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語：近年來，隨著美國政治極化、社會撕裂、階層固化和右翼民粹興起，曾經關于美國的許多經典敘事，已經難以解釋當下這個更加復雜、矛盾和分裂的美國。

近日，IPP明遠講壇特別邀請到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田雷，圍繞“關于當代美國的多元觀察”展開分享。作為長期研究美國憲法與憲制變遷的法律學者，田雷關注美國政治秩序背后的歷史結構；而作為譯者和出版者，他又熟悉美國思想著作和紀實文學，長期關注這些文本背后所折射的社會變遷、階層分化、政治極化與文化沖突，以及其在中文世界的傳播。

在此次演講中，田雷從中國知識界理解美國的變化出發，回顧了從“近距離看美國”到“重新認識美國”的問題意識轉變，并結合近年來關于美國社會危機的大量著作，分析其中自傳體、返鄉體、游記體和編年體等不同敘事方式。在他看來，這些作品反復呈現的美國普通人的失落與困惑，也折射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結構和政治秩序的深層變化。他深刻指出，理解今天的美國，不能只停留在現實事件和社會情緒層面，更需要把美國本身和我們觀察美國的方式同時歷史化。

以下內容根據田雷教授的演講內容整理完成，內容有刪減。

田雷

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立法與法治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駐訪青年學者

一、為什么今天要“重新認識美國”

作為一名學者，我寫過一些關于美國法律的文章，也出版過專著；作為譯者，我做過不少翻譯，包括法學專業方面的翻譯；作為一名出版人，前幾年我也和一些出版社合作做過幾套譯叢。

在我看來，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知識界曾大量引進西方經典和前沿著作，尤其在社會科學領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會在同一時期受到同等重視——有些曾長期處于邊緣的著作，會在特定歷史節點突然變得重要；而有些曾居于中心位置的思想資源，則可能隨著時代問題的變化逐漸退到邊緣。

美國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他在1970年去世后，按照相關版權規則，他的作品在2020年，也就是去世50周年之后進入公版。隨后，他的一本書在中國出現了密集譯介——《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這本書。

《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是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于1964年出版的著作。2021年在進入公版期之后，國內五家出版社或圖書出版公司相繼推出了中譯本。從左至右、從上至下分別為譯林出版社（何博超譯）、上海譯文出版（張晨譯）、理想國·中譯出版社（陳思賢譯）、后浪·九州出版社（陳欣言譯）、漢唐陽光·鄭州大學出版社（胡翠娥譯）等版本。圖：新京報

而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則是可以對照的例子。這部作品出版于1971年，長期被視為理解美國當代政治哲學和自由主義理論的必讀書。然而，2021年是《正義論》出版50周年，我曾做過一個檢索，發現中文學術界和思想界并沒有圍繞這一節點展開太多討論。

這一現象也側面說明，中國思想界在理解美國的問題上，確實發生了某種知識重心的轉移：一些人物、論著和思想資源正在從邊緣走向中心；另一些曾經居于中心的資源，則正在逐漸淡出。

進而由這一變化引出的是一個時代拋給我們的問題——“美國究竟怎么了？”

近幾年，無論是學術著作、思想評論，還是紀實文學、社會觀察，似乎都在反復追問這一問題。比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 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被譯成中文時，書名被譯為《美國真相》。這個標題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它暗示我們過去對美國的理解可能并不充分，甚至可能存在某種認知偏差，因此今天需要重新揭示所謂“真相”。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著作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前兩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的王希教授和《美國研究》編輯部主任趙梅也合編了一本書，書名也很有啟發性，叫《重新認識美國——來自當代的反思》。這本書出版前，王希教授曾邀請我寫一段推薦語。我當時大體表達的也是這個意思：幾乎是在不知不覺之間，“重新認識美國”已經成為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

《重新認識美國——來自當代的反思》

主編：王希 趙梅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二、“近距離看美國”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曾經一度認為自己已經相當了解美國。以法學研究為例，當年我們對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的熟悉程度，甚至常常比西方媒體反應還快?？墒?，為什么今天我們又要說“重新認識”“重新理解”？為什么這會成為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面對的一項新任務？

關鍵就在“重新”二字。它提示我們，問題并不只是美國發生了變化，也在于我們理解美國的方式、材料和坐標系本身，也正在發生變化。我這里放了兩張劇照，一張來自前些年的電影《中國合伙人》，一張來自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

《中國合伙人》（2013）由陳可辛執導，黃曉明、鄧超、佟大為、杜鵑、王真兒領銜主演。該片以新東方教育集團創業故事為藍本，于2013年5月17日在中國上映。

有些文藝作品在反映美國這一問題上，事實上有時是領先于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的。20世紀90年代我們看這部電視劇，和30年后再看能夠看到的情節、能夠意識到的重點，可能是不一樣的。

當年，中國觀眾看《北京人在紐約》，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天堂”的一面。相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美國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確實呈現出非常明顯的領先。但實際上，這部劇反映的美國仍然是很立體的。今天，我們正是帶著這樣一個問題來討論的。

《北京人在紐約》（1993）由鄭曉龍、馮小剛執導，李曉明、鄭曉龍、李功達、馮小剛聯合編劇，姜文領銜主演，王姬、嚴曉頻、戴博、周麗華、馬曉晴主演的愛情劇 。

2024年前后，我有機會把自己關于美國的一些研究和寫作結集出版。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專著，而是一本文集，我給它取名為《美國折疊：置身事外的反思與批判》?！懊绹郫B”想表達的意思是：美國非常復雜。我們常說“中國是一個大國”；美國同樣也是一個大國，美國的歷史其實也并不短——尤其從憲法學的角度來說，因為美國首先是一個憲法共同體。這本文集收入了我在不同時期寫作的一些文章。我在寫內容簡介時，與其說是在總結這本書，不如說是在思考：如果我們今天從學術角度研究美國，是否需要一種新的視角？

《美國折疊：置身事外的反思與批判》基于田雷教授多年美國憲法與早期歷史研究的學術背景，聚焦近半個世紀美國社會的演變歷程，嘗試以中國學者的主體立場重新審視美國現狀。本書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

后來，我把它稱為“雙重歷史化”。

第一重歷史化，是把美國本身加以歷史化。我們研究美國、觀察美國、理解美國，就要知道美國本身也是一個“歷史現象”——它一直隨著歷史變化而發生各種變動。比如我自己做研究時，主要研究美國早期憲法史，我把它界定為從建國到重建，大體上以林肯作為時間下限。

第二重歷史化，也是我今天可能要重點談的，就是要把我們作為觀察者自身也歷史化。也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意識到，我們是立足于2026年，或者立足于我們這一代人的經驗去看美國，而不是毫無反思、毫無批判地照單全收改革開放以后那一代人對美國的研究方式和觀察角度。

接下來，我會談一談在今天的研究中，如何理解所謂“雙重歷史化”。

對于我這個年齡段的人來說，林達（美國籍華人作家夫婦丁鴻富、李曉琳共用的筆名，編者注）的一些論述在那個時期影響非常大。他們以普通人的身份在美國“近距離觀察美國”。讀者印象最深的可能有三部——第一本是《歷史深處的憂慮》，第二本是《總統是靠不住的》，第三本是《我也有一個夢想》。后來還有第四本《如彗星劃過夜空》。這個系列就叫“近距離看美國”。

《近距離看美國》是林達、李曉林創作的書籍，該書一共四部分別為《歷史深處的憂慮》《總統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個夢想》《如彗星劃過夜空》，分別于1997年5月、2004年8月、2004年8月、2006年3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圖：林達“近距離看美國”系列叢書

林達當年的風行一時，構成了我們曾經認識美國的一個重要范本，當然有其原因——從它的敘事特點或者從圖書傳播的角度說，它的賣點就在于“近距離看”?；匦攀轿捏w能夠讓作者的觀察、感受和思考更加自然地流露出來。如果敘事文體本身足夠貼合，很多觀察、很多個人感受、很多思想，就會更自然地呈現出來。

2002年到2005年這幾年，正是我剛開始做美國憲法研究的時候，有一位作者對我影響也很大，叫做薛涌。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是在任總統小布什，民主黨挑戰者是約翰·克里（John Forbes Kerry）。薛涌當年在《書城》上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兩個美國的決戰》。那篇文章對我影響很大，因為它讓我第一次發現，原來還可以用這樣一種視角來觀察美國。薛涌的寫作與當時國內研究者的寫法不太一樣，關鍵就在于某種“原汁原味”：作者生活在美國，基于直接的生活體驗，形成了非常尖銳的觀察角度。

另外一位影響很大的是劉瑜。劉瑜的文章當時在《南方周末》連載，后來結集出版為《民主的細節》。這本書2009年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副標題是“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

劉瑜所著《美國的民主》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全書中以講故事的形式，把“美國的民主”這樣一個概念性的東西拆解成點點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我覺得，“細節”這兩個字用得非常妙。所謂細節，就是只有“近距離”才能看見的東西；不是隔岸觀火。從林達、薛涌到劉瑜，他們的美國研究，或者說美國敘事，都在強調這樣一種視角。

前面這幾位，都可以說是專欄作家。再從我自己的法學學科來說，我們最早接觸的，包括法學經典《西方憲政體系》；另外一本大概也是同期出版的，是此前提到的王希教授寫的《原則與妥協》。王希老師是埃里克·方納（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德威特·克林頓榮休教授）的學生。這本書大概在2005年前后有了第二版，2014年出了第三版；但即使第三版，到現在也已經過去十多年了。《原則與妥協》討論的是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內容從17世紀北美殖民地的起源一直延展到20世紀末。還有一本影響也比較大，一度讀者也特別多，就是任東來老師和幾位學生合寫的《美國憲政歷程》。

王希所著《原則與妥協：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從“權力”“權利”及二者互動入手，梳理美國憲法原則的起源、演變及其在歷史實踐中的調整。

如果說，前面這些構成了上一個時代的美國寫作、美國研究或者美國敘述，那么今天回頭看，我作為一位出版人，也有一些新的感受。

三、“美利堅傷心故事會”

我們前些年在做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的“雅理譯叢”時，出了很多以美國為主題的新書。至少有一段時間，對我來說，如果大家看到“雅理譯叢”出了一本美國主題的書，可能意味著我們要讀大概十本關于美國的書。

如果你去看今天美國社會科學界對當代美國的研究，包括美國的紀實文學作品，會發現它們大體上可以被概括為“美利堅傷心故事會”——它們幾乎都在講美國社會危機的各種故事。

比如《鋼的城》這本書，講的是美國“銹帶”的歷史；《無地可依》也是這樣。后面我們還有一些類似作品，比如美國很著名的社會學家阿莉·霍克希爾德的《被偷走的尊嚴》。

《鋼的城：美國銹帶興衰史》?《無地可依：后工業時代芝加哥的家庭與階級》?《尋路：穿越分裂的國度》常被合稱為“?美國三書?”，均屬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雅理譯叢?”系列，聚焦于當代美國的社會結構、階級矛盾與政治極化問題 。?

《被偷走的尊嚴——美國保守派的失落、恥辱與奮起》，2026年2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在本書中，作者霍克希爾德深入肯塔基州派克維爾、一座曾依賴煤礦繁榮、如今卻因產業凋敝而陷入經濟與文化雙重衰敗的白人小鎮。她與那里的礦工、牧師、退伍軍人、破產者、毒品受害者對話，傾聽他們如何談論“被搶走的驕傲”與“丟失的尊嚴”。

我一直在梳理一個問題，當美國人在講他們自己的“傷心故事”時，他們到底是怎么講的？

接下來，我會把一些作品拿出來討論。有些作品大家可能很熟悉，有中譯本，甚至讀者相當多。我把這些“傷心故事”的敘事文體，大體歸納為四種類型。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這四種類型并不是基于某個非常嚴格、一以貫之的標準區分出來的。

第一種敘事文體，我稱之為“自傳體”。

這個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J.D.萬斯寫的《鄉下人的悲歌》。今天大家對萬斯都已經很熟悉了?！多l下人的悲歌》一開頭就說，它是一本回憶錄。大家知道，萬斯后來非常成功，不僅實現了經濟上的躍升，也實現了政治地位上的躍遷。萬斯出生于1984年，按照美國憲法制度，如果特朗普在任期內發生意外，萬斯就會成為一位“80后”美國總統。

萬斯的家族來自肯塔基州，文化上深受阿巴拉契亞地區的價值觀所影響，父母自小便搬遷至俄亥俄州米德爾敦，書中重點探討了阿巴拉契亞的價值觀與米德爾敦的社會問題之間的關系。

《鄉下人的悲歌》其實寫得很豐富。我這里摘了一些段落，其中有一段也很有意思。萬斯寫到自己的家鄉，叫米德爾敦。這個“米德爾敦”是音譯，英文原文是 “Middletown”，意思就是“中間的鎮”。也就是說，這個地方非常普通。當年命名的人大概只是覺得它位于兩個城市之間，所以就叫“中間的鎮”。

另一本書，英文原名叫Educated，中文譯名是《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這本書的作者塔拉·韋斯特弗（Tara Westover）比萬斯還要年輕。萬斯是1984年出生的，韋斯特弗是1986年出生的。他們出版各自這本書時，大概都是32歲?！赌惝斚聒B飛往你的山》也是一種自傳體敘事。它常被理解為一部女性成長文學作品。它講的是作者自己從小到大的故事。

塔拉·韋斯特弗所著《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是一部回憶錄，講述作者從美國愛達荷州山區一個封閉、保守的家庭中成長起來，17歲前從未接受正規學校教育，卻最終通過自學進入大學，并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的經歷。

韋斯特弗出生在一個摩門教家庭。她的父親認為孩子不能去公立學校，因為公立學校會對孩子造成某種“毒害”，所以她從小在家接受教育。她與父母之間的沖突，貫穿了整本書。后來，她通過反叛和自我學習進入大學，又繼續深造，最后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癊ducated”這個題目，事實上就是她對自己受教育過程的講述。整本書的結尾也很有意思。它的敘事就是一種以“我”為中心展開的自傳體敘事。

這是兩本典型的自傳體敘事。這種自傳體敘事其實很多，尤其在人類學和社會觀察類作品中很常見。大家知道，人類學研究常常強調參與式觀察，也強調講故事。

雅理譯叢“美國三書”中的第三本《無地可依》，從文體上看，也可以說是一種自傳體敘事。這本書的作者克里斯蒂娜·沃利（Christine Walley），現在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人類學教授。整本書講的，是她自己家族在芝加哥工業區三代人的經歷。她在講自己的故事時，實際上是在講父輩那一代人的故事。

我這里摘了一些《無地可依》中的內容。比如，她提到，當工廠倒閉的浪潮席卷美國中西部地區時，一個很大的轉變正在發生，許多鋼鐵工人后來投票支持新任總統羅納德·里根。作者覺得，這是理解20世紀美國政治變動和政治沖突的一個重要問題：為什么在新政自由主義下形成的政治聯盟，會在20世紀70年代、80年代發生向保守派的轉向？工人明明似乎應該投給民主黨，為什么在1980年前后卻轉而投給羅納德·里根？作者并沒有完全沉溺在個人成長的碎片化細節里，而是把個人經歷和階級、家庭、工業衰落、環境污染等問題聯系在一起。

第二種文體，我把它概括為“返鄉體”。

自傳體和返鄉體在某種意義上都有一個敘事主體，都是以“我”的視角展開。但返鄉體可能更具體一些。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類似魯迅小說《故鄉》中的敘事：若干年之后重新回到故鄉，重新觀察故鄉的變化。

我這里舉一本書，英文原名是Tightrope，書名直譯就是《走鋼絲》。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對夫妻。妻子伍潔芳有華裔背景，二人都曾是《紐約時報》記者，在美國都是很有影響力的公共寫作者和暢銷書作者。他們另外兩本書在中國也很暢銷。

《Tightrope》是一部關于美國工人階級危機的紀實性社會觀察。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從克里斯托夫成長的俄勒岡鄉村社區寫起，追蹤昔日同學、鄰居和藍領家庭在去工業化、毒品泛濫、家庭破裂、教育機會萎縮和社會保障不足中的命運變化。

所謂“返鄉體”，是說這本書的第一作者，也就是夫妻中的丈夫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回到了自己小時候成長的社區，回到了自己的故鄉。對我來說，這個敘事視角是很震撼的。大家知道，美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推進學校種族融合，曾經實行過“校車接送”等政策——大家看《阿甘正傳》時，可能也會有類似印象。這個視角非常震撼：作者回到自己的家鄉，去追蹤那些曾經和自己一起坐校車上學的同學，追蹤其中許多已經去世或深陷困境的人，追蹤他們后來的人生歷程。

如果說“自傳體”往往是年輕人的寫作，那么“返鄉體”則是在兩個時間之間展開對話。自傳體更像是青年成長的敘事，而返鄉體在我看來更像是一種中年敘事。作者克里斯托夫出生于1959年，Tightrope出版于2020年，當時他大約60歲。

另外還有一種，我把它稱為特殊的“返鄉體”。比如我們今年年初剛剛出版的《被偷走的尊嚴》，以及作者此前一本書《故土的陌生人》。我說它是“特殊的返鄉體”，是因為作者并不是回到自己出生、成長的故土，而是回到她長期以來固定關注的“田野點”。對于作者阿莉·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來說，“田野點”就是她觀察美國右翼政治、階級情緒和社會衰敗的重要現場。

阿莉·霍克希爾德所著《故土的陌生人：美國保守派的憤怒與哀痛》以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茶黨支持者和保守派群體為研究對象，通過長期田野調查和深度訪談，試圖理解美國社會政治極化背后的情感結構與社會根源。

第三種文體，我把它概括為“游記體”。

我之所以想到“游記體”這個說法，基本上也是和雅理譯叢的一本書有關?！懊绹龝崩镉幸槐窘?strong>《尋路》。為什么取這樣一個書名？因為兩位作者中，一位是民主黨人，另一位是共和黨人，兩個人的政治立場并不相同。于是他們在讀書期間做了一個設定：共同開車自駕橫穿美國，觀察美國不同地區、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政治文化。

書里講到，他們一路走走停停。作者認為，如果想避開政治話題，就應該在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場景中認識他們。他們強調的是：通過這樣一種親身觀察，他們理解到了美國社會的復雜性，也嘗試站在對方的政治立場上看待問題。

第四種文體，我把它稱為“編年體”。

編年體一個很典型的文本，就是前幾年已經有中譯本的《下沉年代》。它的章節結構，基本上是從美國過去幾十年中選擇若干年份。每一個年份，往往從一個政治人物，有時也從一個普通小人物的視角切入，借由那一年中的某個人物或某個故事，進入特定歷史時期的美國。這個敘事視角非常好。而且它每選一個年份，比如1996年，開篇往往并不是直接講一個完整故事，而是先呈現那一年各種各樣的新聞報道、聲音和片段，有點像時代雜音的馬賽克拼接。

《下沉年代》是美國記者、作家 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的非虛構作品。該書通過幾位普通人的命運，呈現1978年至2012年前后美國社會結構的松動。

當然，《下沉年代》討論的是美國的“下沉”。書中有一句話很有意思，大意是：沒有人能說清楚“解體”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就像任何重大變化一樣，解體是在無數時刻、以無數方式開始的。如果你生活在1960年前后的美國，就會經歷到一系列正在發生變化的社會現象。

如果說《下沉年代》對中國讀者，尤其是對我們這一代人的父輩來說，有一個可以參照的作品，我覺得那就是《光榮與夢想》。如果《下沉年代》講的是美國的“下沉年代”，那么《光榮與夢想》講的則可以說是美國的“上升年代”。

《光榮與夢想》是威廉·曼徹斯特關于美國1932年至1972年的敘事史，1974年在美國出版，1978年即被譯成中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財新文章也曾指出，這套書在改革開放初期進入中國，成為一代讀者理解美國的重要文本?！豆鈽s與夢想》是一部四卷本著作，講的是1932年至1972年的美國社會實錄。這本書最早的中譯本實際上在1978年就出版了。那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啟，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1978年年底召開的；鄧小平訪美則是1979年年初的事。但在1978年，這本書就已經出了中譯本。

《光榮與夢想》通常指美國記者威廉·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歷史紀實作品，是一部篇幅很大的美國社會史/敘事史作品，講述從大蕭條、羅斯福新政、二戰、冷戰、民權運動、越南戰爭，一直到水門事件前后的美國四十年。

這就是我說的第四種文體，我把它稱為“編年體”。編年體和游記體可以對應起來理解：一個是在時間上的走走停停，一個是在空間上的走走停停。

當然，前面歸納的四種文體，在我看來更多是一種理想類型。絕大多數作品并不會嚴格對應其中某一種，而往往是混雜的。

我這里舉一個例子。十年前我做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修改《我們的孩子》這本書的譯稿。這本書在某種意義上同時包含了前面說的四種敘事元素或敘事文體。

《我們的孩子》通常指美國政治學家 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作品。帕特南也是《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的作者，長期研究社會資本、共同體衰落與美國民主問題。

作者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是美國政治學家，但他這本書也有關于自身成長年代的美國敘述，因此具有自傳體成分。同時，它也有返鄉體成分。

貫穿這本書的一個重要敘事結構，是帕特南作為一位20世紀40年代出生、在二戰后美國“黃金年代”成長起來的人，回到自己的故鄉，去觀察今天仍生活在故鄉的年輕人所遭遇的不同歷史處境。相關介紹也提到，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中比較了自己1959年在俄亥俄州克林頓港成長時的條件與機會，以及今天當地富裕家庭和貧困家庭孩子之間的分化。

其中有一段話，其實體現的就是返鄉體的敘事。帕特南大意是說，我們這些1959屆的美國高中生，生活中好像有一架自動扶梯，帶著我們往上走；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80年代，以及今天，當我們的子女、孫子女想要踏上這架自動扶梯時，扶梯卻戛然而止了。這有點像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下行年代。

為了寫這本書，帕特南還回到故鄉，訪談當年的高中同學。其中有一位高中同學是黑人女性，她后來也在事業上取得了一定成功。她對帕特南說了一句話，讓帕特南很感慨，我讀到時也很感慨。她說：“你的過去不是我的過去；你的現在也不是我的現在。”這句話的意思是，即便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小鎮、同一個年代，不同種族、不同階層的人所經歷的美國也并不相同。

五、“傷心故事”背后的共同意象

介紹完了四種敘事文體。我還想再談另一個問題。讀這些作品時，你會感覺到，這些所謂的“美利堅傷心故事”中，有一些敘事意象在不斷反復出現。

其實，我做出版也能感覺到，中國當代年輕人很喜歡讀一些人類學作品或者社會紀實類作品。我們“雅理譯叢”也在嘗試發掘這方面的本土原創作品。但總的來說，今天的年輕讀者確實比較喜歡讀這類紀實文學。在這些紀實文學作品中，有一些意象和敘事元素是不斷出現的。

第一種意象：故事。

無論是由美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專業學術著作，還是由商業出版社出版的普通作者的個人成長敘事，幾乎都在強調一點：我是在講故事。比如《鄉下人的悲歌》就說，這不是學術研究；作者當然也知道學術研究如何展開，但在他看來，講述真實的故事更重要。剛才提到的《無地可依》，作者是一位人類學家。她說，她講的當然不是作者本人的故事，而是她父親的故事；但這個故事不是一個簡單的趣聞軼事，而是一種分析世界的方式。

《尋路》其實也是這樣。書里有一些很動人的細節。比如，有一次旅途中，兩位作者遇到了一位美國黑人女性。她大概在監獄里度過了大半輩子。我們有時在美國電影、電視劇里也會看到類似形象。當兩位作者和她交流時，這位已經到了中老年的黑人女性說：“我想讓立法者體會到你們的感受，這就是為什么我給你們講述這些故事。”也就是說，故事帶給人的震撼，是任何抽象數據都無法做到的。

《鋼的城》這本書其實不那么好讀。有的學術書很好讀，但這本書確實不太好讀，它其實是作者的博士論文。我覺得其中有一個表述很準確：作者講故事，是要把日常生活的“毛孔”展示出來。

再比如《故土的陌生人》和《被偷走的尊嚴》，反復講的就是一個“深層故事”。所謂“深層故事”，不是事實判斷，也不是政策論證，而是一種人們用來理解自身處境、解釋現實不公和情感秩序的內在敘事。霍克希爾德在《故土的陌生人》中提出“deep story”這一概念，用來解釋她在路易斯安那田野調查中所接觸到的茶黨支持者如何理解美國社會與自身位置。 我覺得，這是這些作品都強調，自己不是單純擺數據、做抽象分析，而是通過故事來進入社會現實。

第二種意象：變化。

這種變化往往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變化，而是巨變，是短時間內發生的劇烈變化，是強烈的社會撕裂。

比如，《我們的孩子》的作者羅伯特·帕特南還寫過一本書更為人所熟知的經典作品，叫做《獨自打保齡》，它講的也是美國社會的變化：美國社會變得越來越原子化、個體化。

羅伯特·帕特南的《獨自打保齡球》是美國社會資本研究中的代表性著作。帕特南通過考察20世紀后半葉以來美國人的社團參與、宗教活動、鄰里交往、志愿服務、政黨活動和公共會議參與等變化，指出美國社會正在經歷“社會資本”的流失。

所以，這第二種敘事元素就是“變”。而且這個“變”，往往講的是消失、瓦解、煙消云散和失去。如果大家讀這類作品，會反復看到這樣的表達。

《鄉下人的悲歌》里說，能走的人都走了，剩下的就是窮人?！稛o地可依》也在追問：為什么我們一直以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開始消失？為什么變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到來？本來我們以為這個世界不會變，但變化并不以任何個人或群體的意志為轉移。《尋路》里也有這樣的表達。比如他們到達底特律時，講到一切仿佛在頃刻間灰飛煙滅。書中講到美國最東北部的緬因州，我覺得這一段非常有寓意。緬因州的經濟支柱之一是龍蝦產業。他們訪談了一位當地中年漁夫。那位漁夫說，我見過黃金時代的最后一段時光；我1976年開始捕魚，1986年魚就沒了?！豆释恋哪吧恕芬彩沁@樣講的：柑橘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購物中心。

所以，第二個敘事元素就是變化。這種變化不是“與時俱進”，也不是“明天會更好”，而是以消逝、瓦解、煙消云散、土崩瓦解的形式出現。

第三種意象，我把它稱為“逃離與歸來的碰撞”。

就像剛才說的“返鄉體”：總有一些人離開故鄉，后來又以某種方式返回；而“離開”和“回來”之間，正好構成了美國社會變化的張力。美國這類作品真的很多。

《鄉下人的悲歌》說得很清楚：萬斯經常穿梭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世界是他后來走出去之后所見到的世界，比如耶魯法學院、精英律所，以及今天他作為成功政治人物所進入的世界；另一個世界則是生他養他的那個世界。

《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的作者在書的最后也說，其實有兩個“我”。很多時候，她的父母會認為她的變化是一種背叛；但她認為，這個變化是從自己接受教育那一刻開始的。到最后，她寫到，她迎來了新的生活，卻也失去了巴克峰——也就是她的老家。

《無地可依》也是如此——作者年輕時其實申請到了哈佛大學，也拿到了錄取通知書，但她最終沒有去。因為對她來說，去哈佛就意味著對生她養她的那個衰落工業社區的某種背叛。很有趣的是，在這幾本書里，教育似乎是兩個世界之間的守門人?！稛o地可依》中有一個表述很漂亮。作者說，我們的身份就像一床由許多碎布拼成的被子——patchwork quilt。作者說，自己既是鋼鐵工人的女兒，也是中產階級學者。

《故土的陌生人》里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同情之墻”。怎么理解？我覺得這里的變化很明顯。剛才我也談到過：為什么那些原本支持羅斯福、支持民主黨的人，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逐漸轉向了共和黨？霍克希爾德提出“同情之墻”，正是為了說明研究者與被觀察者之間的情感隔閡：如果不越過這堵墻，就很難真正理解他們的深層故事。

第四種敘事意象，我把它稱為“被動語態”。

這種被動語態在一些書的標題中經常出現。比如馬修·德斯蒙德的《掃地出門》，英文原名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其中 Evicted 的字面意思就是“被驅逐”。《寒門子弟上大學》的作者安東尼·亞伯拉罕·杰克近年又出了一本書，叫 Class Dismissed: When Colleges Ignore Inequality and Students Pay the Price，它揭示了不同學生群體之間長期存在的歷史性和現實性差距，以及這些差距如何在校園生活中持續發揮作用。

如果仔細檢索，還會發現更多類似的例子：

Educated——“被教育”（Tara Westover 的回憶錄），講述作者從被剝奪正規教育的環境中走出來的經歷；

Evicted——“被驅逐”，揭示美國城市低收入群體因住房不安全而不斷流離失所的現實；

Troubled——常被譯作“陷入麻煩”，表達一種被外部困境裹挾的狀態；

還有《被偷走的尊嚴》，這些標題都帶有某種被動語態的意味。它們強調的是：普通人并不是主動選擇進入這些困境，而是被制度性力量、結構性變遷和社會條件推入了這樣的境況之中。

Class Dismissed 是安東尼·亞伯拉罕·杰克（Anthony Abraham Jack）2024年出版的新書。

這背后的意思是：這些人并不是主動選擇進入困境，而是被某種結構性力量撞了進去。

《無地可依》也表達了類似意思：去工業化過程并非不可避免，它包含許多人為因素。但這些人為因素，并不是那些“無地可依”的小人物能夠決定的。作者之所以憎惡里根，是因為在她看來，是那些大人物替這些普通人作出了選擇，并讓他們失去了一切。

《尋路》里也有一個很有趣的訪談。書中講到美國卡車司機。民主黨人往往希望加強對長途運輸和卡車司機的監管。但有一位卡車司機對作者說，制定這些法律的人根本沒有開過卡車。他們制定的政策，只會讓我們撒謊。也就是說，規則過于嚴格，現實中根本無法逐條落實，于是普通人只能想辦法規避。這就是所謂“被動語態”背后的含義：普通人并不是簡單地“選擇”了自己的命運，而是被制度、政策、產業變遷、教育分層和社會結構推到了某個位置上。

《我們的孩子》中有一段話，帕特南認為，他那一代人曾經擁有一部“自動扶梯”，它帶著他們向上流動。這有點像我們今天中國也在討論的代際問題。包括我們80后一代人，回過頭來看，也會覺得自己成長過程中多多少少是有“自動扶梯”存在的；而今天的年輕人可能會覺得，這部自動扶梯已經停住了。在相關美國社會研究作品中，也有類似“自動扶梯”的比喻。它的意思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一部分人的自動扶梯仍然存在，尤其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對于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來說，生活事實上停滯在原地，被卡住了。這仍然是一種“被動語態”。

第五個意象，我概括為一種困惑、憤怒，甚至羞辱感。

這些情緒，既是敘事主體想要傳達的，也是他們所訪談對象身上反復出現的?！豆释恋哪吧恕泛汀侗煌底叩淖饑馈愤@兩本書，副標題里就有一些明顯的情緒詞。前者討論的是憤怒背后的“深層故事”，后者討論的是尊嚴、羞恥與被剝奪感。它們背后體現的，是人們面對社會變化時的迷茫，以及在被剝奪之后產生的憤怒、羞辱和不理解。

這種“不理解”，在《鄉下人的悲歌》中也很明顯。萬斯寫到，自己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出生幾個月后，他的外祖父把自己有史以來投出的第一張選票投給了里根。也就是說，里根贏得了鐵銹地帶，贏得了那些原本屬于民主黨的選民。萬斯追問：他們為什么會投給里根？其中有一句表述很有意思，大意是：“我不是很喜歡里根，但我恨死了民主黨的蒙代爾。”《無地可依》中也提到過類似情節。

《鋼的城》中也有類似訪談。有人說：“我每小時只賺13.3美元，這真的是我的全部價值嗎？”這句話背后就是一種價值感被壓低之后的羞辱。

《故土的陌生人》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就是“插隊”的敘事。作者霍克希爾德試圖解釋，為什么美國白人下層群體會產生如此強烈的憤怒。她的意思是：美國社會資源的分配，就像大家在排隊領取某種機會和福利；但這些白人下層群體會覺得，自己的隊伍前面不斷有人插隊，少數族裔、女性、移民、公共部門雇員，甚至在某些敘事中，連動物保護都被放在他們前面。到最后，他們發現，自己必須為自身存在的正當性辯護。就像法律上說的，他們開始承擔一種“舉證責任”：他們不再自然地被承認為社會變遷中的主體，而變成了需要解釋自己、證明自己的客體。

六、補上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美國這一課

最后，在我看來，如果今天要重新理解當代美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理解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社會發生的大轉變。

之所以我們從曾經自認為非常理解美國，變成今天需要“重新認識美國”、需要發現“美國真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過去理解的美國——林達他們“近距離觀察”的美國，以及各個學科中美國研究所呈現出來的美國——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以來的美國，是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初的美國，是那個不斷講述“光榮與夢想”的美國。

但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社會發生了各種深刻變化。由于學術研究本身也有延遲和時差，這些變化并沒有及時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也正因為如此，我今天才特別強調所謂“當代美國”。

這里我自己有一個觀點：我們要關心更大的秩序變遷。剛才我說“美利堅傷心故事會”，某種意義上我已經有些看厭了，因為它們太稀碎了。它們講的是破碎生活，講法上也常常沉溺于個體情緒。有時我們只看到破碎生活的碎片，卻看不到背后更大的社會變革路徑。

所以，當我談“秩序作為方法”時，是希望大家擁有一個更大的視野。秩序意味著起承轉合，意味著一個結構從形成、運轉、危機到轉型的過程。

比如，我很推薦大家讀斯蒂芬·斯科羅內克（Stephen Skowronek）的《總統創造的政治》。這是一本純學術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它實際上按照兩個維度，把美國總統區分為四種類型。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具有歷史穿透力的劃分。

該書初版出版于1993年，副標題為 Leadership from John Adams to George Bush；1997年修訂版將討論延伸至比爾·克林頓時期。哈佛大學出版社介紹稱，斯科羅內克在書中把總統視為持續改變政治秩序的行動者，分析他們如何在不同政治時段中打斷、重組或延續既有政治格局。

在我看來，這種劃分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美國政治中很多很有趣的現象。比如，我有時會提出一個問題：美國歷史上凡是公認為最偉大的總統，往往都有干預司法獨立的歷史記錄？用斯科羅內克的理論就能解釋其中一部分。他認為，美國至少有一類總統屬于“變革型總統”。這類總統出現時，原有的政治秩序已經進入搖搖欲墜、極其脆弱的時期；而新上臺的總統，又是這個舊政治秩序的造反者。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羅斯福。羅斯福上任時，正好遭遇1929年開始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在這個時候，總統干預司法，與其說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干預司法，不如說是新興改革力量與代表舊有憲法秩序的法院之間發生了結構性碰撞。這基本上無關總統個人私德，而是政治秩序轉換中的制度沖突。

我之所以談“秩序作為方法”，還和當年做美國憲法研究時的學術資源有關。我們當年做美國憲法研究，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我們人民》系列對我們影響很大。

布魯斯·阿克曼《我們人民》，英文We the People，是美國憲法理論和憲法史研究中的重要系列著作。作者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是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

我們仍然需要大的路徑，需要理解20世紀70年代之后這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社會的變化。也正因為如此，在我看來，那些社會科學研究作品有時仍然比單純的紀實作品更有啟發。

這邊還有兩部與憲法相關的書籍，我覺得也很有趣。

其中一本，是我2008年至2010年在美國法學院讀書時出版的。那時奧巴馬剛剛當選美國總統，美國主要的自由派憲法學者編了一本文集，叫The Constitution in 2020。這本書有點像一個自由派憲法變革綱領。 當時，在很多美國自由派憲法學者看來，奧巴馬當選似乎是美國民主的一次里程碑式事件，也像是美國種族問題得到某種救贖的標志。于是，大家開始暢想2020年的憲法圖景。但后來沒有想到的是，2020年會變成一種“一地雞毛”的局面。

The Constitution in 2020，由美國憲法學者杰克·巴爾金（Jack M. Balkin）和瑞娃·西格爾（Reva B. Siegel）主編，2009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自由派/進步派憲法學者的論文集。

如果熟悉美國法，就會知道這本文集的作者陣容非常強，幾乎都是過去二三十年美國自由派憲法學界的大咖?，F在回頭看，這件事本身就帶有一種諷刺意味。我們當年都讀過這本書，但后來再說起來，好像自己也都把它忘掉了。所以，我一直覺得，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社會的變化是我們今天研究美國時應該補上的一課。

研究美國史的人，基本上也存在一個“時差”問題。比如，做美國早期史的很多，做進步主義時代的也很多，做羅斯福新政時期的也很多；但真正研究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社會變化的，我覺得并不多。當然，美國學界已經有一些研究。

比如這本 Reaganland: America’s Right Turn 1976–1980，講的就是“里根時代”或者說美國如何向右轉。里克·珀爾斯坦這本書追蹤了1976年至1980年間保守派如何重新集結，并最終推動里根贏得白宮。

里克·珀爾斯坦的 Reaganland: America’s Right Turn 1976–1980，是理解美國20世紀70年代之后政治右轉的重要作品。該書以1976年至1980年為中心，講述保守派如何在卡特政府危機、文化戰爭和新右派組織化動員中重新集結，并最終推動里根贏得1980年總統大選。

Fault Line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74 則講的是1974年以來美國歷史中的“斷層線”。兩位作者凱文·克魯斯和朱利安·澤利澤認為，當代美國的分裂，尤其是收入不平等、種族分裂、性別和文化規范變化、媒體碎片化等問題，都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以來的深層變化。

還有一本 Stayin’ Alive: The 1970s and the Last Days of the Working Class，講的是20世紀70年代與美國工人階級的最后時光。這本書的書名很有趣，來自一首流行歌曲。大家如果上網聽一下，應該會很熟悉。它也出現在一些著名電影里。這個標題的意思，就是“活下去”。有評論指出，這本書講的是美國工人階級如何在20世紀70年代從政治和文化中心逐漸消失，或者說講述的是一個階級的“消解”。

我所謂的“當代美國”，其實就是希望把這樣一個研究領域更加直觀地展示出來。

※文章根據田雷教授在IPP明遠講壇的講座發言整理，內文有刪減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文稿整理｜周浩鍇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5月11日，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田雷教授做客IPP明遠講壇。

田雷教授以“關于‘當代美國’的多元觀察——一個學者、譯者和出版者的視角”為題發表講座

IPP評論熱門文章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