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并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深刻理解并扎實推進制度型開放，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抉擇，標志著我國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進入以制度型開放為鮮明特征的新階段。

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的新階段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歷程，大國的興起往往伴隨對外開放層次的系統性躍升與制度性演進。我國的對外開放實踐，歷經了從設立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性開放”，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深度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的“要素流動型開放”，再到新時代強調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層面的“制度型開放”的深刻轉變。這一轉變，并非簡單的政策延續或領域拓展，而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演進的內在要求、國際環境深刻變革的外在驅動與改革開放內在邏輯發展的有機統一，是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關鍵路徑。

在過去一個時期，我國對外開放主要側重于降低關稅與非關稅壁壘、擴大市場準入、吸引外資、擴大對外貿易規模，即著力促進商品和資本、技術、勞動力等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動。這種“邊境上”的開放模式，成功推動我國快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為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提供了強勁動力。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國內外發展環境發生了深刻復雜的變化。從內部看，傳統要素成本優勢逐漸弱化，經濟發展需要在質量、效率、動力方面實現深刻變革；從外部看，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抬頭，國際經貿規則面臨深刻調整與重塑。當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經貿體系的深度參與者、重要建設者和貢獻者，越來越需要與通行國際規則、高標準市場體系相銜接、相融合，并通過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升制度性話語權和影響力。制度型開放的核心要義在于，推動國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與國際通行規則或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銜接，并主動參與乃至引領國際規則制定。“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拓展國際循環”，就是要以制度型開放的實質性突破，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向縱深推進，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穩固的國際循環支撐。

堅持系統觀念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堅持以系統觀念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謀劃與整體推進，聚焦關鍵領域和環節，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提升，實現從政策推動到制度塑型的深刻轉變。

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打造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綜合試驗田”。自由貿易試驗區（港）是新時代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壓力測試平臺。必須賦予其更大的改革自主權，支持其率先對標CPTPP、DEPA等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數據跨境安全有序流動、高水平金融服務開放、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等前沿領域開展更大程度、更深層次的制度創新與集成性壓力測試。特別是作為國家重大戰略的海南自由貿易港于2025年12月18日正式啟動全島封關運作，標志著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進入全新階段，成為我國擴大制度型開放、深度參與乃至引領國際規則制定的標志性實踐，生動彰顯了以高水平開放倒逼深層次改革、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

有序擴大服務業領域制度型開放，培育國際競爭合作新優勢。服務業開放是制度型開放的核心內容與關鍵領域。必須深刻把握“自主”與“有序”的辯證關系，在維護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的前提下，以電信、金融、醫療、教育等領域為重點，穩步擴大市場準入，深化業務范圍、經營模式等層面的開放。通過深化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示范，完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其目標不僅在于提升服務貿易規模與質量，更深層的意義在于以高水平開放推動國內服務業深化改革，打破行業壟斷和市場隱性壁壘，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與國際競爭力，從而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的需求，為全球要素資源的匯聚創造更優越的制度環境。

主動對接并引領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拓展高水平自貿區網絡。主動對接、合理吸納并積極引領國際規則，是制度型開放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提升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制度性話語權的必然要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擴大制度型開放既是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客觀需要，更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生動力。在此基礎上，要積極推動與更多重要經貿伙伴商簽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不斷拓展國際合作空間。

統籌推進開放發展和經濟安全，筑牢開放型經濟體系的風險防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越開放越要重視安全，越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推進制度型開放，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要加快建立健全與高水平開放相適應的風險監測預警與防控體系，積極探索構建既能保障安全有序流動，又能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監管框架與治理模式。同時，堅定不移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在鞏固“硬聯通”成果的基礎上，將規則標準的“軟聯通”作為重點，加強在政策、規則、標準等方面的對接，共同打造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平臺，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系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執行院長、講席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問嚴鍇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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