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怪，有的人，在自家地盤上被人罵得狗血淋頭，說是把家底都敗光了的敗家子；可一扭頭，在鄰居家，人家卻把他當成雪中送炭的貴人，是打著燈籠都難找的“老朋友”。

這個人，就是鮑里斯·葉利欽，俄羅斯聯邦的第一任當家的。

這事兒得從那一年說起，天寒地凍的莫斯科，紅場上那面帶著鐮刀錘子的紅旗落下來，一個龐然大物就這么散架了。

葉利欽，這個白頭發、身板硬朗的漢子，站在一地雞毛的廢墟上，接手了一個叫俄羅斯的新攤子。

可這攤子，哪是那么好接的。

他對著家里人拍胸脯，說要搞個“休克療法”，讓大家伙兒勒緊褲腰帶，一步邁進好日子。

結果呢？

這一休克，差點沒把國家直接送走。

一夜之間，商店里的價簽后面多了好幾個零，老百姓攢了一輩子的盧布，轉眼就跟擦屁股紙沒啥兩樣。

莫斯科的街頭，你能看到大學教授在開黑車，也能看到老太太哆哆嗦嗦地拿出家里祖傳的獎章換幾個土豆。

而另一邊，一些膽子大、路子野的人，靠著私有化這股東風，把國有的工廠、油田像分蛋糕一樣揣進了自己兜里，搖身一變成了“寡頭”，開著奔馳車呼嘯而過。

老百姓看著空蕩蕩的錢包和貨架，心里那股子憋屈勁兒，就全撒在了葉利欽身上，罵他是“掘墓人”，是把俄羅斯的尊嚴按在地上摩擦的罪魁禍首。

與此同時，葉利欽一開始是門門心思都撲在西邊。

他覺得，老大哥蘇聯不在了，自己帶著俄羅斯放下身段，應該能和美國、歐洲那些發達國家稱兄道弟，一塊兒玩耍。

可人家根本不帶他玩，還當他是潛在的威脅。

嘴上說著“歡迎”，背地里卻忙著把北約的邊界線往俄羅斯家門口推，一步一步，擠得俄羅斯喘不過氣。

這下可好，家里一團糟，外面又受氣。

葉利欽就像一個走投無路的人，東張西望，最后把眼神落在了東方。

那時候的中國，跟他這邊的景象完全是兩碼事。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神州大地，經濟一天一個樣，整個國家都透著一股蓬勃向上的勁頭。

對于在國際上孤立無援、家里又揭不開鍋的葉利欽來說，跟這個正在崛起的鄰居搞好關系，已經不是什么外交策略了，而是實實在在的生存問題。

他需要一個穩定的后方，需要一個能平等對話的伙伴。

就在那個秋天，葉利欽來到了北京。

這位在自己國內被搞得焦頭爛額的總統，走在釣魚臺國賓館的路上，步子邁得異常堅定。

他心里清楚，這次來，不單單是拜訪鄰居，更是為他身后那個破碎、迷茫的國家，尋找一條活路。

坐到談判桌上，最難啃的骨頭，就是那條幾千公里長的邊界線。

這筆賬，得從一百多年前的沙俄時代算起，里面摻雜了太多歷史的恩怨和民族的情感，說不清道不明。

要是放在以前，誰提這事兒都得吹胡子瞪眼。

但時代不同了，葉利欽手里握著的，是一個國力虛弱到極點的俄羅斯，他沒有資本再跟一個強大的鄰居繼續耗下去。

當《中俄國界東段協定》的墨跡落在紙上時，一個困擾了兩國上百年的死結，終于解開了。

根據這份協定，還有后來陸續簽的補充文件，像外興安嶺南麓、黑龍江北岸那些歷史上劃不清、說不明的地方，總共有將近四十萬平方公里的爭議地區，其權益最終得到了明確。

這其中，就包括后來讓很多人議論紛紛的黑瞎子島的一部分。

對于俄羅斯國內的一些人來說，葉利欽這是在“出賣”國土。

可對葉利欽來說，他是在用自己認為最小的代價，換取國家最需要的戰略安全。

他需要一個和平的、沒有領土糾紛的漫長邊界，好讓他能騰出手來，去處理國內那些更要命的爛攤子，比如車臣的戰火和寡頭的貪婪。

他大筆一揮，了結了百年的糾葛，也為中俄關系徹底搬開了最大的絆腳石。

從那時起，兩個曾經互不信任的鄰居，才真正有可能坐下來談合作，談未來。

光解決邊界問題還不夠，葉利欽這個人的性格里，有一種出人意料的豪爽。

既然決定要和中國交朋友，那就交個徹徹底底。

1992年，他帶著一個兩百五十多人的龐大代表團訪問中國，這陣仗在當時是空前的。

一次訪問，雙方就簽了二十多份合作文件，從經濟到科技，包羅萬象。

葉利欽還開玩笑說，這都能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了。

這句玩笑話背后，是他急于向世界展示，俄羅斯找到了一個新伙伴的迫切心情。

最實在的“禮物”，還是在軍事領域。

蘇聯解體，留下了一大堆世界頂級的兵工廠和設計局，但國家沒錢下訂單，這些軍工企業眼看就要餓死。

而另一邊的中國，軍隊正處于現代化轉型的關鍵時期，手里有錢，但缺的就是頂尖的技術和裝備。

這簡直就是天作之合。

在葉利欽的拍板下，俄羅斯向中國打開了軍事技術的大門。

那時候我們空軍飛行員還在開著相對老舊的飛機， pl?tzlich，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戰斗機之一——蘇-27，就這么來了，而且不光是賣飛機，連生產線都愿意一塊兒轉讓。

緊接著，能打下高空偵察機的S-300防空導彈系統也來了。

這些在當時堪稱“國之重器”的家伙，讓中國的國防能力實實在在地往上跳了一大截，腰桿子一下子就硬了不少。

這種合作，已經超出了簡單的買賣關系。

1996年，又是葉利欽，親自推動把中俄關系提升到“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高度。

兩年后，中國代表團去莫斯科，葉利欽正發著高燒，體溫快到40度了，醫生讓他必須臥床休息。

但他硬是撐著起來，堅持要見一面。

他說了一句特別實在的話：“老朋友來了，我怎么能不見？”

在會談里，他斬釘截鐵地重申，俄羅斯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立場絕對不會變。

在那個中國在國際上同樣面臨不少壓力的年代，這份支持的分量，不言而喻。

所以，在中國人看來，葉利欽確實是個“老朋友”。

他在俄羅斯最困難的時候，做出了對中國最有利的戰略選擇。

他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送來了我們急需的先進技術，在關鍵時刻給予了政治支持。

可是，當你把視線轉回俄羅斯，聽聽莫斯科街頭老大爺的看法，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們會告訴你，葉利欽執政的那八年，是“黑暗的九十年代”。

是這位總統，讓他們的養老金變成了廢紙，讓他們的兒子死在了車臣的泥潭里，讓整個國家在西方世界面前抬不起頭。

他摧毀了舊秩序，卻沒有建立起一個讓人民滿意的'新世界。

他的繼任者普京，對他有個評價，說他是一位勇敢的、為俄羅斯開辟了新道路的政治家。

而很多普通的俄羅斯人，直到今天，提起他的名字，還會搖搖頭，嘆一口氣。

他去世后，俄羅斯為他舉行了國葬，但前來告別的民眾，卻遠沒有想象中那么多。

2007年，葉利欽因心臟病去世。

他的墓碑上，是一面由白色大理石、藍色和紅色斑巖雕刻而成的俄羅斯三色旗。

這面旗幟，是他親手升起的，也概括了他那充滿矛盾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