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空軍打破了延續50年的采購鐵律：一次給兩家完全不同路線的公司，發了無人戰斗機的量產合同。贏家通吃的慣例被打破，背后藏著無人空戰的全新邏輯。

2026年6月17日，美國空軍做了一件在現代戰斗機采購史上極為罕見的事情。它同時向通用原子航空系統公司和安杜里爾公司授予了生產合同，讓兩家企業的無人戰斗機設計一起進入量產。通用原子的FQ-42A“暗梅林”和安杜里爾的FQ-44A“狂怒”將共同構成“協同作戰飛機”（CCA）項目增量1的初始機隊。按照規劃，兩款機型合計首批訂單至少24架，目標是在2030年前完成至少150架的采購。

合同授予時間比原計劃提前了四個月。從2024年4月授予原型機合同，到2025年8月和10月分別完成首飛，再到2026年6月拿到生產合同，整個周期大約26個月。安杜里爾公司宣稱這是五十多年來戰斗機從原型到量產最快的速度。

比速度更值得琢磨的，是“同時采購兩款”這個決策本身。在美國空軍的采購史上，主力戰斗機項目幾乎從未有過這種操作。

“贏家通吃”是美國戰斗機采購數十年來的鐵律。F-16、F-15、F-22、F-35，每一代主力機型的最終生產合同都只給了一家。雙源采購在冷戰時期有過零星先例，比如F-4“鬼怪”同時由麥道和通用動力生產，但那是同一款設計上的產能分流，而不是兩款不同設計的并行量產。

CCA項目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它從一開始就被設計為多增量、多供應商的框架，2024年最初競標時有五家公司參與，包括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曼和波音這些傳統巨頭。最終留下的兩家，通用原子是無人機領域的老牌玩家，安杜里爾則是2017年才成立的國防科技新貴。

負責戰斗機與先進飛機采購的執行官蒂莫西?赫爾弗里希上校在宣布合同的電話會上說了一句話：“我們一直設想有靈活性，可以將最多兩種類型的供應商納入生產。”

同時采購兩款設計，本質上是風險對沖。兩款飛機的氣動構型差異顯著：通用原子的FQ-42A采用機背進氣道與V型尾翼，側重隱身與遠程續航，內部彈艙設計適合高強度對抗環境；安杜里爾的FQ-44A采用機腹進氣道與垂直尾翼布局，強調速度與低成本，采用外掛載荷設計，更適合快速響應和可消耗作戰。兩種不同的技術路線并行推進，萬一其中一款在后續測試中暴露出重大問題，整個項目不會歸零。

另一個實際考量是供應鏈韌性。兩款飛機由不同的制造商、不同的供應鏈體系支撐。在高端武器系統生產周期不斷拉長、關鍵部件交付越來越不可預測的當下，多源采購本身就是一種戰略儲備，即便有一條供應鏈出了問題，另一條還能頂上。

FQ-42A和FQ-44A的設計差異不只是技術路線的不同，背后對應的是不同的作戰構想。

通用原子的FQ-42A脫胎于該公司此前研發的XQ-67A，而XQ-67A又是其“Gambit”系列無人機概念的技術驗證平臺。FQ-42A的設計取向更接近傳統戰斗機，內部彈艙、強調在高強度對抗環境中的生存能力。這種設計更適合在西太平洋廣袤海域執行長航時穿透性制空任務。

安杜里爾的FQ-44A則走了另一條路。它更強調速度和“可負擔的大規模”，采用外掛載荷，設計更簡潔、成本更低。安杜里爾公司宣稱FQ-44的作戰半徑“顯著超過當前有人戰斗機的作戰半徑”，并且具備全球部署所需的轉場航程。這種設計更適合歐洲戰區那種相對密集、需要快速響應、甚至可能承擔消耗性任務的環境。

兩種設計并行，意味著美國空軍可以在同一個增量中同時獲得兩種不同的能力，一種用于高強度對抗中的精確打擊，一種用于大規模火力投送中的數量補充。這不是在二選一，而是在搭建一個能力光譜。

一位前國防部官員在談及CCA項目時曾說：“你不能只買一種無人機，然后指望它做所有事。如果我們想要的是一個系統家族，那從一開始就應該像對待家族一樣去構建它，而不是先造一款，再去想怎么讓它做更多事。”同時采購兩款設計，正在兌現這個“家族”構想。

硬件之外，CCA項目的另一條線索是軟件。

美國空軍在宣布生產合同的同時，還向六家供應商授予了任務自主軟件的合同框架。其中安杜里爾、柯林斯宇航和ShieldAI三家公司獲得了競爭性生產選項，用于加速自主軟件的交付。

這個安排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邏輯：硬件和軟件正在被拆開處理。美國空軍將此稱為“硬件與軟件脫鉤”，任務自主性被視為“軟件單獨出售”。硬件平臺可以相對固定，但驅動它們飛行的自主軟件可以在持續競爭中不斷迭代。

按照空軍的計劃，自主軟件供應商將經歷兩個六個月的競爭階段，最終在2027年夏季之前選定增量1的主要任務自主供應商。這意味著即使FQ-42A和FQ-44A的硬件設計已經定型，驅動它們的“大腦”仍在進化之中。軟件采購還采用了一種按績效付費的機制，空軍只在實際作戰能力達到要求時才支付全額許可費。

這種模式如果被證明有效，可能比兩款無人機本身更具長遠影響。它打破了傳統軍工項目中“硬件定型后軟件隨之鎖定”的慣性，為持續的技術迭代打開了通道。

CCA項目的推進，發生在美國空軍面臨一個結構性矛盾的背景下。

美國空軍的有人駕駛戰斗機機隊規模在持續萎縮。按照五角大樓的規劃，滿足全球部署需求需要約1500架戰機，目前實際可用機隊仍存在明顯缺口。填補這個缺口的方式有兩種：造更多的有人戰斗機，或者用更便宜的無人平臺來補充。F-35的單價在1億美元左右，而CCA項目的目標成本是F-35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用三到四架CCA的價錢換一架F-35，在“數量本身就是一種質量”的現代空戰邏輯下，這個算式是有吸引力的。

但這不等于CCA可以替代有人戰斗機。它們的核心定位是“伴隨有人戰斗機執行任務”的“忠誠僚機”，而不是取代飛行員。美國空軍參謀長肯?威爾斯巴赫上將在聲明中說CCA“改變了我們在高度競爭環境中投射力量和產生質量的方式”。“產生質量”這個措辭，點出的正是CCA的核心價值：它不是用來提升單機的性能上限，而是用來拉升整個機隊的數量下限。

空軍部長特洛伊?梅因克在宣布合同時說：“這些合同重申了我們對該項目戰略路徑的信心。”但一個沒有被充分回答的問題是：最終成本是多少？

安杜里爾公司此前曾表示FQ-44A的目標單價約為3500萬美元。通用原子未公布FQ-42A的具體價格。這個數字放在戰斗機采購的尺度上確實便宜，F-35A的飛離單價約8000萬美元。但無人機的真實全周期成本遠不止采購單價，地面控制站、數據鏈、維護體系、軟件許可和后續升級投入，這些隱性支出往往會隨著時間推移大幅膨脹。

美國空軍自稱的目標是讓CCA成為“可負擔的大規模”裝備。但“可負擔”三個字，在不同的政治周期和預算環境下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同時采購兩款無人戰斗機，讓一家成立不到十年的公司拿到戰斗機生產合同，把軟件和硬件分開招標。美國空軍在CCA項目上做的每一個選擇，都在打破慣例。

美國空軍的CCA項目已進入生產階段。這本身就是一個信號：五角大樓在無人作戰平臺上的投入不再是實驗性的，而是正在成為部隊結構中的正式組成部分。但對于當下的美國空軍來說，這些飛機只是整個鏈條的起點。2020年代末期，當它們真正形成初始作戰能力時，人們才會知道，當初選擇一次押注兩家供應商的決定，究竟是高明的戰略預判，還是急迫之下的倉促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