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北京乾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王興堯

圖/中經視覺

2025年5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正式施行。這部以“5·20”為時間注腳的法律，被視作國家對民營企業最深情的“法治告白”。一年之后，當法律條文落地為具體的司法案例與行政實踐，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究竟發生了哪些實質性變化？面對“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產權保護新要求，以及“出?！崩顺毕碌牡鼐夛L險、監管趨嚴帶來的合規壓力，民營企業又該如何在法治框架下找到安全感與靈活性的平衡點？就此，《經濟》記者專訪了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企業權益保護辦公室副主任、北京乾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王興堯，從一線實務視角進行深度解讀。

精準執法，保障民企合法權益

《經濟》：民營經濟促進法施行已滿一年。從律師實務視角看，這部法律對于企業經營環境最實質性的改變體現在哪里？請舉例說明。

王興堯：民營經濟促進法于2025年5月20日正式施行。這一年多來，我們看到了三方面令人欣喜的變化：

首先是司法層面的標志性突破。民營經濟促進法生效后僅10天左右，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在審理一起政企糾紛案件時首次適用該法，判決河南省南陽市人民政府向企業支付800余萬元補償，依法解決了“新官不理舊賬”的難題，保障了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該案例被稱為民營經濟促進法生效后的“第一案”，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收錄為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十周年典型案例，示范效應極強。

其次是行政執法的規范化提升。過去生態環境、稅務、市場監管、自然資源等多部門重復檢查，給企業正常經營造成較大困擾，全面推行“掃碼入企”后，有效避免了走過場、無效檢查，提升了檢查的精準性，減少了對企業正常經營的干擾。

最后是配套制度的快速跟進。目前已有天津、河北、內蒙古、上海、福建、海南、甘肅、江蘇、重慶、浙江、山東、湖北、山西、黑龍江等14個省（區、市）出臺條例或實施辦法。日前，北京市發展改革委發布《北京市民營經濟促進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其余省份也在同步起草或修訂中。??

《經濟》：“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落實民營經濟促進法、推進適應全國統一大市場要求的產權保護等制度建設的要求。產權不僅涉及有形財產，也涵蓋無形財產，民營經濟促進法將知識產權、經營自主權、人格權益納入一體化保護范疇，這種全維度保護有何深層意義？

王興堯：知識產權保護是民營經濟促進法的亮點之一。我國對知識產權的認知起步較晚，《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法律體系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才逐漸建立。知識產權保護的復雜性在于，既要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也要防止權利濫用。例如每屆奧運會后，都有冠軍姓名被惡意搶注商標，這就是典型的濫用行為。

與此同時，企業維權成本居高不下，一是界定難——比如早年曾有一起很有名的商標糾紛，“樂呵呵”是否侵權“娃哈哈”，當時爭論很大；二是周期長，尤其是專利侵權，舉證、論證過程非常煩瑣；三是獲賠低，與前期投入相比，勝訴后的賠償受舉證難的影響，往往十分有限。

民營經濟促進法之所以將知識產權、經營自主權、人格權納入一體化保護范疇，是因為這三者并非孤立的，而是多元交織、內在關聯的，例如很多商品的知識產權與企業的創始人、實控人、法定代表人緊密相關，具備較強的“人格屬性”。因此，只有綜合起來進行全維度保護，才能真正守住民營企業的核心資產。

《經濟》：企業長期投資意愿的強弱，根本上取決于其對未來經營環境的可預期性。從法治環境角度判斷，當前影響企業預期穩定的關鍵變量是什么？法治如何在其中發揮核心作用？

王興堯：當前民營企業家擔心的問題有兩個：一是人身自由，二是財產安全。

前者涉及民事違約、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的邊界厘定——是合同詐騙還是合同違約，是融資糾紛還是非法集資；后者則是對涉案財物的處置方式——是全部查封還是部分查封，是“活封”（允許企業正常使用被查封資產）還是“死封”（全面凍結資產使用權限），這些都需要執法部門高度審慎。

對于企業而言，行政罰款、部分資產凍結是經營過程中的風險，總體是可以承受的，但一旦涉及刑事處罰、全部資產“死封”，正常經營就將陷入停滯。當前執法中，“四超”問題，即超權限、超范圍、超數額、超時限，仍然比較普遍，我去年代理了一起內蒙古商業糾紛案，訴訟標的是千萬級，但是原告向法院申請凍結了該公司幾個億元的股權，我們費了很大力氣才把超額部分解封，保障了企業的基本運營。

對此，我建議設立一個公檢法三方委員會，或者更高級別的審核機制。當對企執法過程中遇到民事與刑事交叉、行政與刑事交叉的情況時，可以參照刑法修正案中對特定低齡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責任需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的做法，由該機制進行統一審核，這既有利于精準執法，也能切實保障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

政府履約方面的問題也同樣突出。當前一些企業家只愿投“短平快”項目，根源就在于擔心地方政府因換屆而出現“新官不理舊賬”的情況，進而出現政府違約、產權不穩，這種心態非常不利于耐心資本的培育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約束政府的公權力。政府作為行政主體固然具有管理職能，但作為合同當事人，并不具備超越民事主體的特殊地位。這就要求政府加快職能轉變，扎扎實實為企業服務，以法治護航，改善及優化營商環境——企業能在當地穩定生產經營，才是招商引資最有力的招牌。

此外，我建議制度上也可以進一步細化，例如，企業間因合同糾紛發生訴訟，裁判文書會公開，如果一方違約會對其信用產生影響，政府違約是否也可以效仿，以此對后續投資企業形成警示。同時，定期對政府履約情況進行打分，并與政績考核掛鉤，推動政府部門真正重視起來。

攻守兼備，構建風險防范機制

《經濟》：面對“出?！睙岢?，中國企業在海外面臨的法律風險往往不僅是法律技術問題，還涉及地緣政治和文化差異。結合您處理跨國并購的經驗，中國企業應如何構建“攻守兼備”的海外產權保護體系？

王興堯：近年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愿望非常強烈，業界甚至有“不出海就出局”的說法。然而，當前全球局勢動蕩加劇，商業風險顯著上升，“亂出?！蓖瑯右矔俺鼍帧?。

一個普遍存在的誤區是，企業往往只有在交易受阻或發生爭端時才會尋求法律幫助，這是典型的“攻弱守弱”。企業必須跳出事后維權的思維定式，從頂層設計入手，在“走出去”之前就構建起風險隔離墻。

第一，強化交易前的深度盡調。企業必須對目標國的政治、環保、勞工政策，特別是地緣政治風險做扎實的可行性研究，例如，在能源、礦產領域，要重點評估資產被國有化或受制裁的潛在風險。同時區分不同市場規則——在歐美市場聚焦專利、反壟斷、外資安全審查風險，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等新興市場則需兼顧成文法與當地行業慣例、行政確權規則，規避政策突變導致的產權失效。

第二，做好架構設計與合規管理。企業可以充分利用境內外政策進行架構設計，比如通過海南自貿港、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稅收優惠政策，搭建中間層控股公司，實現法律風險隔離與稅務優化的平衡。同時，全流程合規管理必須跟上，尤其是反商業賄賂、數據安全、出口管制等紅線領域。

第三，準備全周期的爭議解決。在合同談判階段，就要預設對自己有利的管轄法律和仲裁條款，例如選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貿仲）、北京仲裁委員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港仲）或者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在落地運營中，建議組建“中方合規+本土律師”的雙向風控團隊，定期盤點商標、專利狀態，并通過政治風險保險、資產托管等金融工具對沖地緣風險。同時，還要了解目標國是否與中國簽訂了雙邊投資協定，里面往往包含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相關條款，這是企業在遭遇不當征收時的重要法律武器。

《經濟》：隨著監管規則持續細化，不少民營企業面臨“合規成本上升”與“經營靈活性下降”的雙重壓力。面對這一趨勢，民營企業應如何搭建適配自身發展的法治風控體系，推動合規經營走向主動化、制度化，同時保持經營發展的靈活性？

王興堯：合規與靈活并非零和博弈。矛盾的根源在于，許多企業將風控體系與自身發展階段、業務邏輯割裂開來，陷入了“合規=成本”“風控=束縛”的認知誤區。

民營企業破局的關鍵在于轉變底層邏輯，從被動應對監管的“補丁式”合規，轉向主動賦能業務的“價值型”風控。民營企業的法治風控體系，無需照搬大型國企繁瑣的制度體系，而是應構建與自身業務節奏同頻的風險響應機制，做到“管得住、放得開、跑得遠”。

具體而言，可以從三方面入手：一是分階段建立“核心必守”紅線。對于稅務、反賄賂、安全生產等底線問題必須剛性執行，對于合同流程、內部審批等非核心環節，可以保持靈活性。二是將風控嵌入業務流程，比如把合規審查點融入合同審批、付款等既有環節，做到“合規不打擾，風控無感知”。三是從“事后救火”轉向“全周期管理”。事前做好盡調、建立合同庫，事中跟蹤履約、定期體檢，事后復盤改進，形成完整閉環。

與此同時，民營企業還要用足用好各種政策紅利，如“首違不罰輕微免罰”等制度。對于缺乏專職法務團隊的中小民營企業，可以聘請律師、會計師擔任常年顧問，并充分利用好行業協會提供的合規指引和培訓資源，實現“輕量級”合規管理。（本刊記者 張軍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