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逸塵的理論專著《“新紅色經典”論》，以“人民史詩”筑牢新時代文學發展的思想根基，融合歷史梳理、文本細讀與理論建構多重研究方法，聚焦近年來接續涌現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佳作，完成了從文本細讀到理論闡釋的深度探索。該書創新性地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視域引入新時代文學批評，在歷史與現實、本土與世界的對話中建構新時代文學的理論話語，探索中國本土原創思想與理論的有效表達。

通過對新時代文學的跟蹤研究，傅逸塵觀察到，十余年來，一批格局宏闊、思想深邃、藝術成熟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相繼問世，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這些作品對“革命歷史”的認知與理解、書寫與表呈，體現出較之以往更加宏闊的思想視野和更加深沉的文化自信。傅逸塵將這股方興未艾的文學潮動稱為“革命歷史再敘事”，一個“再”字，提示出新時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創新動力。與創作的繁榮相比，新時代文學理論話語的建構明顯滯后。既有研究多停留在單篇解讀與作家作品論的層面，缺乏體系化的理論建構，亦未能及時有效地回應當下創作的本質新變，新時代文學研究亟待理論創新。

《“新紅色經典”論》對近年來勃興的“革命歷史再敘事”現象進行再闡釋；進一步提出“新紅色經典”的原創命名，以探討新時代軍事文學如何在承續傳統基礎上打開新的敘事空間。從對“革命歷史敘事”文學史脈絡的細致梳理，到對“革命歷史再敘事”代表性文本的深入細讀，最終落實到對“新紅色經典”概念的界定和闡發。傅逸塵在層層遞進中系統闡釋了新時代文學的新觀念、新變化、新經驗，既及時回應了“革命歷史再敘事”如何賡續“紅色經典”傳統、實現敘事創新的時代之問，又在強烈的總體性觀念和宏闊的世界性視野下，探索“新紅色經典”創作在文化強國建設中對話和影響世界的可能，進而為新時代文學的經典化研究提供了具有闡釋力的新概念，開辟出新的理論空間和批評路徑。

《“新紅色經典”論》的第一章在回溯歷史中揭示了“人民史詩的文學”興起的思想根基、邏輯起點與歷史淵源，為后續“革命歷史再敘事”“新紅色經典”等原創性概念的建構提供了歷史合法性與邏輯必然性。在專著第二章中，傅逸塵仔細爬梳中國當代文學史，考察“革命歷史敘事”的嬗變軌跡，還原了“革命歷史敘事”在不同階段文學生態下的核心特征與形態流變，從而為后續“革命歷史再敘事”的出場鋪設了歷史依據。

《“新紅色經典”論》圍繞新時代文學如何更好地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經驗展開思辨與想象。在傅逸塵看來，因為有了兼具原創精神和屬己性特征、融貫政治高度與哲學深度的思想精神的強大引領，“新紅色經典”創作才獲得了源源不斷的敘事動能。

在明確了新時代中國文學的總體坐標之后，傅逸塵在第三章中展開了一場密集而富有生產性的批評實踐，選取了《牽風記》《千里江山圖》《英雄山》《烏江引》《驚蟄》等數十部代表性作品，從敘事策略、歷史認知、人物塑造、語言形式以及審美意蘊等多重維度，展開全方位、深層次的文本細讀，從而印證了新時代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突破了過往的固化模式，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質和新的文學方法。比如，《牽風記》《坑道里的沖鋒號》等作品凸顯個體生命的感官經驗，構建起極富人性關懷的審美向度；《英雄山》《烏江引》等作品聚焦知識分子形象塑造，在敘事節奏與文學形式上亦有全新探索；《驚蟄》《捕風者》等作品巧妙融合崇高壯美的極端體驗與平淡日常的生活圖景，將“人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人”融為一體，讓崇高精神扎根于人性的幽微之境，彰顯生命的主體性與自覺意識……凡此種種，都確證了“新紅色經典”創作延伸出了迥異于“紅色經典”的、充滿現代性意味的美學向度和文學經驗，開辟出了新的題材內容、新的情感結構、新的思想空間。

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傅逸塵的研究還觸及并延伸至文本之外的國家、民族、時代等更為廣闊的社會存在。他認為，新時代的創作主體雖未曾親歷過革命戰爭，但也因此獲得了更為豐富的文學想象空間，自覺將過往的“革命歷史”同其后延續的“社會現實”融會為一個連續的時空整體進行思考和書寫。創作主體清醒地認識到，作為一種歷史文化和思想精神的傳承，“中華民族百年奮斗歷史”對當下的中國人民不但具有巨大的凝聚、鼓舞和激勵作用，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也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新紅色經典”論》的建構路徑，始終保持著與文學現場和作家作品的血肉聯系，既有理論的概括力，又不失文本的鮮活性。該書重新錨定新時代中國文學的歷史譜系與世界坐標，為“革命歷史再敘事”創作搭建起具有前瞻性和學理性的闡釋框架，為“新紅色經典”這一理想文學類型的生成敞開了可資追求的美學向度。這種召喚與引領的力量，正是理論話語之于創作實踐最深沉、有效的支撐。

（作者系石河子大學文學藝術學院教授）

原標題：《搭建一種理想文學類型的闡釋框架和美學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