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慶義、姜煬】

6月19日，為期兩天的歐盟峰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落下帷幕。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在會后表示，要應對“難以為繼的全球經濟失衡”，并致力于建立“基于規則和互惠的經濟關系”。

盡管歐盟官方聲明未點名具體國家，但多家外媒認為，這次峰會晚宴長達兩小時的戰略討論核心正是中國，議題包括歐盟應如何應對這一問題，以及是否需要進一步擴充對華貿易政策工具箱。

當地時間6月18日，在歐盟峰會期間，克羅地亞總理普連科維奇（左）、德國總理默茨（中）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右）出席一場圓桌會議。 法新社

就在不到一個月前，5月29日歐盟委員會會議前夕，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和立陶宛五國聯合提交了一份措辭強硬的政策文件，要求對所謂“不公平貿易行為”采取更激進的貿易防御措施，包括加快加征關稅、提高反規避調查門檻、設立“韌性工具”以限制對特定供應來源的依賴等。法國總統馬克龍更公開提議效仿美國建立“歐洲版301條款”工具，對實施“不合理、不公正或歧視性做法”的國家直接征收關稅。6月3日，歐盟27國投票批準對華電動汽車加征最高35.3%的額外關稅，且醞釀擴大至多個行業。

歐盟試圖以“產能過?！睘槊麑θA發起貿易戰，引發一系列值得深思的議題：歐盟試圖發起對華貿易戰的邏輯是否可靠？如果貿易戰爆發，歐洲將承擔何種損失？歐盟應如何正確處理對華經貿關系？

歐盟對華發起貿易戰的邏輯存在明顯缺陷

歐盟對華貿易戰的敘事體系可歸納為三個核心命題：

在事實層面，中國出口規模過大，存在“產能過?！爆F象，集中體現為呈擴張趨勢的貿易逆差； 在原因層面，中國出口增長并非源于市場規律，而是政府補貼與產業政策等非市場扭曲因素驅動的結果； 在影響層面，中國“過剩產能”的輸出對歐洲工業構成沖擊，引發就業崗位流失與產業鏈外遷。

上述三個命題從現象歸因到后果評估，構成了一個看似完整的因果論證鏈條，實則卻存在諸多偏差與缺陷。

問題一：中國“產能過剩”？

歐盟關于中國“產能過?！钡闹缚兀⒃谪浳镔Q易總逆差這一單一指標之上。根據歐盟委員會貿易總司數據，2025年歐盟對華貨物出口額為1995億歐元，自華進口額為5595億歐元，貨物貿易逆差達3599億歐元，同比增長2.7%，這被頻繁援引為“中國沖擊2.0”的關鍵證據。

然而，貨物貿易逆差規模本身并不構成貿易保護主義的正當性基礎。首先，國際貿易遵循的基本邏輯是比較優勢，各國依據自身要素稟賦與產業結構參與國際分工，促使資源流向最具效率的生產領域，從而增加社會總產出，進出口規模差異恰恰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反映。

中國在制造業領域具備完整的產業鏈、規?；纳a能力以及持續提升的技術水平，而歐盟在高端服務、精密機械、創意設計等領域保持比較優勢。雙方貿易結構的分化源于產業結構差異，而非所謂的“不公平競爭”。2025年，歐盟自華進口中制成品占97.3%，其中機械和車輛占54.4%、其他制成品占33%、化學品占9.8%；歐盟對華出口中制成品占86.2%，這表明中歐貨物貿易以工業制成品為主，雙方在機械和車輛領域存在顯著的產業內貿易特征，充分體現了產業鏈的深度分工。

圖為2024年、2025年歐盟從中國進口排名前八的產品類別貿易額占比。其中，貿易額最高的兩類是電氣設備和機械及機械零部件。 數據來源：歐盟統計局

其次，單純關注貨物貿易逆差數據具有結構性隱蔽。一方面，從雙邊貿易的成員國維度考察，中國對德國、芬蘭、愛爾蘭等國貿易長期呈逆差狀態，將差異化的雙邊貿易格局簡化為“中國—歐盟”的二元對立框架，忽略了歐盟內部成員國之間貿易地位的異質性。

另一方面，歐方對服務貿易維度的回避，反映出其敘事的選擇性特征。2025年歐盟對華服務貿易順差為213億歐元，中國為歐盟第四大服務貿易伙伴，僅次于美國、英國和瑞士。若將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納入綜合評估，中歐總體貿易失衡的程度將顯著收窄。

問題二：中國對歐出口增長是因“政策扭曲”？

長期以來，歐盟將中國對歐出口增長歸因于政府補貼與產業政策“扭曲”，尤其在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中不斷呈現制度化指責。然而，中國出口規模的長期高位和持續提升從根本上是多方互動的結果，周期性與非周期性因素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一是中國本土產業內生性競爭優勢的形成。經過數十年的工業化積累，中國已建立起覆蓋從原材料到終端產品的完整制造業體系。產業鏈的完整性產生了顯著的規模效應與協同效應，使中國企業在成本控制、交貨速度、質量穩定性等方面形成了難以復制的競爭優勢。

在技術研發領域，中國企業的投入持續增長。2025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2.8%，首次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2024財年全球研發投入排名前2000名的企業中，中國525家上榜，排名全球第二。以電動汽車產業為例，中國企業在動力電池、電驅系統、整車集成等關鍵環節已形成顯著的技術積累，寧德時代、比亞迪等企業的電池能量密度與成本控制水平均處于全球前列，部分核心零部件實現自主可控。

與此同時，本土市場龐大的消費規模也為技術迭代提供了豐富的應用場景，加速了學習曲線的下降。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對電動汽車產業已基本轉向充電基礎設施建設和研發稅收優惠等市場化激勵手段。

其二是歐盟對華投資限制政策的“倒逼效應”。根據國際貿易投資理論，當東道國存在市場準入壁壘時，企業傾向于通過出口服務海外市場；但當東道國允許資本流入時，企業可通過綠地投資或跨國并購實現當地生產、當地銷售，從而以本地供給替代跨境出口。中國企業本可以通過對歐直接投資，在歐洲設廠生產、就近供應市場，這既有助于規避跨境運輸與關稅成本，也有利于歐盟吸收就業與技術溢出。

比亞迪歐洲總部大樓 比亞迪網站

然而自2019年起，歐盟以“去風險”之名，通過《外商投資審查框架條例》及成員國層面的配套審查機制，系統性地收緊了中國企業在歐投資通道，審查門檻不斷加高、審批周期大幅拉長、政治干預顯著增強，致使中國對歐直接投資流量持續萎縮。2023年降至101億歐元，2025年第三季度更跌至僅11億歐元，創下八個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

與此同時，歐盟自中國進口需求激增，進口額2021年躍升至5590億美元，2022年進一步攀升至6586億美元，同比增長17.8%；歐盟對華貿易逆差亦從2019年的2212億美元，跳升至2022年的4188億美元并持續保持高位，遠超2010年（2253億美元）水平。

換言之，當投資這一替代渠道被制度性收窄，中國企業不得不回歸出口模式以維持對歐市場供給，最終表現為中國對歐出口規模的持續擴大與雙邊貿易不平衡的重新加劇。與此同時，歐盟本土供應鏈“短鏈化”“斷鏈化”態勢日益突出，本地供給能力未能有效補位，進而擴大自中國進口。

其三是歐盟未能利用中美貿易戰的機遇。一方面，2018年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戰，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高額關稅并頻發貿易調查，直接擾亂了全球貿易布局，大量原本面向美國市場的中國商品被迫尋求新的出口目的地。在此期間，中國對美國出口占比由2018年的19.3%持續下降至2024年的14.7%，退居美國第三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對歐出口占比維持在16%左右，未呈現明顯的出口轉移。

另一方面，歐洲本可以利用中國自美國進口下降的機遇，填補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供給空白，但歐洲并沒有利用好該機遇。歐洲對華出口占比自2019年達到11.0%的階段性高點后，連續六年下降，至2025年降至7.4%，對華出口額也從2021年的2607億美元持續萎縮至2025年的2202億美元。這說明，歐洲未能有效擴大對華銷售，進而削減自身貿易逆差。

問題三：歐洲工業遭受“中國沖擊2.0”？

歐盟關于中國出口“沖擊”歐洲經濟的指控，建立在片面敘事基礎之上，不僅武斷地牽涉貿易擴張與就業流失的關系，更忽視中國出口對歐洲消費者福利和下游產業的正面貢獻。

一方面，歐洲工業的就業崗位減少需置于更宏觀的經濟背景下分析。德拉吉報告指出，歐盟面臨的是“存在性挑戰”（existential challenge），根源在于歐盟各國市場割裂、創新投入不足、能源成本畸高等結構性因素及地緣政治風險的疊加。烏克蘭危機引發的能源價格沖擊、數字化轉型的滯后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僵化，極大加劇了歐洲制造業的承壓。

今年中東局勢緊張導致歐洲油價明顯上漲，給歐洲民眾生活帶來壓力。圖為2026年3月9日在法國巴黎拍攝的一座加油站。 新華社

此外，盡管理論上關稅通過進口替代效應可減少對外國產品的需求，從而刺激國內生產擴張、帶動就業增長，然而對中間投入品征收關稅將推高國內制造商的生產成本，壓縮其利潤空間和競爭力，反而可能減少其勞動力成本投入、抑制就業，并可能引致對等報復，導致本國出口部門面臨外部需求收縮，進一步對制造業就業產生負面沖擊。將工作崗位的流失歸因于外部進口沖擊，既忽視了歐洲自身結構性矛盾的深層根源，也混淆了全球化背景下產業分工調整的正常邏輯。

另一方面，從消費者福利和產業鏈供應角度，中國出口商品對歐洲價格水平的抑制作用具有顯著意義。既有研究指出，2023年年內中國低價商品的進口便通過競爭效應（集約邊際）和品種效應（廣延邊際）雙重渠道傳導，使歐元區總體通脹率下降約0.4個百分點；歐洲央行也估計，若中美貿易緊張導致中國出口轉向歐元區，額外的中國商品供應將使歐元區2026年的整體進口價格下降1.6%，并逐漸蔓延至消費者價格層面，使非能源工業品通脹下降0.5個百分點、消費者價格指數下降約0.15個百分點。中國出口對歐洲價格穩定和消費能力的支撐是一個被系統性低估卻客觀存在的經濟效應，充分體現著全球化分工下互利共贏的基本邏輯。

貿易戰會讓歐盟付出經濟代價

若歐盟對華發起貿易戰，中國為維護自身正當利益必然反制。貿易戰將嚴重削弱歐盟本就脆弱的產業競爭力，破壞其在綠色轉型與數字化進程中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關系，最終不僅無法實現“去風險”的政治目標，反而將在出口萎縮、成本上升與福利惡化的惡性循環中承受比中國更為嚴重的經濟損失。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預測與政策模擬實驗室的結構貿易分析系統的模擬，當歐盟分別對華加征不同層次的關稅時，中國若相應進行對等反制，雙方將面臨諸多福利損失，其中歐盟損失更為顯著。若雙方將加征關稅范圍覆蓋至全部貨物貿易，即實現全面“貿易戰”，當雙方加征關稅稅率由10%逐級抬升至30%時，歐盟所受負面沖擊呈現顯著的邊際遞增與非對稱特征。

具體而言，當稅率攀升至30%時，歐盟GDP損失擴大至0.294%，超過中國損失變化，表明關稅升級對歐盟經濟的邊際損害更為嚴峻；同時，歐盟國家價格變化率在各關稅水平下均為正值，由10%關稅時的0.124%升至30%時的0.225%，意味著關稅成本主要通過進口價格傳導至歐盟消費者端，形成顯著的通脹壓力；而中國價格變化率始終為負，反映其出口結構對價格調整的緩沖能力更強。此外，盡管貿易條件效應顯示歐盟有所改善，但貿易量效應持續為負，表明歐盟以貿易規模收縮為代價換取貿易條件改善，實質福利仍呈凈損失態勢。

若聚焦于歐盟視為戰略自主爭取重地的汽車行業，互加征關稅的結構性不對稱效應更為凸顯。在30%、35%和40%三種關稅情景下，歐盟總體貨物出口增長率分別下滑0.759%、0.933%和1.054%，出口增速的收縮幅度約為中國的1.8至1.9倍，呈現出嚴重的出口導向型產業脆弱性。歐盟作為全球汽車產業的核心供給方，其高端汽車出口高度依賴中國市場，一旦面臨關稅壁壘，出口需求的彈性損失遠大于中國。盡管中國在貨物進口增長率上受損更深，但進口收縮主要影響的是消費者剩余與產業投入成本，而歐盟出口端的大幅萎縮則直接沖擊其制造業就業、產業鏈上下游關聯產出及貿易順差根基，因此，歐盟在汽車業關稅博弈中承受的產業層面的福利損失遠較整體福利數值所顯示的更為深重。

綜合來看，無論是全部貨物關稅的總體經濟沖擊，還是汽車業關稅的結構性產業沖擊，互加征關稅均對歐盟造成更為嚴重的實質性傷害。在增長端，高額關稅抑制出口需求、抬升進口成本，歐洲本就疲弱的經濟復蘇動力將進一步被削弱；在通脹端，進口價格上行壓力將沿供應鏈傳導至消費端，推高居民生活成本，迫使歐央行在“穩增長”與“控通脹”之間陷入兩難。雙重壓力疊加之下，歐盟所承受的產出損失與福利削減，其影響遠甚于中國的貿易收縮沖擊。

歐洲應擺正位置再出發

當前歐洲面臨的核心困境，并非源于所謂外部競爭者“不公平”的沖擊，而在于自身深層的戰略認知偏差。在全球產業競爭和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的時代，歐洲仍以傳統強權的姿態自居，未能正視自身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相對地位的下降，擺不正自己的位置，這不僅難以化解內生性危機，反而加劇戰略被動。這種戰略被動不只是體現在對華關系，還體現在其對俄羅斯、對美國的關系。唯有調整姿態、務實地回歸競爭力建設與開放合作，構建平等兼容的雙多邊經貿關系，歐洲方能重新獲得經濟自主與產業韌性。

第一，提升自身產業競爭力是歐洲的當務之急。德拉吉報告指出，歐洲的主要問題是競爭力的問題，這一問題根植于歐洲內部。

在成本端，歐洲長期承受畸高的勞動力成本與能源成本，尤其是烏克蘭危機后能源價格的結構性攀升，嚴重侵蝕了制造業的利潤率與投資吸引力；在創新端，歐盟在數字化、人工智能及清潔技術等關鍵領域的研發投入持續落后于美國與中國，市場碎片化導致規模經濟難以實現，企業難以將創新成果快速轉化為產業化優勢。

因此，歐洲首先需要大刀闊斧地推進內部市場一體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重構能源體系與勞動市場彈性，而非將視線外移、尋找外部替罪羊。

第二，與中國進行務實經貿磋商并擴大合作。

首先在制度互信層面，中歐之間已建立起一系列高層經貿對話、科技領域合作平臺等多層次、全方位的溝通機制，應充分利用這些渠道，就產能、補貼、市場準入等議題展開對等與專業的技術磋商，以制度化對話管控分歧、積累共識。

其次在經貿關系定位層面，歐洲需要建立一種更加成熟、平衡的視角來看待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當前，歐洲一方面聲稱歡迎中國資本參與其綠色轉型與基礎設施升級，另一方面卻以“去風險”為名，通過《工業加速器法案》等政策工具設置隱性壁壘。這種矛盾行徑不僅削弱了歐洲的政策可信度，也無助于歐洲彌補投資缺口與技術合作機會。

最后在合作路徑層面，中歐應共同探索雙贏的投資方案，直面歐洲產業鏈關注的創新不足與韌性缺失的關切，以競爭促合作，以合作融競爭，例如在電池、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建立合資與技術共享機制。

匈牙利布達佩斯切佩爾港物流園內的中歐班列集裝箱貨柜 新華社

第三，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避免保護主義反噬自身。

歐盟長期以來標榜自身為多邊主義的重要支柱，然而近期頻繁動用反補貼調查、碳邊境調節機制以及潛在的單邊貿易限制措施，已對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構成實質性沖擊。這種內顧傾向不僅與歐盟公開宣示的國際承諾相悖，更將產生深遠的負面后果，其自身出口市場、外資流動及全球供應鏈穩定都將越發面臨更多風險。

唯有以規則回歸替代權力政治、以制度開放替代投資封鎖、以多邊合作替代單邊對抗，歐盟方能在日益復雜的大國博弈格局中維系其獨特地位，并實現經濟安全與貿易繁榮的動態平衡。

參考資料：

1. https://www.euractiv.com/news/france-and-allies-call-for-eu-trade-defence-tool-to-fend-off-china/

2. Di Sano, M, G Pongetti, T Schuler and S G Toh (2023): “Spillovers to the euro area from recent negative inflation in China”, ECB Economic Bulletin, issue 7, November

3.https://www.ecb.europa.eu/press/blog/date/2025/html/ecb.blog20250730~833a22650e.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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