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佛并坐是法華經變最具標志性的圖像,多表現為釋迦牟尼佛與多寶佛并坐,象征佛與佛之間對于真理跨越時空的認同。對于今天的我們而言,通過走近經典與造像藝術,偶爾領會到古人所言之道,也便是與古人相見相印了。
大部分熟悉《妙法蓮華經》的人從觀音菩薩開始。因為《法華經》中專門有一卷《觀音菩薩普門品》;而《普門品》恰是觀世音菩薩藝術形象的經典依據。莫高窟第217窟的東壁通壁繪法華經變中的《觀音菩薩普門品》,南北兩側自上而下,觀音救諸難與三十三身現場雖然有點褪色,依然栩栩如生。被火圍繞,被水阻隔的人非常顯眼,象征著各種各樣的困境中,人們稱觀音名,念觀音力,能度一切苦厄。此窟上方左側,塔內畫釋迦、多寶二佛并坐,塔外兩側各立一菩薩。
莫高窟第45窟南壁繪制的法華經變也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心的觀音菩薩頭戴化佛寶冠,頂懸蓮花摩尼寶蓋,下垂網幔、瓔珞,身著華麗瓔珞,珠光寶氣,極為富麗堂皇,右手上舉,持楊柳枝,左手提著凈瓶,置于腹前,雍容華貴;左右兩側分層描繪觀音三十三身,以及救世場景。盛唐的審美極為在線,對稱的整體結構,錯落有序的表達,青綠的繪畫,紅底黑字的經文題寫,令人感到藝術家內心的虔敬。此窟中心佛龕頂部的法華經變便是二佛并坐,釋迦牟尼佛與多寶佛坐于塔內,兩側菩薩們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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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303窟北壁的二佛同坐
莫高窟第303窟主室窟頂前人字披也展現出法華經變中的觀音救諸苦難與三十三身。至今為止,諸多寺院的觀音菩薩身后還有三十三觀音,如北京的潭柘寺、廣東的南華寺、普陀山普濟寺、三亞三十三觀音堂、杭州上天竺法喜講寺、昆明圓通寺等,皆源自《觀音菩薩普門品》,表達觀音的慈悲,能根據眾生的需要,顯現各種形象,全心全意為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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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平安時代扇面《法華經 觀音菩薩普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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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安時代扇面《法華經 常不輕菩薩品》
《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全本《法華經》在歷史時空中具有獨特魅力,如天臺宗創始人智者大師稱《法華經》為“經中之王”,并用90天來談《妙法蓮華經》的“妙”字;池田大作曾言:“《妙法蓮華經》是為數不多的佛典中的最高峰,在以后長達1500年期間,最廣泛地為人們所讀誦,這是不可動搖的事實。”
版本與影響
公元1世紀前后,《法華經》在印度開始出現,后經中亞絲綢之路,《法華經》傳入中國,并普及韓國、日本。這部天臺宗所尊的經典共有三種版本,一是竺法護于西晉元康元年(286)譯出的十卷本《正法華經》; 二是鳩摩羅什于后秦弘始八年(406)譯出的七卷本《妙法蓮華經》;三是阇那崛多共達摩笈多于隋仁壽元年(601)補譯出的七卷本《添品妙法蓮華經》。
妙者,不可思議;諸花之中,唯有蓮花花果同時,處染常凈,中空外直,顏色鮮潔。鳩摩羅什以“妙法”“蓮華”為《法華經》經名,可見其妙。三種版本中,以鳩摩羅什譯出的新本《法華經》經句最美,最受人歡迎,因為文近駢體,幾可成誦;而且經義顯豁曠達,如登昆侖而俯眄。當時聽受鳩摩羅什翻譯的《法華經》而領悟的僧人就達八百余位,都是諸方鐘靈毓秀一時英杰之人。此經此版從此為僧人們競相聽聞受持讀誦演說。天臺智者大師更與《法華經》有極深的因緣,曾入法華三昧,于國清寺創教觀雙美之天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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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臺縣 天臺宗祖庭 國清寺 法華經經幢
經變與識別
如何識別法華經變?從經典當中的核心內容來看,二佛并坐便是法華經變最具標志性的圖像:釋迦牟尼和多寶佛并坐,或有寶塔從地涌出;其次是法華譬喻:火宅三車喻、窮子喻、藥草喻、化城喻、衣珠喻、髻珠喻、醫子喻、龍女成佛、常不輕菩薩等,這些譬喻故事表現《法華經》的核心思想:開權顯實,會三歸一。
也有學者將“靈山法會”列為法華經變的識別之一,因為圖像上佛陀在靈鷲山說法,周圍有眾多菩薩、天人,展現出《法華經》序品中的宏大場景。但佛在靈山講過多部經典,如《法華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金剛經》等,所以“靈山法會”的經變,并不足以說明即是法華經變,一定要與其他的畫面等觀與對觀,才能辨識。如敦煌第420窟窟頂北坡法華經變,表現佛陀涅槃以及靈鷲山的場面顯而易見,在房屋建筑與山水樹木中展開各個情節,其中就有釋迦多寶二佛同坐,見此圖像,就可知為法華經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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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420窟法華經變釋迦多寶二佛并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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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420窟窟頂北坡法華經變
法華經變
佛教重視傳播,推崇刻經造像,因此有大量的美術遺存。學界發現,現存較為完整的30000號敦煌漢文經卷中,《法華經》所存數量最多,約占六分之一。以臺北故宮博物院院藏佛教典籍而言,《法華經》也數量最多,可見《法華經》的重要性。而多以譬喻和多寶如來作證的經變創作,刺激讀者對生活現象的觀察以及對生命建設的反思。
圖像上,二佛同坐表現為釋迦牟尼佛與多寶佛并坐,內容出自《法華經》。多寶佛為過去寶凈國土中佛,因愿護持《法華經》的緣故,在釋迦佛說法時,從地涌出,分半座與釋迦佛,象征佛與佛之間對于真理跨越時空的認同。對于今天的我們而言,偶爾領會到古人所言之道,也便是與古人相見相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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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靈寺第 169 法華經變中的二佛同坐
現存最早的二佛并坐圖像,在炳靈寺石窟第169窟,時為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有 “釋迦牟尼佛”“多寶佛” 的墨書榜題。心學家陸九淵曾有名言“東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在二佛同坐與千佛龕前,最容易生此同感。
千佛同坐,也有人以為是法華經變,但如果只有千佛,并不足以說明是法華經變,因為千佛圖像有極多的經典來源;但當圖像表現為千佛圍繞二佛并坐的格局,如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9窟、北周第461窟,因為有二佛同坐的緣故,即知為法華經變。莫高窟第303窟北壁,二佛同坐的中心位置上即是白色多寶塔,七層,底層的塔門極清晰,周圍的千佛排列有序,顏色錯開,每一尊佛同中有異,作為背景,視覺效果撲面而來。該窟四壁皆為千佛,是名副其實的“千佛窟”。
在云岡,二佛同坐最為常見。為北魏的歷史背景所決定。鮮卑族拓跋珪建立了南北朝北朝的第一個王朝北魏。經過種種風雨,孝文帝拓跋宏時期,與馮太后共治北魏近三十年,養育之恩與政治依賴交相糾纏,5歲登基的孝文帝博學多才,深受太后影響,全面推動漢化。
在佛造像藝術史中,主持開鑿云岡石窟的曇曜極有政治敏感,清楚權力關系,同時深諳經典,用“二佛同坐”表達佛家思想,也祝福政治生態,從而也和合了世界。云岡約有385處二佛并坐像,第5窟內就有27處之多。《魏書》中所載馮太后:“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如此性情,實難應付。曇曜巧妙地將《法華經》中二佛并坐的意象,在國家級藝術項目中嵌入了“二圣臨朝”的政治寓意,兼顧皇權敘事。如果人與人的相處都如佛與佛的相見,世界必定安和平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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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岡石窟第5窟拱門上側 菩提樹下的“二佛并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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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岡石窟第10窟前室北壁東側第四層
二佛同坐的形象非常常見。敦煌莫高窟的北魏石窟中也出現過二佛同坐的內容。如第259窟正壁龕內就塑出釋迦多寶二佛并坐的形象,自在的二佛,腳的安放如同鏡像,但那舉起的手一看就是釋迦牟尼的說法手印。敦煌莫高窟第246窟中心柱東向龕的二佛并坐像為西魏時期精品,二佛并坐說法,衣文飄逸,脅侍菩薩身姿婀娜,色彩絢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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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第285窟北壁西起第一鋪的二佛同坐
西魏第285窟北壁西起第一鋪為二佛同坐,一佛打說法印,當為釋迦牟尼佛。第217窟東壁門上繪釋迦牟尼佛靈山說法的場面,南側繪有一塔,塔內二佛并坐,塔南北兩側各繪一身菩薩,這也是法華經變,如同某教授在臺上講課時,另一位教授也在現場。
趙聲良老師曾研究,隋朝壁畫中,二佛同坐的題材可見于第303窟北壁、第277窟北壁和第276窟窟頂西披,畫面整體沿襲北魏以來的形式,沒有太大的變化。正因為沒有太大變化,圖像讓我們更容易判斷,領會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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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023窟 主室 南壁法華經變多寶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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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023窟主室 東壁門上“常不輕菩薩品”
盛唐時期開鑿的莫高窟第23窟被稱為“法華洞”,東、南、北壁及窟頂南披均繪法華經變,是盛唐法華經變題材最豐富的洞窟之一。東壁門上即有《法華經》中的“常不輕菩薩品”,綠衣和淡褐色衣服兩人手持重物,向上揚起,作勢要打常不輕菩薩,分明在詮釋經典中最語重心長的內容:常不輕菩薩反復告訴大家,“汝當作佛”,一切眾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不為人所理解,反而被打,被扔石頭,如此經歷多年,常被罵詈,眾人以杖木瓦石打擲他,欺負他,常不輕菩薩避走,不生嗔恚,依然不改對于人性善與覺的基本信任,欣然而說:“我不敢輕于汝等,汝等皆當作佛。”生命之間的赤誠信任,足以建設和改善人際關系,和合自他,和合社會。
莫高窟第23窟的南壁中央為大幅的“二佛并坐”于塔內,會心微笑,塔中的七寶鋪滿臺階,上方諸佛分身集會,法華會上的同學們見到寶塔從地涌出,都很愉悅,文殊的獅子和普賢的大象都瞪大了眼睛,同樂同喜,非常有現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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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 法華經變 齊山雙佛
蘇軾的故鄉四川眉山有齊山雙佛,一立一坐:立佛為釋迦牟尼,高32米;坐佛為多寶如來,高28米,是世界上現存最大的雙佛摩崖造像,也是最大的法華經變。雙佛面朝岷江,下方崖壁還保留有100余尊唐代佛龕。
齊山雙佛開鑿于唐代開元元年,距今1300多年;石材與雕刻技法都與樂山大佛相似,卻比樂山大佛早60多年;有研究認為樂山大佛的建造可能參考了齊山雙佛。不知少年的蘇軾是否常來此地瞻仰二佛?但他抄寫的《法華經》現存宋刻本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附有道宣律師的《弘傳序》和“法華七喻”的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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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中的 二佛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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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的法華經變 局部 二佛同坐
重慶大足石刻的北山二佛位于重慶市大足區北山石刻景區外,與多寶塔共同構成“二佛坐塔”景觀,是南宋時期(1147-1155年)雕刻加建筑共同完成的大型法華經變。1940年1月18日,梁思成、劉敦楨等先生在川康古建調查中,特意駐足于此,測繪記錄。二佛面南依山并坐,高約11.15米,分別是多寶佛和釋迦牟尼佛,左為釋迦佛,左手托缽;右為多寶佛,雙手安放于膝;二佛皆正坐,頭頂螺髻,面容端莊,是大足石刻中最大的坐式佛像。二佛頭頂的多寶塔,始建于唐代,南宋重建,這座八角形磚塔,內7層,外觀13層,高33米,塔壁內外砌造像龕100多個,嵌刻佛、菩薩、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等題材,有梯,可登塔頂。明清時期,多寶佛塔和二佛并坐被列為“大足八景”之一,稱為“北塔懸巖”,這幾件南宋杰作特別值得關注。
陸九淵說:“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于我,昔之圣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心之所同然者——覺性。一切眾生皆可成佛,在告訴我們生命與生活的建設性與超越性;匯三歸一,更是對他人和社會的關懷,生命共同的成長與覺悟之路;這便是《法華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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