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阿牧

編輯 | 李梓新

1. 梨園酒家

離格羅寧根市中心步行約15分鐘的小巷上開著一家中餐館，黃底紅字的招牌有四塊，豎著掛在紅磚外墻上，白天并不起眼。晚上只有三塊亮著——“園酒家”，十分清晰，還有一個“梨”字，走近了才能在夜色中得以辨認。

往下看是一個玻璃門，黃色的暗光幽幽地映出“Li Garden”的字樣。櫥窗里放著兩個巨大的花瓶，白底紅色花果紋，旁邊一溜兒紅色的蠟燭中間擺著個壽星，樂呵呵的表情和老板的差不多。

老板是溫州人。黑色的短發(fā)利落得別在耳后，說著一口流利的荷蘭語接待川流不息的客人。雖然這是一家中餐館，但來的多是荷蘭人，尤其是晚上。梨園門后首先是一條前廊，擺著一張長凳，供打包的客人休息等待。再往前走，邊上有個小門，進去后就是前廳了。前廳只有她一個人，接電話，點單，上菜，打包外賣……有條不紊。

我?guī)缀趺咳ケ攸c的菜是水煮肉片。肉片和著花椒被淋上熱油，滋滋地冒著熱辣的香味，下面填滿了豆芽和生菜，再加上一碗米飯，似乎可以滿足一個中國人所需要的全部營養(yǎng)。或者說可以滿足我所需要的。我不知道我對水煮肉片的迷戀具體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在斷斷續(xù)續(xù)的記憶粗糙地搭成的童年中，可以確定的是父親經常出差，有時候會帶上我一起。也許是從某次去成都開始，他愛上了川菜的麻辣，于是開始大量地在廚房里囤積各種花椒、辣椒、剁椒。他說工作太累了吃不下的時候，辣椒的刺激有利于開胃。祖母并不贊成這套理論，她認為辣椒傷胃，但父親向來不聽她的。

梨園是飯搭子帶我來的，她必點的是紫菜蛋湯。我一開始并不很理解為什么有人愿意花6歐喝一碗每個食堂必備的，裝在一個巨大的不銹鋼桶里、沒什么味道的湯。直到老板端著湯碗上桌——大型高腳杯狀的不銹鋼湯碗里擠滿了紫菜和蛋花，切得細碎的小蔥和油花一起浮在湯面上——和食堂里的并不一樣。

她也不理解為什么我竟然喜歡吃炸香蕉——菜單上最后一道甜點。香蕉切段，沾滿面糊，放在油鍋里炸得外皮酥脆，熱氣把里面的香蕉熏得更加軟糯香甜，出鍋時再撒上一層白白的、薄薄的、涼涼的糖霜——最后一步是荷蘭的做法，用的是撒在Oliebol（荷蘭炸油球，基本可以看作實心甜甜圈）上的，和冬天的雪相呼應的糖霜。當你看到街邊開始出現(xiàn)賣Oliebol的小吃車的時候，大概可以斷定，冬天來了。

炸香蕉是我小學的時候在攤子上吃到的，驚艷了我整個童年的一道外來垃圾食品。我媽嚴格管控，只在每周天晚上逛完超市路過的時候買兩根——她自己也愛吃。只是我們家門口的小吃攤沒有閑工夫把香蕉切段，而是整根放進油鍋里，炸好后夾出來插進一根長長的竹簽，最后擠滿番茄醬，我常常為攤主擔心擠這么多不會賠本嗎？擔心很快就被裹在面粉里的香蕉燙得蒸發(fā)。

和朋友一起吃飯的好處在于可以多加一兩道椒麻排骨、宮保雞丁、沸騰魚或咕咾肉——列在國人專用菜單上。離開了大陸，川粵美食比起其他菜系總是更能在外鄉(xiāng)站穩(wěn)腳跟。荷蘭食客另有一份西方口味融合版，很適合在趕作業(yè)的時候打包帶走，坐在電腦前快速往嘴里塞。

梨園過兩條馬路有一家土耳其超市，據(jù)飯搭子說老板就是在這家超市買的肉，她親眼看見老板走了進去，于是也開始去那里買肉。第二年冬天，我去那里買了羊肉。

某天從大風大雨里淋回家，狗一樣抖落沖鋒衣上的雨水后，我突然很想喝羊湯。全網搜了格羅寧根的餐廳，沒發(fā)現(xiàn)賣羊湯的，于是決定自己動手。我從沒做過羊湯，但小紅書總有經驗貼，認真學習后，立刻沖向那家土耳其超市。羊肉攤子的小哥非常友好：你想要怎么處理？切條還是切塊（cube）？我對“cube”這個單詞感到一絲不安，但想著又不是做烤羊排，還是該切塊吧。小哥親切地把整塊連骨肉放進了旁邊的機器，夸哧夸哧幾下，大小差不多的正方體紛紛滾出。沒想到他說的cube，原來真的是字面意義上的cube。我一邊祈禱骨肉的形狀不會對口味造成影響，一邊去不遠處的中超買了所需的香料、蘿卜和香菜。枸杞是我從國內帶來的，本打算用來泡茶明目，最終魂歸羊湯和各種其他甜湯。

打開鍋蓋，沒有一點我預想的膻味，喝了口湯，雖然清淡，但依然不膻，咬了口肉，確實不膻！一種莫名的成就感隨著湯被我喝下。廚房里飄著淡淡的熱氣，好像把我和外面的嚴寒隔開了。其實我在荷蘭沒有真正感到過冷——那種從腳底滲進內臟，或者從內臟散發(fā)到全身的冷。

幾年前的某個春天，我從醫(yī)院出來，騎著自行車，渾身發(fā)冷，太陽曬在我身上，也是冷的。所有肌肉都在拼命運動產生熱量，大概是怕我凍死，于是從渾身發(fā)冷變成渾身發(fā)抖。

那時我還在國內，是做班主任、也是正式做老師的第一年。小白是班上的住校生。家長會前一天夜里，她和媽媽發(fā)了很多短信。第二天6點多開完家長會，她媽媽來了我辦公室，告訴我小白說了很多高中生跳樓的事件。中午沒來得及吃的盒飯被再次合上。說完話天已經完全黑了。聲帶像兩片風干了的紙，不管我怎么咳嗽都再也發(fā)不出人類的聲音。飯盒里的菜飯交融在一起、滲出莫名的湯汁，不知道起了什么化學反應，和塑料盒一起散發(fā)著令人痛苦的味道。食堂晚餐也早已結束。通常我會等到9.30晚自習結束后回家，但當天我決心立刻離開。

10點左右，學校打來電話，說一個住校的學生不見了，要我趕緊回去找，是小白。匆忙出門離開小區(qū)的時候，正有外賣小哥穿著雨披往里跑，見到我十分高興，孤身行軍時看到革命友人一樣兩眼放光、恨不得沖上來握手。但只是一邊看著我大喊“我們都是風雨夜歸人！”一邊全速前進。當時我又急又怕、來不及品味這句話，也來不及跟他擊掌。幸而學生十分安全。保安師傅先找到了她。躲在草叢里哭。哭的是段考成績。

我那時候常常想黛玉葬花和麗貝卡吃土是同一件事情嗎？印第安小朋友被集中在白人建的學校里接受教育，跟她們是一樣的命運嗎？殖民僅僅存在于國家之間嗎？階級之間可以殖民嗎？個體之間可以殖民嗎？同一個體可以對自己殖民嗎？要求學生將他們的所有傾注在學業(yè)上，究竟是教育還是殖民？這些問題中最困擾我的是麗貝卡。她像一陣卷著泥石流的龍卷風在不遠處盤旋，讓人擔心過境后，自己的骸骨里只剩下滿口泥和一節(jié)大拇指。拉美文學的沖擊力或許正來自于它野蠻的生命力。

父親常常用來恫嚇我的未來是去掃大街。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的具象的未來里多了獨自流浪的畫面，想來我還是追求自由的。總之，為了不至于落入如此具象的墮落的未來，我愿意做任何事。眾多努力中最濃墨重彩的是考取教師編制——大學實習兩個月后發(fā)現(xiàn)自己最好不要從事的職業(yè)：我比學生更盼望放學。但聽從家人的建議，或者順從普世價值觀，總是比堅持自我容易。

2. 教育

格羅寧根位于荷蘭東北部，離比利時和德國很近。我對外宣稱去留學。離開前，當時就職學校的校長好心勸我不要沖動：“等你以后連一碗面都吃不起的時候，會不會后悔呢？”這句話當然不是我們談話的重點，他給了我很多終身受用的建議。只是這個畫面和掃大街、流浪一起，被我編進了恐懼里，不清不楚地阻止我行差踏錯。

交雜在這片混沌里面的還有奶奶充滿不忍的聲音：“小峰死了，累死的。他從小就不定心，工作老是換來換去的。”小峰是和父親一起長大的堂兄弟。印象里，他過世的時候，我快升初中了。這些話其實沒有邏輯關系。但也許她認為，如果小峰能夠在一個固定的職位上深耕，便不至于在這個年齡還要像年輕人一樣拼命，那就不會這么累，所以也不必死。她說這話的時候，父親坐在旁邊，發(fā)出了來自同齡人更加悲傷的慨嘆。

這些都是我腦子里的DJ喜歡突然播放的聲音——不合時宜地聒噪著。可格羅寧根很安靜。它毫不費力地容納了這些聲音。我想這片安靜或許部分來源于它的地理位置與氣候。

荷蘭是一個海邊的大平原，填海造城是它擴張的路徑。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等現(xiàn)代國際大城市自不必說，阿爾梅勒（Almere），萊斯德（Lelystad），多騰（Dronten）等新城更完全是填海得來的。格羅寧根卻不太一樣。早在12世紀，它就是荷蘭最古老的幾個人類棲息地之一。是在現(xiàn)代科技出現(xiàn)之前，大自然為陸地生物提供的避風港，雖然并不避風。北海帶來的氣流在這里肆無忌憚、毫無阻礙地奔涌。

來格羅寧根之前，我沒有意識到風可以這么大。尤其是秋冬。尤其當外鄉(xiāng)人強行逆風騎行。風像迎面奔襲而來的瀑布趁我吸氣的時候沖進鼻腔。在窒息的短短幾豪秒再將我連人帶車吹到對面的行車道上。好在對面沒車。其實不止對面沒車，整條路上都只有我和風。社交媒體上也有其他留子凄惶發(fā)聲：風把她和車吹倒在了隔離草坪上，旁邊就是機動車道。有本地人好奇不解：“風這么大你為什么要騎車？這種天氣我騎車還沒有我爺爺走路快。”至此之后，我學會了在出門前看風級：6級以上，絕不騎車。

雨就更不必說了，總是和風一起降臨。打傘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傘除了會加大行進阻力或者被風折斷以外，絕沒有別的用處。雨水將從四面八方砸到你的每一寸身軀，這是確鑿無疑的。有的人會戴帽子，更多的人會自然而親切地讓雨降落在任何它們想停駐的地方。荷蘭人有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We are not made of sugar(我們不是糖做的)！孩子們從小聽著這句激勵，在自然的狂風暴雨中茁壯成長。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命都和風雨一樣自由狂野。

在這里的第一個冬天我去紋了身，紋身店就在從學校回家的必經之路上。給我紋身的是個非常和藹的老大爺，頭戴紅底白色花紋的頭巾，健壯得像一座巨石。他并不在乎我要紋的是什么鳥語，或許英語已經夠他受的了。只是讓我選了一個字體，用紋身專用墨水打了出來，貼在我已經敷過麻藥的手臂上。他的手很穩(wěn)，附在電鉆上的針刺進我的皮膚，并沒有想象中的冷，只有被麻藥迷惑著的灼燒。墨水被細胞吸收，激活了它被另一種文明包裹住的“不服管教”。

祖母總愛夸我聽話，我其實并不聽話。剛上小學就不寫作業(yè)，老師問起來我就說是爺爺不讓我寫的。而真實情況是：我早上出門前才開始寫，眼看著要遲到，祖父大手一揮，“別寫了，先去上學吧！”

工作后，我沒有一點穩(wěn)定下來的覺悟，直到祖父母找我談心。

“苦不堪言！”——是我對這次談話印象最深的四個字。祖母說著把臉埋進了手掌。我不知道她想掩住的究竟是臉還是眼睛。很快，她把頭抬了起來，“后來遇到了你爺爺才好起來。”

祖父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生人，祖母比他小五歲。他們經歷過的艱難、痛苦、壓迫、饑餓早就和他們融為一體。和我未知的恐懼不同，這些是他們的切身經歷。 我加入祖父母的生活時，他們都已經從學校退休，過得還算不錯，但歷史的傷痛并沒有從此被撫平。我繼承著他們在舊世界用以對抗無常與不安的神經反應。那副從上世紀初傳下來的眼鏡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被我戴到了自己臉上。我沒有發(fā)現(xiàn)鏡片早已被時間刮花，只是困惑：為什么一切都是那么不清晰。

在一片模糊中，我當上了老師，卻根本不明白學生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我搜腸刮肚，從記憶的角落里挖出以前我的老師的姿態(tài)，觀察周圍其他老師的做法，放佛一個剛投入使用的具身AI，不通人性，卻十分共情學步的邯鄲和效顰的東施。

第一次家長會結束后，有很多家長要找我一對一了解孩子的在校情況。我已經站不動了，兩只手撐在欄桿上看著一個媽媽對我哭——她的孩子成績很好，但高智商的孩子總有些自己的性格與追求。軍訓的時候中暑，我讓他喝點水，他拒絕了。說曾經水中毒，不能喝太多水。那是我第一次聽說“水中毒”，于是打電話向他媽媽了解情況，對面則表示聞所未聞。正式開學沒多久，他在座位旁放了兩周“培養(yǎng)皿”（裝著剩飯的飯盒）想要培養(yǎng)真菌。我本不想阻礙青少年的科學熱情，無奈餿飯的味道日益強勁，在我和其他同學的再三要求下，終于進了垃圾桶。

但我依然對他媽媽哭訴的“被其他同學孤立”感到摸不著頭腦。在我看來他過得挺好的，后面就站著他好朋友的父親——也在抹眼淚。也許是我之前哪句話說得不對，引發(fā)了兩位家長對孩子的憐愛。他們可能也挺失望的，攤上個愣頭青班主任，什么都不懂。連安慰的話都不會說。

當然也有我能理解的事，比如學生對流浪貓的熱情。他們會自帶貓糧，在逗貓的時候被抓傷，然后開心地請半天假去醫(yī)院打針。

在格羅寧根，我過回了學生生活。像我以前的學生一樣，偶爾成為老師們的噩夢。與此同時，我開始嘗試用與以前完全相反的態(tài)度面對生活。其中一件是學樂器。我從小被告知五音不全，不要浪費時間在音樂上。我決定浪費時間。

馬可來自西班牙北部，在荷蘭已經生活了11年，以教架子鼓與演出為生。我第一次見到馬可的時候，他還拄著一根拐杖。

半年前，在一次騎行中，為了避讓突然出現(xiàn)的行人，他自己摔到地上。大腿嚴重骨折，敲了好幾根鋼釘固定，術后遵醫(yī)囑躺了半年。他那條受傷的腿由于長期不能行動，逐漸肌肉萎縮，瘦了10斤。在這半年的時間里，他的朋友過來幫他上課，課時費兩人平分。

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既敬佩他在發(fā)生意外時一瞬間的選擇、對這半年痛苦的坦然，又有些震驚于他朋友的仗義。他本人倒是不以為意：這有啥？我對她也很好的。我當然無條件相信。

他的架子鼓教室在一個小劇場里面。旁邊不遠的超市里有他最愛的牛角包，所以如果是下午的第一節(jié)課的話，你會看到他拎著一袋牛角包走進劇院。去得更早一些，你可以看到他罩著一件厚外套，帶著耳機，騎著車從街角出現(xiàn)，拐個彎一路滑行到劇院門口。是的，腿好之后他又騎上了自行車。沒辦法，在荷蘭，人是無法離開自行車的。

哪怕是最冷的冬天，他的外套里面都只有一件短袖。光看外表，你無法想象這是個如此細膩的人。但說到底，愛音樂的，就算滿臉胡茬，哪有不細膩的呢？當然，馬可完全不是胡子拉碴的類型。他的胡子，有著一眼就能看出的，和頭發(fā)一起精心呵護的造型。

也許是因為他有很多小學生客戶，馬可總習慣用最簡單的方式同人交流：演示。比如哪個動作不對，他會用手機錄下來，播放一遍學生的打法，再自己打一遍，讓對方自己發(fā)現(xiàn)其中區(qū)別，一遍遍重復，直到動作正確。這個過程中，沒有一絲不耐煩。他身體力行地告訴他的學生們“要和困難做朋友”，這絕非一句空洞的教學口號。

因為他，我開始反思自己的教育。可以肯定的是，自己沒有他的耐心。同一個問題，如果學生犯錯超過三次我就會生氣。真是不應該呀！

最后一節(jié)課上，我們除了架子鼓之外，還交流了很多。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原來父母之心是如此相似，竟不受地域影響。本以為西班牙多么浪漫開放，他們的家庭教育想必更加自由平等。但馬克卻說，“家長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過上他們想要的最好的生活，不是嗎？盡管有時候他們不知道邊界在哪里，催促你去做一些他們認為好的事情。”就在那一刻，一種類似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感受突然降臨在我身上：來自西方社會的男性會跟來自東方社會的女性，在某一刻，產生同樣的對養(yǎng)育者的感受。

3. 格羅寧根

荷蘭人更習慣于稱呼自己的國家為尼德蘭 (the Netherlands)，而不是荷蘭(Holland)。就像英國人很明白英格蘭（the England）不能代表英國（the United Kingdom）一樣。17世紀是荷蘭地區(qū)的黃金時代，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等現(xiàn)今隸屬于尼德蘭的南、北荷蘭省的主要城市聲名鵲起。于是尼德蘭以外的世界認識了荷蘭。

所以嚴格說來，格羅寧根并不屬于荷蘭，它屬于尼德蘭。尼德蘭，字面意義上指“低地”，聽上去像彼得潘住的Never Land。格羅寧根也很像一塊Never Land。市政廳外面有一片小森林，我第一次去是為了注冊居住身份。

早在接受錄取的時候，學校就發(fā)來長長的清單，指導國際學生種種行政事項，其中一項是提醒我們要租可以注冊地址的房子。住房短缺在近20年逐漸成為尼德蘭社會首要問題之一。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日益增長的壽命、更多獨居的需求使這個人口密度本就不小的國家不堪重負。

行前會上，負責招生的老師滿眼血絲，在恭喜學生們申請成功時就意外地花光了所有的能量，接下來有氣無力地宣讀了30分鐘PPT。結束前有學生提問學校是否能夠提供住宿。他突然醒了似的睜大眼睛，過分嚴肅的眼神通過攝像頭映在電腦屏幕上：很遺憾，學校不提供住宿，但你們可以去以下網站尋找房源。另一個老師殷切囑咐：如果臨行前還找不到房子的話就不要來了！去年有學生在學校禮堂打了一個月地鋪，依然找不到房子，只好休學回國。

在這兒找房子堪比找工作，房東有絕對的權力。首先是遞交申請，詳細說明自己何以能夠成為一個適合這個房子、房東、室友的完美租客；房東視契合程度或者心情決定是否回復；若有幸收到回復便可以準備面試了；面試過程和結果當然不是租客能夠預料的。買房更是嚴格，其中每每讓外鄉(xiāng)人張大嘴巴的一環(huán)是競拍——價高者得。

預約是嵌進尼德蘭骨血的機制。我在半個月前定好的時間線上抵達，20分鐘不到就完成了所有手續(xù)，其效率打破了我對歐洲速度的刻板印象。從大門出來，順路走進那片小森林。這里的夏天并不熱，林中更涼。不遠處停著一輛巨大的暗紅色工程車，穿著熒光工作服的司機隨意地走在落滿葉子的草地上。落葉并不干枯，踩上去也聽不到碎裂的聲音。偶爾會看到幾顆掉落的橡果，綠油油的，散發(fā)著吸引松鼠的氣息。

再往北走，有一塊很大的城市森林公園——Noordersplantsoen，字面意思是“北方植物”。剛到格羅寧根的時候，我的荷蘭語水平只到“Noorden”，于是一直叫它“北公園”。北公園占地約20公頃，里面有大片綠地和湖泊，春天的時候可以看到天鵝帶著他們剛出生的毛茸茸的小寶寶們躺在草地上曬太陽。人類居民則會禮貌地讓出社交距離，遠遠地看著或者拍照，絕不打擾。

狗另當別論。不論春夏秋冬，不論早晚，總有人在遛狗。我很喜歡去北公園偶遇各種各樣的狗。有一次幾只狗正在一起玩鬧，我遠遠地經過他們，本不想打擾。突然他們幾個玩高興了，一只狗被撞飛，跌跌撞撞穩(wěn)了幾步，還是撞到了我膝蓋上。通常來說，長時間盯著別人的狗是不禮貌的，不過這個機會倒是讓我可以肆無忌憚地看他。他露出一個尷尬、抱歉、討好的表情，扭著頭看我訕笑。我笑出聲來。于是他搖搖尾巴、重振旗鼓殺回剛剛的戰(zhàn)場。

在尼德蘭，走路和說話的時候不會想家。吃飯的時候會。

每到下午6點左右，就有一個聲音在我心里嚎叫：我要回家。這么說話實在羞愧，但確是事實。就像小時候看《武林外傳》，有一個叫辛普森的歸國華僑，在同福客棧的后院深情地呼喚“My hometown（我的家鄉(xiāng)）!”以前只笑他虛偽做作，等有一天自己也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不免感到荒唐。

經歷了一長段對母國、母語以及母親的懷念，我逐漸懷疑，自己懷念的對象僅存在于想象中。就像是中餐，在荷蘭的每一頓我都會想，如果是在國內，我要吃什么。早上可以來點兒豆?jié){、油條、米餅、小籠包、小餛飩、赤豆元宵、煎餅果子……越想越餓，越襯托得手上的面包難以下咽。當然，面包店剛出爐的，騰騰熱氣包裹著酥脆外皮的牛角包除外。中午、晚上可以吃的就更多了，一年四季各不相同，春天有馬蘭頭，香椿，菊花老，夏天小龍蝦吃膩了，過幾天就有螃蟹上市，更不用提總能讓人得到滿足的各式火鍋、燒烤、麻辣燙。于是更是越想越餓，越襯托得手上的面包難以下咽。

但要真回了國，這些食物好像又變得平淡了起來，只有等我離開故土，它們才會在回憶中再次香氣撲鼻。兩次回國之后，我遺憾地告訴自己：我懷念的是一個抽象的家的概念。那時的我，恐怕真的只是另一個辛普森。

后來，每當我想念中餐的時候，就去梨園。去得多了，老板有時候會和我聊聊天。

4. 代際關系

上世紀70年代，她上初中時隨家人來了荷蘭。最后悔的是當年北京房價還不高的時候，有食客告訴她可以在北京買房，她沒買成。現(xiàn)在快退休了，想回國，越想越后悔！

“退休？”我有點吃驚。她看上去才4、50歲，滿頭黑發(fā)，連皺紋都很少。

“是啊，我都60多了。孩子也都長大了。”說起她的兒子，聽不出是驕傲還是無奈，“他現(xiàn)在是背包客，環(huán)游世界去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歐洲的溫州移民逐漸變多，老板一家大概算得上70年代的頭一批。那時候流行“三把刀”立足他鄉(xiāng)——菜刀、剪刀、剃刀，分別對應餐飲、服裝、理發(fā)。第一代溫州移民從打工開始，也許是從打黑工開始，用勤勞與忍耐為自己和后代建起第一家店。第二代繼承這個店，通常精通多種語言，在家里和父母用國語交流，在外面用荷蘭語和英語應付世界。第三代更加融入這個社會，也更不會說國語。于是中文學校應運而生。

梨園旁邊有一家“纖手發(fā)廊”，也是溫州人開的。理發(fā)師看上去30來歲，待人有禮，剪發(fā)利落。他的荷蘭語也很好，來客亞洲面孔并不算多。在一眾發(fā)廊椅中間有一個小火車托馬斯的搖搖樂，小朋友們一來就直接坐上去，在感到無聊前，他已經剪好了一顆頭。

他的妻子和媽媽經營著后方的按摩館。中醫(yī)藥材、針灸、按摩館在格羅寧根并不少見，西方人也逐漸開始接受來自東方的醫(yī)療手段，也許是終于受夠了醫(yī)院漫長的等待與歹毒的用藥。也有客人在他們Google maps的網站上憤怒留言，抱怨服務態(tài)度差。他只是淡淡地回復：很抱歉，我們這里不提供你想要的那種服務。

此生到目前為止，他是我遇到過的最擅長剪高層次中長發(fā)的理發(fā)師。那時我的頭發(fā)已經有兩三年沒剪——但因為是從板寸開始留起的，所以其實并沒有多長。

父親向來不喜我留短發(fā)，他說我像“鄉(xiāng)村女企業(yè)家”，短短6個字，冒犯了三個人群：鄉(xiāng)村居民、女性、企業(yè)家。但我覺得沒什么不好。他不喜歡是他的事。也許我的態(tài)度激怒了他，于是更加討厭我的打扮。反而祖父母對我從來沒有外觀的建議。小時候，當我第一次瞪大眼睛盯著一個留著超短發(fā)的女性時，祖父提醒我注意禮貌，淡定地說，“這叫阿姨叔叔頭。” 他們最擔心的是我餓著，其次擔心我生活不穩(wěn)定。

關于祖父母，父親和我說得最多是要我感恩，“他們對你很好”——說這話的時候，眼神輕輕定定地看向一塊不知道通往哪里的地方。

他也常常回憶年幼時拉著柴火從白天走到晚上的情景。終于回家坐上了飯桌，把筷子伸向肉片的那一刻，被祖父的筷子打了回去，“那是留給你媽媽吃的。”祖母身體從年輕時就不好。

疲憊的他，嚴酷的父親，病弱的母親組成了他為我講述的童年一角。成年后，祖父讓他應征參軍，他堅決不同意，好幾年不回家。“但他們對你很好。”也許隨著隱秘的羨慕而來的，還有一絲如釋重負。

或許是我閱讀量有限，我讀過的親情大多是高尚的親情，資本主義的親情，上流社會的親情，很少看到有人去描繪需要和母親爭奪一口肉的親情。

后來我在格村上學，有段時間流行“胚芽米”，說是保留了大米的重要營養(yǎng)。我想到祖父母，于是網購了一袋獲得金獎的大米寄過去。收到之后，她的反應在我意料之外：“這是南梗米，是江南最好吃的米。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第一反應是驚嘆于她的見多識廣。后來又有點憂傷：我并不知道南梗米是江南最好吃的米。這個對于我來說還挺新奇的好東西，對他們來說可能只是還可以的食物之一。畢竟這只是“江南”最好吃的米，他們家里大概并不缺一些其他地方最好吃的米或者其他什么吃食。最讓我感到遺憾的是，江南的米未必比其他地方的更好吃。且這個單，是在祖母已經明確告知我：“你爸爸經常給我們送各種吃的，家里米很多，吃不掉。”之后下的。

在不知從何而起的憂傷消散過后，我意識到也許食物對他們來說就等同于愛，這并不是理智的邏輯思考，而是經年形成的肌肉記憶。

5. 非本地居民

可能是看到我不舍的表情，老板邀請我參加幾周后的歇業(yè)晚宴。晚宴從7.30開始，飯店里的桌子全都拼在了一起，用紅絲絨布蓋住，組成一條長桌。每隔一段便擺上一座銀質燭臺，柔和的火光把大家的表情晃得越發(fā)朦朧。荷蘭語中有個詞專門描述這種氛圍——Gezellig（與愛的人一起呆在一個溫暖舒適的地方的感覺）。我對面坐著一男一女，頭發(fā)花白，打扮精致，看上去是對講究生活品味的老夫老妻。雖然后來在閑聊中發(fā)現(xiàn)只是一起學習薩爾薩的舞伴。他們告訴我，鎮(zhèn)子上的人都舍不得梨園關門，地方報紙還特意刊登了專題報道，揮淚告別這個幾十年來為居民提供溫暖美食的餐廳。

不知道她的決定是否與當年的大選有關。2023年，海爾特·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以極右翼、反移民、反伊斯林的政治立場贏得大選，說“震驚歐洲”或許有些夸張，但確實在社會上激起了廣泛熱議。學校里不乏國際教授，近幾年緊縮的移民政策早已讓很多人感到不安。維爾德斯，被稱為“荷蘭的特朗普”，從樸素的民眾角度，似乎很難理解他所選擇的政治立場。他有部分印尼血統(tǒng)，印尼曾是荷蘭的殖民地；他的妻子是匈牙利人，他也常常在國外居住。

種種原因導致他在次年3月宣布放棄競逐首相。同年5月，此前被維爾德斯提名的迪克·肖夫（Dick Schoof）被任命為新一屆政府首相。移民政策毫不留情地右傾。

“我可沒什么娛樂時間。移民的時間就是用來工作的，政府早就算好了。他們的智囊團就是做這個的，不是嗎？”

帕西莉亞是通過工作簽證留在阿姆斯特丹的。從她跳色的裝扮和笑容上，你會發(fā)現(xiàn)南美的陽光從來沒有離開過她。但房租、稅收、保險費和苛刻的移民政策讓她把自己的時間幾乎都獻給了工作，所以有時候你在她小麥色的臉上找不到一絲表情。這恐怕是任何意義上的第一代非歐盟移民必須面對的命運。當然，本身資產頗豐，或者選擇加入當?shù)丶彝サ牟⒉辉诖擞懻撝小?/p>

她從小跟著祖母長大，她的祖母是大學教授，總是鼓勵她去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我一度非常羨慕她，但后來想想，其實我們做了相似的選擇，于是羨慕變成了惺惺相惜。但在某一刻，我們還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所以離開的時候又多了一份不舍。

離開荷蘭之前我盡可能地逛遍了當?shù)氐牟┪镳^。當時的我還沒有聽過“入寶山而空回”的說法，但大概正是處于那個境地，于是決定給自己多留下些經歷以供日后回憶。

除了外鄉(xiāng)人，荷蘭遍地是花——長在土里活的，放在水里賣的。市集里各類品種的花更是迷人眼，最不可忽視的是郁金香。郁金香和其他鮮切花不一樣的在于，沒有根放在水里養(yǎng)著的莖還能不斷長高，探頭探腦地擴張自己的領地，個子長得和荷蘭人一樣高。

當今荷蘭園藝以郁金香文明。16世紀一個商人從土耳其將這種球莖植物帶回尼德蘭，由此開啟了它金融與藝術交織的命運。17世紀，一株“永遠的奧古斯都”的價值相當于阿姆斯特丹運河邊的一幢豪宅。而所謂的“永遠的奧古斯都”并不永遠，它只是染上了一種郁金香碎色病毒（TuBV），并且已經在黃金年代末隨著泡沫破碎而滅絕。現(xiàn)在的倫勃朗型郁金香一定程度上還原了它乳白色花瓣上烈火般燃燒的紅色斜紋的異狀生命，平凡地四處開著。

寫作感想：

曾經一度十分擔心這是一篇無聊的流水賬，很感謝李老師的鼓勵與專業(yè)的寫作建議，讓我在書寫、修改的過程中逐漸發(fā)現(xiàn)另一個我更喜歡的視角。希望正在讀這篇文字的朋友，可以偶爾笑出來。

編輯導師｜李梓新

三明治創(chuàng)始人，有20年傳媒經驗。2024年以優(yōu)等學位（Distinction)畢業(yè)于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UEA）創(chuàng)意非虛構寫作碩士專業(yè)（MA Creative Non Fiction)。著有《災難如何報道》《民主是個技術活兒》等書，Newsletter「新寫作Xin Writing」。

評語：

看起來是一個東亞女兒的逃離故事，但軌跡不那么一樣。特別是你從食物的鏈條出發(fā)，將荷蘭和中國兩端穿起來，中間是提供食物慰藉了你，卻又告老還鄉(xiāng)的溫州餐廳老板。這是一條情感鏈條，又夾雜了獨立感的追尋和往日的追憶。有恐懼，也有溫情。這也是邁向獨立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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