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意】拉斐爾·馬爾凱蒂
審視歐洲一體化進程及歐盟與中國的關系，有4個主要制約因素尤為突出：歐洲內部凝聚力有限、歐盟經濟相對衰退、歐盟政治領導力薄弱，以及美國的影響無處不在。
外界常籠統地以“歐盟”作為統一行為體進行討論，但中歐關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各成員國自主主導。德國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在俄羅斯能源供應受限后尤為如此；法國的對華立場則往往帶有更強的機會主義色彩。
經濟相對衰退是影響歐盟與中國關系的關鍵因素。美國對歐盟存在貿易逆差、對中國同樣是大幅逆差，而中國對歐盟則長期保持穩定貿易順差，這種不對稱的貿易格局深刻重塑著中歐雙方的力量對比與雙邊關系。
至于政治領導力薄弱的問題，歐洲政治精英的對華認知普遍存在偏差。這與第四個因素——美國的影響——密切相關，因為美國在很大程度上長期左右著歐洲對華議題的輿論框架和討論范式。在談論歐洲與中國的交往時，不可能不考慮美國的影響。這種影響早已滲透到政治、軍事、經濟及安全等方方面面。
當前，歐洲政界與商界之間出現了一條清晰的裂痕。受美國影響較深的歐洲政治人物，傾向于對華采取更具對抗性的姿態；而商界人士則持續呼吁開展對華經濟合作。歐洲商業聯合會2024年發布的報告便直觀地反映了這種張力。這份報告集中反映德國工商界的核心訴求，它釋放的信息非常明確：盡管布魯塞爾的主流立場并非如此，但歐洲發展經濟，離不開對華經貿往來。
5G案例尤其能夠說明問題。中國的5G設備具備價格更低、性能更優的優勢，但在華盛頓炒作的所謂“網絡安全風險”施壓下，一些歐盟成員國最終放棄了中國的通信設備方案。這樣的情況出現一次兩次或許尚可應付，但若長此以往，除非歐洲能夠自主夯實自身經濟與技術產業基礎，否則恐將以安全之名陷入技術滯后、產業空心化的困境。
這正是歐洲面臨的核心挑戰之一。因此，關于歐洲是走向“網絡主權”還是淪為“網絡殖民地”的討論，是觀察歐盟當下及未來對華開展合作路徑的重要維度。
盡管中歐雙方存在一定分歧，但中歐共同利益遠大于分歧。雙方都是多邊主義的堅定支持者，現行多邊體系雖然成型于西方國家主導階段，但時至今日，中歐已成為全球維護多邊規則體系最重要的兩大力量。
另一個重要的相似之處在于歷史維度。與美國本土長期遠離大規模戰爭不同，歐洲和中國都曾在本土經歷過戰火的洗禮。這一歷史底色的巨大分野不可忽視，戰爭創傷深刻塑造了雙方崇尚和平的政治文化。
此外，這兩大文明曾開展過大量富有成效的互動。一個例子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先行者們開啟的中歐長期文化交流。另一個例子是誕生于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度融合。這些文明交融脈絡，凸顯了歐洲思想史中的“社會屬性”。這一社會屬性不應被忽視。外界常透過英美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濾鏡來審視歐洲，但這遠非歐洲思想的全貌。
在我看來，當下影響中歐關系走向最重要的時代背景，是“西方”政治陣營敘事正走向瓦解。諸多跡象表明，跨大西洋同盟內部裂痕持續加深，而這種分化為歐洲推進戰略自主創造了契機。
盡管歐洲實現戰略自主之路困難重重，但多極化、碎片化似乎是難以逆轉的歷史軌跡。歐洲追求戰略自主不應被理解為對抗美國，而是為了拓展自身戰略空間，其中就包括調整、優化對華合作布局。這一選擇也契合前文梳理的中歐共識基礎：堅持多邊主義、相似的戰爭歷史記憶，以及在動蕩國際格局中開展務實合作的現實需求。
相互需要是中歐關系的底色。雙方在貿易往來、能源資源、財稅產業鏈、主權安全等諸多領域，有著值得探索的廣闊空間。歐洲的一體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各自成員國的主權自主意識，而中國正在穩步建立發展道路自信。長遠地看，歐洲未來亦可能重拾這一感知。
與此同時，這一切應當置于“后世界貿易組織時代”的全球經貿格局中加以審視。在后霸權時代，通過基于規則的框架來實現合作與共存依然可行。歐洲與中國或許能夠共同構建這樣一套規則體系。（作者是意大利路易斯大學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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