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作家張怡微自2019年開始便在創意寫作（MFA）專業的課程中持續關注并組織學生討論疾病書寫的問題。師生們一起研讀中外文學經典中的疾病與隱喻，并通過回溯自己的病痛、家人的病痛，來完成情感書寫的訓練。近年來，他們以工作坊、讀書會、講座等形式陸續討論了阿爾茲海默病、自閉癥、疼痛管理、養老照護、月經及輔助生殖等話題，并搭建起了與華山醫院敘事醫學的跨學科交叉合作。在被AI洶涌沖擊的時代浪潮中，他們試圖回到“身體”，關注我們不同于機器的身體感受、個人感受，并不斷在疾病書寫與敘事治療的領域開拓與深耕。

“身體與疾痛”欄目將持續關注并分享他們在這一公共議題上的思考與討論以及相關的主題書單。本組稿件來自“進食障礙與文學敘事”工作坊，進食障礙圓桌討論的第三部分是醫生和疾病研究者從病理學、心理學、營養學等角度對進食障礙的專業解讀。

陳曦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生、進食障礙研究者

我第一次真正脫離概念和書本接觸進食障礙，是在大學畢業后因為機緣巧合留在紐約工作，于伊坎西奈山醫學院的進食障礙診療中心做科研和臨床工作。我所在的中心是紐約最大的進食障礙門診，也因為紐約是世界上族裔最豐富的城市，我因此在這個領域遇到了許許多多擁有不一樣文化背景的進食障礙患者。今年我從美國回來，到港大讀書，也慢慢接觸到了更多中國的病人。在這些年的經歷當中，我常常看到也感受到文化深刻地烙印在進食障礙患者個體體驗、表達痛苦的方式上，也烙印在社會如何理解和回應這些故事上。因此，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一些基于臨床觀察和研究的思考，特別是關于進食障礙敘事中的文化印記。

首先，我還想再花一點點時間，再和大家說一說到底什么是進食障礙，也澄清一些大眾傳播中的誤區。在最新版的DSM-5（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第五版）中，進食和喂食障礙是一個大類，就像焦慮癥是一個大類而不是一個疾病一樣，有很多不同的表現形式。其中，所有進食障礙包括一些核心的、在進食方面的特征——持續在進食或進食相關的行為存在障礙/失調，導致食物的攝入或吸收出現障礙，并嚴重損害身體健康或社會心理功能。其中，在分類上包括了異食癥（PICA）、反芻障礙（RD），回避性/限制性進食障礙（ARFID），神經性厭食癥（AN）、神經性貪食癥（BN），暴食癥（BED），還有其他一些例如夜食癥（NES）等。其中，大眾討論最多的是神經性厭食癥（AN）和神經性貪食癥（BN），之所以如此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兩者有一個非常核心的共同特征，就是患者有強烈的身材與體重焦慮，且這二者在其自我評價體系中非常重要。雖然DSM-5或ICD-11這些診斷手冊提供了很好的診斷區分和癥狀說明，但是我們也需要避免陷入《像我們一樣瘋狂》中描述的精神疾病定義與治療的“被輸出”。診斷標準是一個參考，而對患者來說真正重要的是他們真實的體驗和感受。下面，我列舉了一些關于進食障礙常見的大眾誤區，也可以幫助避免一些在敘事和文學創作當中出現的問題。

1.厭食癥患者真的是“討厭食物”嗎？這是一個非常普遍且重要的誤區。實際上，許多神經性厭食癥患者的內心對食物充滿了矛盾和強烈的關注，甚至可能花費大量時間研究食譜、為他人準備食物。他們的限制行為往往源于對體重增加的極端恐懼、對體型的扭曲認知以及對控制的強烈需求，而非“討厭”食物本身。可以說“厭”這個詞指向的并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在他們心里與食物聯系在一起的種種后果。

2.抑郁癥患者長期食欲不振、失去胃口是得了厭食癥嗎？這是區分癥狀與診斷的關鍵誤區。我仍然記得上一周我實驗室的本科生和我分享她對進食障礙感興趣的理由是因為她有個朋友好像有厭食癥。當我問她這位朋友有什么癥狀的時候，她告訴我，她因為長期的抑郁而毫無食欲、吃不下飯。我當時就和她說，這不是厭食癥，這大概是抑郁癥帶來的反應。食欲下降確實是抑郁癥的常見癥狀之一，但這與神經性厭食癥是不同的。厭食癥的核心特征是對體重和體型的過度關注和恐懼，以及為此采取的特定行為（如嚴格限制攝入、過度運動等）。而抑郁癥的食欲不振通常與情緒低落、快感缺失等核心癥狀相關，缺乏厭食癥特有的對“胖”的恐懼和體像障礙。混淆兩者可能導致誤診和不恰當的干預。

3.厭食癥患者不會出現暴食的情況嗎？這是一個關于厭食癥亞型的常見誤區。神經性厭食癥存在兩種亞型：限制型 (Restricting type)和暴食/清除型 (Binge-eating/purging type) 。后者在厭食癥的背景下，確實會間歇性地出現暴食（客觀或主觀感覺失控地攝入食物）和/或清除行為（如催吐、濫用瀉藥、過度運動等）。因此，“厭食癥患者絕不會暴食”的說法是不準確的。

4.沒有進食障礙就是沒有進食問題嗎？這是一個關于疾病譜系的重要誤區。臨床診斷上的“進食障礙”有其嚴格的標準，但沒有達到診斷標準不代表沒有進食相關的問題。很多人可能存在“紊亂進食”(Disordered Eating)或不健康的飲食習慣、體像困擾、情緒性進食等問題。這些問題雖然未達到進食障礙的臨床標準，但同樣可能影響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值得密切關注。

5.只有年輕女性才會得進食障礙。進食障礙并不是“少女病”。事實上，進食障礙可以影響任何年齡、性別、種族、社會經濟背景的人。男性、中老年人同樣會患病，但可能因為刻板印象而被忽視或延遲診斷。

6.進食障礙是富貴病。這種看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雖然歷史上，神經性厭食癥的報告案例最開始在西方上層階級的年輕女性中出現，并且在某些時期和社會階層中更為集中，但這并不代表進食障礙只屬于富裕人群。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揭示了進食障礙（特別是神經性貪食癥和暴食障礙）與“食物不安全感”（Food Insecurity）之間的復雜關聯。經歷食物匱乏或不穩定供應的人群，反而可能因為心理補償機制、對食物的矛盾情緒以及壓力等因素，更容易出現失控性暴食的行為。進食障礙的發生是多因素作用的結果，跨越了所有社會經濟階層。

工作坊現場

剛才我們厘清了進食障礙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常見的誤解。但要真正理解進食障礙，僅僅停留在定義層面是遠遠不夠的。個體如何體驗、表達自己的痛苦，以及社會如何看待和回應這種痛苦，深受文化環境的影響。接下來，我想結合個人在美國和中國的臨床觀察，和大家分享一些這方面的思考。

2024年的時候，我在紐約參加國際進食障礙2024年大會，當時與會的90%以上都是白人，亞洲人只是零星幾位。我到現在仍然記得一位在哈佛做訪問學者，在馬來西亞創立了進食障礙非盈利組織的臨床心理學家Sok Ning Chua博士做了一個關于亞洲文化和進食障礙的報告。她說亞洲人和食物的聯系，可能是全世界最強的。而我覺得，在亞洲，我們中國人和食物的聯系，可能又是其中最強的。在某種程度上，我一直覺得進食問題在中國的出現，可以稱作是非常“自然”的，因為我們中國人把吃這件事情和太多事情聯系在一起。我們說“民以食為天”，我們過節的主要節目是品嘗各式各樣的食物，傷心難過的時候我們說“吃頓火鍋就好了”。同時，談論身材在我們的社會中并不是一件被“敏感化”的事情，過年走親戚的時候，會有人直截了當地評價“你又胖了”“太胖了”，并且身材這件事情，特別是在女性當中，還常常與婚戀和生育聯系在一起。所以我一直在想，在我們這樣的社會里如果得了進食障礙，或許會比在西方國家更加痛苦，因為社交是如此緊密地與“吃”這件事情聯系在一起。

文化在方方面面塑造了進食障礙的敘事。首先是公眾表達與疾病的污名化、美化、崇拜。因為在西方，進食障礙作為精神疾病被研究、治療以及被公眾了解得更早，所以相對而言，對患者尊重和去污名化的倡導也出現得更早更多。在青少年和兒童的臨床觀察中我發現，美國家長的意識和尋求治療的意向很高，特別是對于一種較為新的進食障礙——回避性/限制性進食障礙（ARFID）。其主要特征是極度挑食，在亞洲文化中容易被當成“挑食”“性格難搞”對待，但是美國來尋求治療的家庭并不少。但在另一方面，因為西方的個人化程度很高，很多病人好像更不敢向身邊的人求助和傾訴。而在中國，因為對進食障礙的了解還在初級階段，社媒上存在不少美化式的玩笑——比如評論說“我也希望有厭食癥，這樣就不會長胖”。這種評論如果在社媒傳播，不僅是對患者痛苦經歷的一種否認，更有可能把厭食癥和正面的美、苗條聯系在一起，引發追捧和模仿。另一方面，患者普遍存在資源匱乏的問題，比如，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進食障礙、不知道去哪里求助、不知道該怎么辦。另一方面，還有一些患者害怕失去因進食障礙帶來的“紅利”。我遇到過不少健身博主、吃播其實都有進食障礙的問題，但是因為他們借此獲取流量和金錢，很難割舍。最讓人擔憂的是，我上面提到的崇拜和學習。社媒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分享如何極度限制飲食、如何催吐等，并獲得很高的熱度與跟風。在科研領域，近年來也有一些關于進食障礙公眾表達的研究。比如在主流媒體方面，Sun et al. (2020) 對 1998–2019 年中國報紙的內容分析顯示，報道對厭食/貪食的基本信息相對準確，但對病因與治療呈現較淺，社會整體關注度仍不足。而在社交媒體方面，He et al. (2024) 基于知乎的大樣本研究（AN/BN/BED 自述者）發現，>90% 的用戶將成因歸于個體層面，只有35–51%也指向社會文化因素，這種局限性的自我歸因，可能帶來患者更大的心理負擔。

文化塑造的第二部分是身體意象與社會壓力的分化。身體意象（body image）是進食障礙的核心問題之一，而社會的壓力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觸發機制。近十年來，西方對于理想身材的追求，已經從“瘦”逐漸往“緊致/線條/肌肉感（fit/toned）”轉變。而這種追求，并不代表不會出現身體意象的問題。比如Tiggemann & Zaccardo（2015）做過一個典型的實驗。在研究人員讓被試于短時間接觸“fitspiration”圖片后，他們的身體不滿度就有所上升，而外貌自尊有所下降。更往前一步，Cunningham 等（2022）發現：對“緊致/肌肉感”的追求，和限制性攝食、強迫性運動等問題獨立相關。換句話說，從“瘦”到“緊致”并不是自動變得更健康，只是把風險敘事換了件更時髦的外衣。這種現象同樣在中國出現，Pike & Dunne（2015）稱之為“文化反應型”上升，是一種現代化、媒體/社媒的理想內化，與家庭/同伴語境評價的層層交織。和西方類似，增肌導向的飲食失調在年輕群體越來越常見——尤其在健身、塑形社群中。

最后一部分，我想說一說文化傳播和跨文化本身成為觸發機制這個點。首先，文化傳播在進食障礙方面可以是某種程度上的文化入侵。20年前，斐濟有一個經典的研究，Becker et al. (2002, 2004) 發現，在引入電視之后，當地女孩的飲食失調的指標顯著上升。這是在提醒我們文化與媒介的組合可以迅速重塑身體意象與飲食行為。另一方面，在跨文化的場景里，文化適應壓力帶來的情緒問題（比如抑郁或焦慮）常常通過進食方式的改變或異化出現，比如非常多見的情緒性進食（暴食）問題。平臺上其實已經有大量這樣的自述，比如大量留學生暴食的案例，恰恰說明了跨文化本身是一種微妙的風險因素。這和短篇小說《沉默的母親》中的沃克太太等文本形象非常相似——當飲食承載了身份、關系與情緒管理，它就很容易成為文化沖擊下的自我調節手段，短期或許有效，但長期有害。

所以，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僅僅理解進食障礙的定義是遠遠不夠的。個體如何講述痛苦，社會如何回應痛苦，都受到文化深刻的影響。從美國到中國，從臨床觀察到社交媒體，我們看到了這些敘事的多元與復雜。認識到這些文化印記，最終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每一個具體的生命經歷，減少誤解和污名，并提供更有效的幫助。無論是心理干預，還是媒體傳播，乃至文學創作，對文化敏感性的覺察都至關重要。

陳陽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營養科醫生

“進食障礙”是一個疾病的統稱，比較核心的聚焦在四個病種：神經性厭食、暴食癥、神經性貪食，以及近期才被納入核心進食障礙疾病的“回避限制性攝食障礙”。其中“暴食性進食障礙”在進食障礙疾病中的發病率是最高的，但是神經性厭食的致死率是最高的。

這四類疾病在營養層面有共同點，都存在能量與蛋白質供需失衡、電解質紊亂以及微量營養素缺乏，但各自又有一些微小差異。

像“神經性厭食”，多數來自于對體重與體型的焦慮和恐懼，患者們的飲食攝入長期壓到了生理線以下。因為長期攝入不足，會導致體重明顯下降、體態消瘦，蛋白質偏低，骨骼肌與心肌萎縮，維生素D、鈣、鐵、維生素B1、鋅等營養素常常處于缺乏狀態，電解質方面也呈現低磷、低鉀、低鎂。

這類疾病的“再喂養風險”是極其高的。所謂“再喂養風險”，是指當人餓了太久之后，一下子攝入大量食物，胰島素會將血液里的磷、鉀、鎂迅速推入細胞，導致血液中電解質驟降，非常容易引發心律失常、心衰，乃至呼吸系統衰竭，嚴重時會導致死亡，這也是神經性厭食致死率較高的原因之一。

神經性厭食，其實還有兩種亞型，一個就是限制型，一個是暴食清除型，兩者的區別就是在于它是否存在一個反復暴食或者清除的行為。神經性貪食的驅動力是反復失控的暴食，隨后用催吐、瀉藥、利尿劑等方式進行清除，患者體重多在正常范圍內。營養缺乏雖然存在，但沒有神經性厭食那么顯著。電解質方面，主要需要關注低鉀水平。由于反復催吐和清除，患者會伴有腮腺腫大，以及因胃酸腐蝕造成的口腔與消化道損傷，食管黏膜也可能出現撕裂。

“暴食癥”與“神經性貪食”的一個區別是它沒有經常性的補償行為，常伴有一些內疚、失控感，整體能量攝入是過剩的，超重和肥胖比較常見。其整體的飲食質量是較差的，因為患者經常會選擇一些高熱量、高糖的食物，所以缺乏維生素D、鐵、葉酸等營養素，但電解質水平是正常的，并發癥則多與超重肥胖相關，如胰島素抵抗、2型糖尿病、脂肪肝等。

最后一個是“回避限制性攝食障礙”，其驅動力不是來自于追求瘦，而是因為個體感官上對食物比較厭惡或者恐懼，以至于他選擇性地去限制了一些食物。在熱量和體重上面，由于整體的攝入量和食物種類是不足的，所以可能會呈現一個低體重的狀態。對兒童而言，生長是會非常受限的，而營養素缺乏方面則要視具體回避于哪種食物而定。電解質的話，長期來看可能也會有一個低磷、低鉀、低鎂的癥狀。

整個進食障礙的診療是多學科協作的治療，干預包括有社會工作人員、心理科醫生以及內科。營養師的主要職責是制定個性化的營養康復計劃，監測體重變化，預防再喂養綜合征的發生，并指導患者安全進食、逐步恢復。具體來說，這個過程并不是簡單地告訴患者“你該吃什么、不該吃什么”，而是要先通過收集臨床史、飲食史、體格檢查等指標，全面評估營養不良的程度和再喂養綜合征的風險，再根據診斷結果確定最優先處理的營養問題，繼而進行個體化干預，比如首先處理營養問題，之后通過持續的監測與隨訪來幫助患者維持健康體重與飲食習慣。

四類進食障礙的干預側重點各有不同。對神經性厭食癥患者，重點在于預防再喂養綜合征，不會一下子要求攝入過多，而是讓他們逐步增加能量攝入，直至達到目標水平。對神經性貪食癥患者，核心挑戰是打破反復暴食與清除的循環，干預重點在于幫助他們建立規律的飲食節律，逐步中斷清除行為。對暴食癥患者，則著重教會他們建立結構化的飲食計劃，幫助他們識別和記錄誘發暴食的因素，同時引導他們選擇高纖維、低能量密度的食物。而對于回避限制性攝食障礙，主要是從患者接受度較高的食物出發，逐步拓展其能夠接納的食物種類。

這里用到的一個常見方法叫“食物暴露階梯法”：先讓患者列出所有令他們感到恐懼的食物，按照恐懼程度分級，從等級較低的食物開始逐步挑戰。整個練習也是循序漸進的，先從視覺層面開始，能否接受看到這種食物，再到嗅覺，最后才是味覺上的實際進食。

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營養科介入的進食障礙病例在逐年減少，可能是因為這類患者更多直接前往精神衛生中心就診，較少到綜合醫院。但其實我覺得我跟進食障礙患者還是有一定的淵源的，因為我在實習期間接觸的第一個營養干預的病例患者就是進食障礙。我希望發揮自己的專業去提供幫助，也是帶著這樣的念頭，我在2025年9月制作了一個關于情緒性進食的科普視頻。情緒性進食在嚴格意義上并非疾病，而是一種異常進食行為，它的嚴重程度與持續時長尚未達到疾病的診斷標準，但在行為表現上與進食障礙頗為相似，同樣會有反復節食、暴食等情況。我想做這個話題，也是因為情緒性進食離我們每個人都并不遙遠，希望這個視頻能幫助到更多人。

李川 上海市虹口區精神衛生中心醫務社工部主任

張老師邀請我來可能是覺得我當時寫《聽見抑郁的聲音》時訪談了20名抑郁癥親歷者的經驗對這次活動有一定的價值。接下來，我想從兩個理論出發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所謂的兩個理論：一是福柯，他認為精神疾病可能是被建構的；二是結構學派家庭治療。福柯說“自戀本身就是瘋癲的第一個癥狀”，面對進食障礙患者，我們正常人難道不也是一種瘋癲嗎？在福柯看來，瘋狂不是自然現象。18世紀之前，瘋癲根本不被認為是疾病；18世紀之后，它變成了一種社會共謀的“虛構”。那么，厭食癥是否是對“苗條規矩”的極端服從？暴食和催吐，是否是在服從與反抗之間的激烈拉鋸？進食障礙是否也是按照同樣的權力邏輯被建構出來的：主體通過定義他者為“病態”來確認自身的“正常”？

福柯自身的經歷也印證了這一點。作為當時不被接納的同性戀者，他多次自殺未果，這促使他從自身出發追問“什么是正常”。他不去研究柏拉圖、笛卡爾，反而去研究疾病、精神病院、性這些社會“邊角料”，卻寫出了影響至今的著作。他最后的結論是：人類必然會瘋癲到“不瘋癲也是一種瘋癲”的地步。

看看疾病譜的演變就明白了：以前有精神分裂癥，后來有了抑郁、焦慮，現在進食障礙和游戲成癮都寫進了ICD和DSM-5。只要診斷手冊夠厚，更多行為會被納入，我們都成為“瘋癲的人類”。歷史上，麻風病消失后，瘋癲代替了死亡；今天，抑郁癥又在代替精神分裂癥。我在精神專科醫院工作，十年前幾乎只服務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現在更多的是抑郁癥、焦慮癥、厭學拒學的孩子。今天的進食障礙，未來也很可能爆發更大的人群。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抑郁癥在中國的建構。華東理工大學肖易忻老師在《抑郁癥在中國產生的社會學分析》中指出：1980年前“抑郁癥”幾乎不存在于中國，當時用的詞是“神經衰弱”。短短三四十年，每14個人中就有1人一生中會罹患抑郁癥——這是怎么被建構出來的？肖易忻提出了“產官學媒的醫療共謀”：學界、醫藥產業、醫學界為了各自利益，共同把抑郁癥“建構”了起來。進食障礙的邏輯與此高度相似：文化、傳媒極端宣傳女性好身材、男性應有肌肉，醫學再把這種身材焦慮納入障礙，反映的是整個時代的身材文化焦慮。

而結構學派家庭治療強調，家庭夫妻關系如何影響孩子。薩爾瓦多·米紐慶的經典方法就是“讓父母做父母，孩子做孩子”，給孩子空間，疾病往往就有很大改善。有一本書叫《消失的父親，焦慮的母親，失控的孩子》，精準描述了當前很多家庭的困境：爸爸消失后，媽媽把情緒無限轉嫁給孩子，孩子的生活空間被壓制到只剩“控制自己的身體”——進食障礙從某種程度上，正是一些孩子對家庭的報復性自我控制。

《飛越瘋人院》電影海報

最后我想做三點總結：第一，精神障礙書寫需要公共性建設。《飛越瘋人院》里墨菲被前額葉切斷手術變成行尸走肉，這個手術曾獲諾貝爾獎，后被認為是諾獎史上最“臟”的獎項，讓30萬患者受害。缺乏社會監督，精神醫學就會陷入危機。今天的論壇，正是讓主體和傾聽者參與公共性建設。第二，傾聽者的聲音應該被聽見。在《聽見抑郁的聲音》中，患者對病因的界定往往比醫學教科書更清晰。這種親歷者的聲音，是理解疾病不可或缺的素材。第三，理解精神障礙必須回到家庭，回到中國文化語境。“每一個精神分裂癥患者都有一個精神分裂癥的媽媽”，這句話雖然極端，但提醒我們：兒童青少年的抑郁、進食障礙，根往往扎在家庭里。疾病有建構的可能，但建構背后，文化和家庭的力量才是真正需要被看見的。

劉燕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黨委宣傳部、教師工作部副部長

當我們在醫院里推進敘事醫學，或者嘗試與哲學、文學、社會學等領域展開跨學科對話時，常常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大家在討論同一件事。但實際上，各個領域的目標、方法和訴求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不能承認并界定這些差異，所謂的跨學科合作就很難真正落地，更難形成實質性的共識。

比如說，“敘事醫學”在我們醫院里做的時候，可能是以某種意義上的健康作為目標，在這個前提下，醫學人文是重要的，醫學人文落地的時候，敘事醫學作為一種實踐方法也有重要的價值。當然，這個過程中，哲學和文學當然是有更為重要和更為基礎的方法和路徑去實踐“敘事醫學”或者“醫學敘事”，人文學科想要真正去實現的目標和醫學的訴求往往并不完全重疊，但可以相互借鑒。

那么，醫學人文到底包含哪些核心議題？很核心的一點，是通過納入人的情感、體驗、尊嚴、文化背景、社會關系等，提供更完整的、有溫度的醫療方法。英國杜倫大學曾向全球醫學院和人文院校征集意見，最終整理出幾個共識性框架：用藝術與人文的方法改善我們對健康和人類經驗的認知；拓寬我們對醫學證據的理解，將個體經驗置于醫學研究的中心；批判性地審視講故事這一方式在我們理解健康與疾病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追問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正常”究竟是如何被定義出來的等。

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疾病敘事，尤其是患者的敘事，是否構成醫學敘事本身的一部分？如果將這一問題放置在更宏觀的語境中來看，答案實際上是肯定的。敘事之所以在當代醫學中重新興起，正是因為在醫學高度技術化與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大量關于疾病的個體經驗與患者故事被系統性地遮蔽、忽略，甚至未被講述。這種對個體經驗的排除，構成了敘事醫學興起的重要問題意識，也使其天然地嵌入在一種批判性思考的框架之中。

但敘事醫學本身的目標是什么？這個概念由內科醫生麗塔·卡倫提出。她在接受系統的文學訓練之后，重新審視醫學，發現醫學本身存在一些問題，于是著手重新定義它。在她的定義里，敘事醫學是一種醫學實踐——具備敘事能力的醫生，能夠認識、吸收、解釋并被故事所觸動。這本質上仍是醫學實踐。

因此，如果將敘事醫學理解為一種實踐，它首先仍然屬于醫學范疇。但與此同時，當敘事進入哲學與文學領域，其方法、路徑與目標便發生了分化：哲學可能將敘事作為一種認識論路徑，文學則致力于呈現與生成個體經驗的復雜性，從而擴展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而醫學語境中的敘事，更強調通過故事來補充與拓展既有的知識體系與證據結構。

這兩年我和醫院里很多優秀的醫生持續交流，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我們或許可以達成一個基本共識，即醫學需要故事，但對于“需要什么樣的故事”以及“如何生產這些故事”，不同領域之間仍缺乏充分的共識。無論是醫學內部，還是進一步細分至倫理學、社會學乃至人類學，這種“表層共識與深層分歧并存”的狀況始終存在。

對此，我個人更傾向于借助讓-呂克·南希關于“共同體”的思考來理解這一困境。他提醒我們，任何真正的“共同”都不建立在同質之上，而必須以承認個體差異與獨特性為前提。如果缺乏對個體經驗不可替代性的承認，那么無論是在醫患關系中，還是在跨學科對話中，我們都難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共同體”。

我們醫院是在2018、2019年開始有意識地推動敘事醫學。那個時候醫學人文缺乏一種落地的方法，“敘事醫學”恰好作為一種方法被引入進來。但說實話，當時并沒有太多信心。我們在醫院里講海德格爾，大家聽完覺得有道理，但本質上很難產生深的認同和行動。一方面是整體對人文價值的認同問題，另一方面是大家各自有各自最重要的事情要做，真正的信心很難建立起來。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20年。那段時間，我第一次真實地感受到“講述”這件事本身的道德性，它不只是一種方法，它存在某種倫理價值。我們看到大量醫生和患者，在忙碌、碎片或者是無法自洽的狀態下，能夠清晰地表述出自己的經歷，從而表達某種深層次的思考。這個過程本身就具有某種方向性，敘事能夠將支離破碎的經驗重新賦予秩序，而在這個過程中所產生的巨大情感，又可能帶來某種倫理上的可能性，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美”的力量。從那以后，我們才真正相信，故事本身是有力量的。

帶著這個認識，我們回頭梳理了過去二十年醫學四大頂刊中所有關于敘事的文章，認真讀了大概三百篇。我們發現，雖然這些文章都歸在“narrative”這個大框架下，但呈現形式其實差異很大。有的是一篇簡短的講述，有的則有真正飽滿的情節和故事性，觸動你的方式也截然不。而那些真正讓人印象深刻的文本，常常是故事性的。

我們今天討論進食障礙，這么長時間以來，進食障礙也許一直存在，但它在今天被更多地看見，或許是因為我們正在經歷某種更大的變化。無論是個體層面還是社會層面，這五年、十年所經歷的一切都是劇烈的。很多經驗來不及被總結，來不及被結構化，來不及被體系性地呈現，但它們又是真實的、真誠的、觸動人的。這個時候，故事就變得特別重要。它能夠在一種非常碎片化的生活里，幫我們找到那個共通的、情感性的部分。

但為什么一定要是“故事”？散文不可以嗎？我的直覺是，故事和散文最大的區別在于，故事是有困境的。一個好的故事，它內部一定有某種情節性，讓你不斷追問下一步會發生什么，充滿不確定性。而那些最能產生情感的故事，往往正是那些沒有辦法被系統性表達、不能被醫學規訓所容納的經驗。

醫學本質上不只是醫學。它直接關乎每個人的生命經驗，關乎生死，甚至超越生死。正因如此，我們需要那些沒有被表達出來的、不能被醫學語言規訓出來的經驗，去真正觸動我們的情感。

（文稿整理：方益、余旭鑫、朱盈秋、張琮昊、于潤欣；現場拍攝：于潤欣、方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