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研究民間口頭演述的史詩進而創建聞名遐邇的“口頭程式理論”（Oral Formulaic Theory）學派的帕里和洛德二人都是古典學出身。1960年，洛德的《故事的歌手》出版，這是一部從古典學出發、落腳于人類學田野方法的著作，以其橫跨語文學解析與田野作業的雙重優勢，革命性地改變了國際學術界對于古希臘文學特別是荷馬史詩的認知，進而創立了解析民間口頭詩學的范式。今天，這部書中的思想不僅沒有褪色，反而在21世紀的中國人文學界引起持續討論，這是由于它為回應若干重要問題提供了燭照：古典學是否可以順應時代發展而與時俱進？是否有可能大幅度拓展其論域？是否有可能更新其主要研究方法？

荷馬《荷馬史詩》 資料圖片

古典學對民間文學的影響

西方古典學作為一門主要研究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學問，一直帶有濃厚的精英主義色彩，它以掌握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為前提，以研讀傳世經典為正途，以語文學分析為看家本領。在這門學問中，荷馬史詩被視為西方文學傳統的濫觴和最高典范，故而荷馬史詩是由誰和怎樣創作出來的——也即“荷馬問題”，長期以來是古典學領域聚訟紛紜的焦點，還曾引發分辨派（荷馬多人說）和統一派（荷馬一人說）的持久爭論。

青年學者帕里20世紀20年代在巴黎索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接受了系統的古典學訓練，熟稔語文學方法，其學位論文選擇以荷馬史詩為研究對象。帕里得出兩個革命性論斷：荷馬史詩是“傳統的”，而且必定是“口頭的”，這不啻向古典學界和文學界宣布荷馬史詩是由眾多歌手口頭創編出來的，天才的盲詩人荷馬不存在。這一說法隨即招致眾多質疑，質疑的焦點主要是荷馬史詩文本高度統一，結構精密，不可能出自不穩定的口頭演述。帕里消解了荷馬史詩的原創作者，將其降格為傳統的傳聲筒，這顛覆了古典學關于荷馬“軌范”（conventions）之高級審美和深刻內涵的總結。而這種總結的出發點，是與文學天才的偉大創造力相聯系的。詩歌中的程式和重復等成分不是口頭創編詩歌的專屬特征，無法因此得出此乃口頭詩歌屬性等結論。

在帕里之前的幾十年間，西方的人類學（聚焦“原始文化”）、民俗學（關注“民眾知識”）、民間文學（重視“通俗文藝”）等新興學科紛紛出現，開拓新領域，創立新范式，形成一片繁榮景象。布留爾關于早期社會的思維和心靈的研究、拉德洛夫對民間文學的大規模搜集和刊布給了帕里以啟迪，他計劃在荷馬史詩的句法分析基礎上用以今證古的“類比方法”，結合當代史詩演述的田野觀察，推演荷馬史詩在古希臘時代的演述情形。

于是，帕里帶著他的學生和助手洛德來到南斯拉夫，從民間歌手口中錄制史詩，進而通過現場調查，解決口頭詩歌的創編問題。帕里超越他的前輩民間文學搜集者的地方在于他細化了案頭準備并系統化了田野研究的技術路線。從格林兄弟搜集德國童話故事到拉德洛夫搜集中亞詩歌，基本上只是做了民間口頭演述的文字記錄和謄寫，沒有精細考察和驗證猜想的步驟。帕里和洛德則立足古典學成熟的文本校勘理念、句法解析技術，利用考據索隱、深挖文義的功夫，建構起一整套口頭詩歌研究的理論模型與分析方法。可以說，是古典學方法給民間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

民間文學對解決古典學問題的作用

一般而言，對人類的知識和實踐的研究，要么面對文獻窮究義理，要么面對活生生的群體或個體，研究人的思想和表達、組織和行為等。人類創造和傳承的信息如汪洋大海，而被文字寫定的信息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當僅靠文獻材料無法解決問題時，就需要另想辦法。中國學術界從王國維倡導的“二重證據法”到后來的“三重”乃至“四重”方法的倡導都可看作超越囿限的嘗試。田野研究是人類學、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等領域的重要方法。民間文學具有過程性、場域性、具身性，僅依靠閱讀記錄文本是遠遠不夠的。既然荷馬史詩文本和其他歷史文獻無法為解決“誰是荷馬”提供扎實材料，那么也只好深入民間，觀察“當代的荷馬”們的詩歌演述活動，以期對荷馬史詩的創編機制、傳承規律和接受效果，形成比較切近和深入的體認。

帕里和洛德的田野研究，在學術史上具有開創意義。他們從1933年夏季開始，進行了為期15個月的田野研究，一共采訪了169位歌手，錄制了3500張鋁制唱盤，還在現場記錄了大量采訪人與歌手的對話。雖然他們最初的動機是通過以今證古的類比，探查被帕里推定為口頭創編的荷馬史詩在不借助文字而成為結構完整、語言豐富、情節起伏、故事感人的長篇韻文敘事的奧妙，但在實際的田野研究過程中，還是形成了不少關于口頭詩學法則的總結。例如口頭演述的文本沒有所謂“權威本”，每次演述的都是“這一個”文本；口頭詩歌的創編、傳播和接受是在同一時空中完成的，其中受眾也參與了意義的制造等。這些論斷駁正了關于口頭演述的文藝不可能產生長篇敘事的詰難，大幅提升了口頭詩歌的藝術內涵和歷史地位。一句話，口頭創編的荷馬史詩完全配得上它崇高的藝術地位。從民間詩歌演述傳統的田野研究中得出的口頭程式理論為理解荷馬史詩和其他古代口頭詩歌提供了科學的研究模型。

古典學的范式轉換

帕里和洛德的學術實踐超越了解決“荷馬問題”的古典學旨趣，推動古典學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轉換。從只關注精英的書面經典轉向同時重視民間的口頭傳統；從將文學視為天才的創造物轉向將文學理解為集體傳承的文化實踐；從文本分析走向了田野觀察和實證研究。這一轉換的實質是讓古典學從一個高度封閉、壁壘森嚴的精英學科走向一個更加開放、更具人民性的學術領域。在這個過程中，民間文學研究為古典學的轉型提供了方法論和認識論的雙重支撐。帕里和洛德的實踐證明，深入活態口頭傳統現場可以獲得僅憑典籍文獻無法獲得的文化理解深度。

中國既有深厚的古典傳統，也有著浩如煙海的民間文學資源。從《詩經》中的“國風”到各民族世代傳唱的史詩，從敦煌變文到地方戲曲，從村頭巷尾的傳說故事到儀式中的神歌，這些口頭和書面交織的文化遺產構成了中國古典學與民間文學互鑒互融的深厚基礎。進一步說，古典學與民間文學的關系本質上是文明傳承中精英傳統與民間傳統的關系。二者從來不是截然對立的。書面經典的形成離不開口傳文化的滋養，口頭傳統的賡續也常常與書面經典虬結纏繞。帕里、洛德以卓越的學術實踐證明了這兩個領域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聯系，進而深刻影響了晚近西方古典學的面貌。中國的古典學建設應當從這一國際學術趨勢中汲取啟示，走一條面向人民、服務文化建設的新路。這意味著在研究對象上，不僅應關注精英階層的經典文本，也應重視民間口頭傳承的智慧結晶；在研究方法上，不僅應繼承傳統的語文學工夫，也應吸納田野作業和民族志方法；在學科定位上，不僅應追求學術的純粹性和自主性，也應自覺承擔賡續文脈、服務社會的文化使命。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李培艷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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