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聚專業力量

提升生命終末期服務質量

永康醫院安寧療護科室的談心室里，擺著一張特殊的照片：骨瘦嶙峋的王建國（化名）躺在病床上，吸著氧，雙手攥著被單，目光正視鏡頭，正努力地抿嘴微笑，他的弟弟、嫂子站在病床兩側。三個人幾乎站滿了整個相框。

這可能是王建國和弟弟留下的唯一合照。

每當走進談心室，看到這張照片，護士長徐燕都會想起王建國入院的那天。彼時，他已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樣子，極度消瘦，一路顫顫巍巍走到病區，一看到徐燕，就掏出身上所有的錢交到她的手上。

徐燕數了數，總共六千余元。

“我只有這么多錢了，怎么樣都行，你看著辦吧。”王建國一臉沮喪。

住院費、醫療費、陪護費、生活必需品費……徐燕默默一算，這些錢肯定是不夠的，但她卻張不開口，拒絕這位看上去隨時都要倒下的老人。

最終，徐燕為他辦了住院手續。

1

轉入安寧療護病房

王建國七十多歲，獨自住在鎮上的養老院里，沒結過婚，也沒有孩子，只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但兄弟三人早就不來往了，只有弟弟的兒女過年時會去養老院里，給他拜拜年。

由于身體不好，王建國平時經常跑來永康醫院看病、拿藥。后來因患有胰腺癌，有一陣子住進了醫院里。不久情況惡化，徐燕便通知養老院幫他辦理轉院治療，送到了永康中醫院去。

在中醫院住院的那段日子，王建國備受煎熬。

胰腺癌被稱作“癌中之王”，是惡性程度最高的腫瘤之一，早期癥狀隱匿性高，通常被發現時已經進入中晚期了，此時生存期不會超過一年。而在此期間，病人會遭受極大的痛苦，除了惡心嘔吐、乏力、便秘、腹脹以外，還會經常腹痛、飽脹、食欲消退、全身水腫等。

王建國被折磨得身體迅速瘦削下去。然而更讓他難過的，是別的病人都有家屬陪護，只有他一個人孤零零地待在病房里，面如死灰地度過每一天，仿如一株衰敗的老樹，等待生命力一點點地被病魔抽干。

沒有錢，就無法治療；沒有親人，就無人陪護。

每天看著陌生的醫護人員進進出出，機械式地走完流程，沒有任何交流地轉身離去，王建國的內心很快陷入了絕望。

后來，他告訴徐燕，那段時間里，他覺得沒人會關心自己，活著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他不止一次冒出自殺的念頭。

然而，沒有人對死亡如此坦然，即便身處絕境，內心深處對于生的渴望仍然會在某一刻被觸發。

大概正是這份渴望，有一天王建國主動給徐燕打來電話：“我想轉回來。”

徐燕答應了，她沒料到，王建國很快就拖著病體，獨自走來醫院，并將全部家當交到了她的手上。

醫生評估，王建國的生存期最多一個月，因此為他辦理入住安寧療護病房。在此期間，除了醫療費用、生活用品費，還得有人照顧他的起居，六千余元顯然不夠用。

徐燕和同事們商量，盡可能給他減免費用，至于陪護費，就不是他們能決定的了。

永康醫院的陪護中心是外包的，徐燕只能試探地詢問：“能不能看看，哪位阿姨愿意少收點錢，照顧王建國一段時間？”

陪護工作又臟又累，她本來不太抱希望，沒想到一位陳阿姨很有愛心，接下了這個棘手的單子，愿意以半幫助半收費的形式照顧這位可憐的孤寡老人。

與此同時，科室內的醫護人員、病友聽聞王建國的情況，也紛紛自發捐款。徐燕專門準備了一本賬本，將每一項花費都記錄在賬，王建國日常想吃紅豆等食物，她和同事也會外出采購，想方設法地滿足老人的每個需求。

在入住事宜辦妥后，徐燕通過養老院、村委會，輾轉聯系上了王建國的親屬，將他們叫到醫院來，告知他的病情。

然而，真正溝通后，她才發現王建國的家庭矛盾，比想象得還復雜。

在傳統醫療中，這些問題并不在醫護人員的考慮范圍內，但對于從事安寧療護這一行的人來說，卻是他們不可推卸的職責。

永康醫院是在2023年才正式成立安寧療護科室的，但早在2018年，他們的醫護人員就曾去臺灣學習經驗，在那里被稱作“臨終關懷”。臺灣的相關實踐開展得很早，并從經驗中提煉出不少先進理念，其中趙可式提出的“四道人生”已廣為流傳，成為從事安寧療護的基本原則。

所謂“四道人生”，指的是醫護人員引導患者在離世之前，與家屬之間完成道謝、道歉、道愛、道別，幫助雙方實現內心的和解和情感的圓滿，旨在減少生命末期的遺憾，幫助患者平靜、有尊嚴地離去。

徐燕雖然沒有參與那次培訓，但當同事們將經驗帶回來后，她很快就投入到實踐之中，時在2019至2020年間。

然而，真正參與后，她才后知后覺其中的諸多不易。過去的醫護經驗在新的實踐面前，顯得格外乏力，尤其是處理患者家屬的問題上。

“它的服務對象與傳統醫療有很大差別，因為安寧療護涉及到家屬，而原來只是針對病人而已。”徐燕道。

一般情況下，安寧療護過程中需要緩解的是家屬在患者離世前后的悲痛情緒，通常會采取哀傷輔導的方式，盡心心理疏導。

然而，實踐中的情況總是千差萬別，得因人而異。

王建國的家屬問題，對徐燕而言，就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王家兄弟三人，不只因成年分家后關系疏離，早年還發生過不少矛盾，導致三人斷了往來。眼下王建國病重，他弟弟的子女雖然念及血緣關系出了面，但卻不愿意摻合進去，弟弟亦仍對昔年之事耿耿于懷。

即便徐燕沒說與家屬的溝通情況，王建國也猜到了對方的態度，他不止一次抱怨，語氣苦大仇深：“我這個弟弟太沒良心，從不來看我。”

但徐燕聽得出，他在說反話。

其實，他想說的是：“我想見見他。”

2

“是不是我弟弟來了？”

徐燕知道，王建國的心其實很孤獨。

她經常去病房里，坐下來和他聊聊天，問問是否有未完成的心愿。

王建國沒有直接回答，眼神仿佛若有所思，突然病情發作，就拿起床側預備好的大盆，開始嘔吐不止——這也是胰腺癌晚期的癥狀之一。

止住嘔吐后，才剛起身，他便用永康方言斷斷續續說道：“你們對我太好了……我從來沒感受過有人對我這么好過……”

剛說完幾個字，又忍不住抱著盆嘔吐。他就這樣一邊吐，一邊說，恨不得將滿腔感激一股腦掏出，但卻遲遲沒回答，自己究竟有什么心愿。

徐燕不再逼問，她知道此時和王建國正常交流已經很困難了。

“他其實就是希望，弟弟能夠來看他，希望他們能夠和好。”徐燕說。

這句話不是王建國親口告訴她的，而是后來她從支離破碎的細節里，一點點拼湊出來的。

真的思念，不用嘴說，也會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來。

有一天，徐燕一早來到醫院，準備循例查房。值班護士在匯報夜間情況時，突然提到了一件“詭異”的事：

夜里醫院靜悄悄的，此起彼伏的呼嚕聲傳到走廊上。

然而，本來在房中睡著的王建國卻突然驚醒，叫來值班護士，說病房外面有人在說話——事實上，除了護士以外沒有旁人。

值班護士剛安撫好他，才出門沒多久，王建國又將她叫了過來，繼續問同一個問題。

如此反復幾次后，王建國終于說出了心中的疑問：“是不是我弟弟來了？”

徐燕聽完，心中明白了大半，大概是對家人的思念，讓王建國產生了幻覺。

了解了王建國心底深藏的牽掛后，徐燕和同事們也決定行動起來，試著再次聯系他的弟弟，看看是否能做通思想工作，讓這對骨肉兄弟能夠化解心結，重修舊好。

然而，多年積怨又豈是一朝一夕能夠化解的？

電話打了，人卻遲遲不到。

隨著日子推移，王建國也明顯感到自己大限將至。

某天，他語帶悲愴，向徐燕哀求道：“他們都不來，沒有人會替我收尸的。如果我真的走了，你幫我一個忙，將我的骨灰撒到永康江里去吧。”

這話如一塊巨石，沉沉地壓在徐燕的心上。

她聽出這又是一句反話，王建國心里其實很希望，能夠有人把他的骨灰帶回家鄉，入土為安。但現實卻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加劇他的絕望。

徐燕再次撥通了電話，耐心勸道：“人都到了這個時候了，心跳一停，這輩子就結束了。你們都是同一個媽媽生下來的，血管里流著相同的血，難道你忍心讓他就這樣帶著遺憾死去嗎？”

電話那頭陷入沉默，沒有直接應允，也沒有一口回絕。

這通電話結束后，徐燕以為又會和前幾次一樣，像小石子砸進大海里，收不到任何回音。希望渺茫。

然而，有一天她卻在醫院看到了一張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男人的五官與王建國如出一轍，只是面貌更為年輕，有一頭烏黑的短發，正是王建國的弟弟。和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中年婦人是大嫂，戴著白色遮陽帽，口罩遮住了半張臉。

彼時，正是王建國入院的兩周后。

徐燕將他們領到病房，兩個兄弟目光相對的剎那，隱秘的解凍已經開始了。

出乎意料的是，這場“世紀大和解”并不像電視劇里那樣激動人心，沒有眼淚，沒有激喜，沒有相擁，也沒有滔滔不絕的敘舊。

王建國一如既往，神色如故，也沒有將平日積攢的話一股腦說出。

兩兄弟就如狹路偶遇的小螞蟻，試探地伸出彼此的觸角，小心翼翼地目光接觸。一個躺在病床上，一個坐在病床側，什么也不說，氣氛略帶尷尬。

徐燕見狀，開始打起圓場：“你們兄弟兩個握個手嘛！”

當兩只手握在一起時，如斷流的血脈重新相連，兄弟倆都笑了。

相逢一笑抿恩仇。

趁著這一團聚時刻，醫護人員提議為三個人拍張合照，王建國躺在病床上，被嫂子、弟弟夾在中間，拘謹又開心。在此之前誰也沒想到，三個家庭竟能以這種方式，出現在一張照片里。

這張照片被洗出來后，裝框擺在了王建國的床頭，陪他度過人生的最后一周。

3

種下種子，埋下希望

王建國不再感到孤獨了。

他的家當不再只有孤零零的六千余元，而是多了一張沉重的合照。

自從關系“破冰”后，王建國的弟弟也多次來到醫院，雖然話說得不多，但對王建國來說卻是莫大的安慰。

心結雖解，他的病勢卻愈來愈重，身體極度虛弱，整日昏昏沉沉，甚至連下床解手也成為一件無比艱難的事。

端午節那日，醫院里熱鬧起來，徐燕和同事們籌備了些活動，正忙里忙外地穿梭在各病房間，向入住的老人們發出邀請。

考慮到王建國的身體狀況，她猜想他應該不會來參加這次的活動了。

出乎意料的是，當徐燕正忙著配合其他老人畫畫時，王建國卻強撐病體，從床上爬起身來，格外鄭重地來到活動現場，表示要一起畫畫。

就在眾人小心翼翼地陪護下，王建國拿起畫筆，在已經勾勒好水仙圖案的扇面上，一筆一筆地涂起顏色來。

徐燕記得，當時他的手顫抖不已，幾乎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才控制住筆尖，填上了紅的花、綠的葉，甚至不時會有色彩溢出圖案，他仍堅持畫完了一整幅圖。

畫完之后，她和同事才將王建國送回病房。

彼時，看著那幅扇面上歪歪扭扭的涂抹筆跡，徐燕沒料想到，這會是王建國在這世上留下的最后一抹痕跡。

三天后的周末，王建國驟然昏迷，很快就去世了。

徐燕周一回到醫院上班時，才聽聞這個噩耗。就在上周五，她還打算推著王建國出門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但由于一時忙碌，臨時改變主意，推到了周一。

然而，這份遺憾最終卻無法彌補，只能永遠留在她心底了。

“他是我們做過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安寧療護的病例。”徐燕說。

幾年下來，永康醫院已經接手了不少案例，她和同事們就像一位位冥河上的擺渡人，寒來暑往地將一位位病患，平穩地護送他們抵達人生終點。

但她仍然感到，這一工作前路上的諸多不易。

由于國內“臨終關懷”的概念尚未廣泛普及，很多人因對死亡的恐懼與忌諱，仍對之諱莫如深，避之不及，就連志愿者都很難找到。

只要一有機會，徐燕就會走出醫院，去向社會大眾講課宣傳，附近的養老機構、老年大學都是她的目標地點。

她還記得，第一次站在老年大學的課堂上，講述“臨終關懷”的話題時，臺下的老人一聽，如驚弓之鳥，要么面色冷漠，要么起身就走。就連一些教育水平不低的人，也難以破除認知偏見。

徐燕很茫然，只能把目光轉向自己的孩子。有時逮住機會，她就會耐心地給孩子上一堂生命教育課。

久而久之，她的孩子自然而然接受了“臨終關懷”的這一理念。

“就像我種下一顆種子，等待外界的雨露、陽光，總有一天會在孩子的心里生根發芽。”徐燕說。

平時，醫院也會借助公眾號、短視頻等途徑進行科普，漸漸地，接受的人似乎便多了。第二年再去老年大學講課宣傳時，臺下的老人不再只是事不干己的態度，陸續有人主動上前咨詢相關事宜。

這讓徐燕既感到意外，又很欣喜，仿佛窺見了黎明到來前的曙光。

2025年，她從同事口中得知了浙江省民政事業發展促進會開展的“老年人生命關懷服務項目”，該項目旨在為浙江省內終末期老年人提供身、心、靈、社等綜合性、專業化臨終關懷服務，提高其生命末期生活質量，實現老有善終。

在國外，安寧療護大部分的資金源自社會捐助。資金對尚未普及的國內來說，更是“老大難”問題。看到該項目由浙江省福彩公益金資助，徐燕不敢置信，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投遞了申請。

“多少看到了點希望。”徐燕說。

時至今日，她仍會想起王建國。

他去世后，弟弟帶著他的骨灰回了家鄉，沒有拋灑進永康江，而是入土為安。

他留在醫院的那張照片，以及那面畫扇，被徐燕默默收進了談心室內，擺在書架之上——它也是那里唯一的照片。

透過相框，王建國的笑仿如陽光照進安寧療護科室，就像一抹不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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