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桌上攤開的，是1985年11月創刊的《人間》雜志，顏色微褪，紙張卻有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溫潤觸感。第一期封面上，一個阿美族少年俊秀的臉龐占據了畫面中央，他頭戴便帽，眼神望向鏡頭之外的某個地方。雜志內頁，銅版紙上的黑白照片顆粒粗糲，卻有一種不容回避的力量——垃圾山上的拾荒者、被城市遺忘的面孔、在街巷角落討生活的人們。翻閱紙頁，仿佛手指觸碰的不僅是印刷品，更是一段不為大眾了解的臺灣社會史。

《人間》雜志創刊號封面

2023年11月，在接收陳映真文學資料入館的那天，他的夫人陳麗娜輕點著書架上那個觸手可及的顯眼位置，一遍又一遍地囑咐道：“搬運時可要格外留神，絕不能弄丟！這可是永善特地珍藏的一套《人間》雜志，從試刊號算起，足足48期，還配有一套合訂本！”

今天，當我再次翻閱那些已經泛黃的《人間》雜志時，我驚訝于在那個影像尚未泛濫、現實尚未被“流量化”的年代，竟有人如此執拗地凝視普通人的命運。那些礦工、漁民、女工、老兵、街頭少年，被鏡頭和文字重新安放進歷史深處。

相比同時代的臺灣作家，陳映真的作品長期受到海峽兩岸出版流通不暢、嚴肅文學讀者流失的影響，對他的作品的閱讀始終停留在較小范圍。尤其在今天這個被碎片信息、即時反饋與消費文化包圍的語境，陳映真所堅持的那種沉重、緩慢而深入現實內部的寫作方式，反而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我們知道他是臺灣文學史上重要的小說家，《將軍族》中兩個卑微生命的相濡以沫，《夜行貨車》結尾“轟隆轟隆地開向南方的他的故鄉的貨車”，都曾在中國大陸的文學課堂與閱讀圈中流傳。我們知道他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1988年發起成立中國統一聯盟并擔任首屆主席，終其一生為兩岸和平統一奔走呼號。然而，這些標簽式的認知，往往也遮蔽了陳映真更為復雜、更為豐厚的思想面相。

陳映真部分作品封面

1983年，陳映真在美國愛荷華受到紀實攝影大師尤金·史密斯的作品震撼，體認到“文字枯竭、圖像統治”的時代來臨。返回臺灣后不久，他對幾個年輕人說：“我們來辦一份關于人的雜志。”

這當然不只是愛荷華之行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初的臺灣，正在經歷一種劇烈而復雜的變化。城市迅速膨脹，資本與消費開始重塑社會的面貌，霓虹燈覆蓋了舊街巷，也覆蓋了許多原本真實存在的人。工廠里的女工、礦區里的勞動者、遠洋漁船上的船員、眷村中的老兵，以及逐漸被都市遺忘的鄉村，慢慢退到了時代邊緣，屬于普通人的聲音越來越微弱。彼時的陳映真，關心文學，但更關心文學之外那個真實而沉重的現實世界。然而現實變化得太快，太多正在發生的事情，已經來不及等待被虛構、被轉化、被象征。那些沉默的人，需要更直接地被看見。

1985年，《人間》雜志創刊。它從一開始就顯得與眾不同，更像是一種對真實現場的重新打開。攝影、紀實報道、社會調查、人物口述與文學性的書寫交織在一起，用陳映真自己的話說：“文字敘述了影像的深刻，影像強化了文字的力量。”

《人間》雜志發刊詞中，陳映真說，希望《人間》雜志能夠“面對被遮蔽的真實”。后來許多人回憶《人間》雜志，都會提到它強烈的“現場感”，那不僅僅來自攝影，《人間》雜志真正關心的，不是抽象的社會議題，而是“人”如何在時代中生存。

1985年至1989年間，《人間》雜志共發行47期，刊發了650余篇文章，涉及近二十類臺灣社會問題與歷史議題，它以一種近乎執拗的方式，持續凝視著臺灣社會被遮蔽的角落。

環境保護是《人間》雜志持續關注的議題之一。在臺灣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河流被工業廢水染成墨色，森林被開發蠶食，核廢料被運往蘭嶼，而杜邦等跨國企業則計劃在臺灣設廠。《人間》雜志的攝影記者走進被污染的現場，用鏡頭記錄下那些被破壞的土地和世代以此為生的人們。這些報道不只是環境數據的呈現，而是將生態問題還原為人的問題——生活在污染區的人們如何承受發展的代價，如何發出不被聽見的抗議。

對于社會邊緣群體，《人間》雜志的凝視尤為深切。創刊號便以攝影記者關曉榮拍攝的八尺門阿美少年照片作為封面，報道了《在內湖垃圾山上討生活的人們》。記者蔡明德首次登上垃圾山，見到眾多拾荒者，大吃一驚。這里惡臭彌漫，居民搬離，拾荒者住在自己蓋的違建中。起初，拾荒者對他閃躲甚至怒視。后來，他將照片制成幻燈片播放給居民看，居民看得笑哈哈，反應熱烈。此后，他受到友善對待，工作得以順利完成。這種平等關系的建立，正是《人間》雜志的報道方法——不是居高臨下的調查，而是走進現場的陪伴與傾聽。

1986年發生的“湯英伸案”，將這本雜志的社會介入推向了高峰。曹族少年湯英伸在臺北犯下命案，主流媒體多將其簡化為一樁少年犯罪事件。但《人間》雜志的報道團隊并未止步于此，而是以這名身處困境的少年為基點，全面檢視形成社會運轉機制的政治、教育、法律、文化乃至文學藝術領域的問題。正如陳映真一貫倡導的“向民眾的生活實踐學習”，他借由《人間》雜志洞察世間萬象，最終確立了以服務人為核心的自我定位。這場報道最終發展為社會轉型時期關于現代化問題的大討論，眾多文化人士與青年學生參與其中，令“湯英伸救援”不僅是一場拯救個體的行動，更成為一次針對社會結構的集體反思。

1989年9月，發行47期的《人間》雜志停刊。對于許多人而言，這不僅意味著一本雜志的結束，也象征著一種理想主義文化實踐的暫時中斷。陳映真后來談及此事時說：“很傷心，這孩子生不逢時。”面對他人收購的意愿，他斷然拒絕：“因為不知道別人是否會讓《人間》變了樣”。多年后陳映真深刻反思，當商業邏輯與媒介環境迅速改變之后，知識分子如何繼續保持與現實的聯系？“人間”是否還能存在？

從陳映真的手稿與筆記中，清晰可辨他的思想脈絡，《人間》雜志休刊十四載后，他以赤誠之心擘畫新局，提出組建“人間調查報道學會”、創辦“人間網”的構想。在陳映真的設想中，“‘人間網’是《人間》雜志傳統精神的傳承和發揚，以記錄攝影、紀錄片、深度報道、報告文學、思想性評論和批判、臺灣文學論壇等多樣欄目，和您進行以人的終極關懷為核心的思想、心靈與審美的對話。”他甚至已經計劃“秉持《人間》雜志長明不滅的精神，向社會和時代宣告‘人間網’的開網。”然而，受諸多客觀因素影響，他的構想最終未能成為現實。

陳映真《發起人間調查報導學會旨趣書》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

陳映真離世已近十年，他的作品始終未能真正沉淀為普遍性的閱讀記憶。他所秉持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也在不斷被弱化。如今，人們更容易迅速表達態度，卻越來越難真正進入復雜的現實內部，我們并不缺少信息，而是缺少理解現實的能力。因此，陳映真反而顯得愈發重要。

當這些《人間》雜志被鄭重收藏于文學館庫房之中，它們所保存的，早已不僅僅是一份刊物本身。那些已經泛黃的紙頁、略微褪色的照片、帶著時代氣息的版式與文字，既記錄著20世紀80年代中國臺灣社會的真實面貌，也見證著一代知識分子曾經如何認真地凝視現實、理解現實，并試圖介入現實。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網絡信息部主任）

原標題：《關心文學，更關心文學之外的現實世界 紀念陳映真逝世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