既不恰當，也不尊重，更不符合德歐利益。媒體的這一呼吁非常重要，我非常贊賞，因為長期以來，媒體在涉華報道上本身就是我們面臨的挑戰的一部分。

我認為，政客、商界領袖和媒體在使用語言上負有特殊責任。2023年德國發布《中國戰略》時，我們就直言不諱地批評了“去風險”（Derisking）這個詞。這個詞至今仍在媒體和輿論中被不斷放大。這個詞，原本的意思是在疫情和供應鏈斷裂后，合理地去審視并減少具體的脆弱性。說實話，中國也在做同樣的事。這本可以被稱為“國家韌性戰略”。但使用“去風險”一詞，等于給一個國家及其全體人民貼上了“風險”的標簽。

如果你追溯詞源，它來自金融業，指的是剔除銀行的高風險客戶。這不是個好詞，且很快變得寬泛而不精確。在這里，對某些人來說，“去風險”幾乎成了“脫鉤”的更新版。模糊的語言會制造政治能量，從而遠離初衷。

回到當下的辯論，我們越來越多地聽到所謂的“中國沖擊2.0”（China Shock 2.0）。不知道你是否在歐洲報道中注意到這個詞，到處都是。這些敘事中確實存在我們討論過的中國經濟壓力：中國出口上升、貿易失衡、失業、競爭力流失……

但這個短語本身帶有情緒煽動性。我們先是把中國框定為“風險”，現在又框定為“沖擊”——一種外部的、具有威脅性的東西。這些都使得理性的政治辯論變得困難。

我們在日常工作和經貿外交平臺“中國圓桌”會議上一直倡導：我們需要使用更精確的語言。不要動輒說“整個歐洲想對華發動貿易戰”。描述對華關系時，如果需要談市場準入壁壘，就具體談壁壘；如果是貿易失衡，就具體談失衡。語言越精確，政策就越精準。

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指出，在德國乃至歐洲，對華討論往往走向極端：要么只看機遇無視風險，要么只看風險無視創新和機遇。兩者都不完整。也許對中國的觀眾來說，我們西方、歐洲這邊需要學習；但在中國，有時也需要理解，歐洲的關切并不總是敵意，有時是正當的擔憂，需要用更建設性、更少對抗性的語言來解決。

這正是經貿外交能充當穩定器的地方：它雖不能解決國家層面的政治問題，但商界能保持接觸、敞開大門，通過務實互動建立信任，展示利益重疊區，并在政治氣氛緊張時助力公共外交。因此，我們應加強這些渠道，在描述雙邊關系時倡導更能尊重彼此的語言。

觀察者網：這個提議很好。在過去一兩年多次采訪歐洲專家和教授時，我們從未談及這一點，而且能感受到歐方學者對中歐關系普遍不太樂觀。

米夏埃爾·舒曼：這其實是可以向中國學習的地方。在中國，政治話語中“字斟句酌”非常重要。每一個詞的鍛造和使用都經過深思熟慮。這種對語言和概念的重視，正是我們應該借鑒的。我們應使用能為對話和解決方案打開空間的語言，而非制造對立的語言。

觀察者網：是的，可能是因為您接觸的都是實干家——經理人和企業家。他們在做實事，所以更傾向于避開嘈雜的政治和媒體噪音。

米夏埃爾·舒曼：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親自去看、去見面，去交流。作為結語，我想強調一下的是，我們談了很多關于貿易失衡和互惠（Reciprocity）的問題。這是正當的關切，我希望這一信息能被傳遞出去：這不是敵意，而是正當關切。此外，還有另一種失衡也呼喚著互惠。

我們非常歡迎中國對歐洲多國實行免簽政策，讓我們可以親自去中國看看。但在歐盟層面，我尚未看到相應的互惠舉措。也許這也是值得推動的一步。讓人們互相見面、互相了解、開展商業往來。我認為這有助于減少沖突，維護和平。

觀察者網：確實。中國的免簽政策是近一兩年才實施的。現在有很多YouTube博主在西方社交媒體上發布在中國的視頻，信息量很大，但政客和媒體似乎對此視而不見。像您說的，歐洲的政策也應該更加開放，比如簽證政策，我們希望雙方關系能改善。我們不希望貿易戰發生。非常感謝您的分享。

米夏埃爾·舒曼：我們也希望如此。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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