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切面——一個入圍導演的瑞士真實影展見聞

瑞士真實影展在卡拉OK之夜為我們準備了3頁華語歌曲。

在4月22日的傍晚，自從知道這個消息，我就化身為了大喇叭，四處宣傳。那天恰逢產業板塊的頒獎夜，也是我的短片《夜歌》在中短片競賽單元的首映日。深夜，在歡聲笑語、燈光與人群的簇擁下，數位入圍的華語導演一起拿起話筒，帶著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面孔一起唱起了劉若英的《后來》（歌詞都用拼音標注，得以成為大合唱）。

這個瞬間經歷了2個小時的等待。華語導演們熟能生巧的卡拉OK技巧讓我們得以從排在前面的兩百首外文歌中努力潛入前排。拿著話筒，看著周圍以白人為主的面孔從困惑到期待，再到念著拼音加入，看著我身邊的華人創作者聚在一起歌唱，我有了一瞬間的恍惚。

作為一個創作者和電影節展工作者，我深知進入國際節展體系，就意味著要迎接，甚至對于有些人來說，迎合凝視。在歐洲中心的國際電影節展語境下，這種凝視時而帶有某種特定文化語境的敘事期待，也暗藏著從審美到議題，到導演的背景和種族，再到資金分配的權力體系。有時，它轉變為看見，有時，又變為一種帶有攻擊性，或是居高臨下的審視和判斷。

在一個大家都在唱歐美歌曲的場域用中文歌唱，讓有些人感到不適，又吸引他們加入。我對此“不適感”和“共鳴”感到興奮。固化的文化話語權體系和其“把麥者”是可以被挑戰的——他們可以也且應該去看到“多語系”文化世界的豐富性。我想，這也是紀錄片的魅力。

我欣賞一個小到K歌歌單都愿意照顧到少數族群的語言及流行文化，讓其被看到的影展，也感謝它在一個日內瓦湖畔的小城——一個依然在法語語境的文化環境下——創造了文化共在的，由影像觸發的自由空間。我為我們相聚在瑞士真實影展而高興。

瑞士真實影展與實驗紀錄片

這次我來到瑞士真實影展（簡稱VdR），以VdR的影迷，同時是入圍導演和策展人的多重身份來做了一次“田野調查”。在策展人和導演的雙重的視角下，我不僅想了解VdR的策展思路以及策展團隊運作的方式，也同時認識了許多行業同僚，比如發行方以及國家文化機構，對于節展運作和影片流通的方式又有了新的了解。在大家的交流中，以及在官宣首映后接到的其他節展的郵件后，我意識到我似乎還是低估了VdR在行業的影響力，低估了一個策展理念成熟深入的節展對于新影片的支持，以及它作為一個在中國相對不被熟知的影展，在世界影展體系內扮演的角色。

今年的瑞士真實影展是華語影片的大年。有6部華語創作者的影片入圍國際、灼光及中短片競賽單元，也有4部入圍學生/首作以及展映單元（另有一部歐洲導演在成都拍攝的影片）。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華語創作者都為女性或酷兒。其中，葉西思的長片首作《昨夜的歌》喜獲國際長片競賽評審團大獎——這是瑞士真實影展的最高獎項（也是我這次心中的最佳影片）。同單元也國際首映了李蔚然真誠又不乏詼諧的《東山飄雨西山晴》。灼光競賽首映的《光陰》（Vee Shi）也近日于悉尼國際電影節獲最佳紀錄片獎，而中短片競賽包含了紀錄長片《曦曦》導演吳璠（臺灣）的新短片《刺水》，以及我與粟婷的實驗紀錄短片《夜歌》及《你的城市》。VdR等注重世界首映的“紀錄片”節展以此“首映系統”承擔著發現和推介的責任，而對于一個擁抱“先鋒性”和超越邊界的影像探索的影展來說，這些競賽單元影片和導演后續在節展的路徑和發展衡量著節展的潛能。

競賽之外，多部佳作入選了不同的展映單元，其中包含獲CPH:DOX大獎的《春日幻游》（陳棟楠）以及在各個國際影展受到關注的《復制戀人》（梁丑娃）。在市場板塊，發展中長片項目《我最親愛的》（夏夢怡）入選了VdR Pitching提案單元。而同屬市場板塊的學生和首作單元也首映了《寂靜的陰影》（侯棋淇）和《美·工》（孫恬歌）兩部短片。相較于法國有著相似名稱，同樣關注作者影片的法國真實影展Cinéma du Réel（第48屆），瑞士真實影展Visions du Réel（第57屆）作為Doc Alliance成員，有著更加延展的片單、策展以及產業單元設置。其全面的產業市場板塊（VdR Pitching、Work-in-progress等市場競賽單元）讓它成為紀錄片產業中的重要孵化、推介平臺。在今年入圍后，我在網站后臺的Who is Who看到了所有來到現場的產業嘉賓的簡介和聯系方式，也從市場活動熙攘的人群感受到了VdR對于投資方、發行方、制片方等從業者的吸引力。

這幾年來，越來越多的華語紀錄片在國際上獲得關注并獲獎。同時，超越傳統敘述框架的虛實結合以及混合媒介的紀錄片（無論長短）也通過影展體系的發掘走進了更多觀眾的視野。被譽為世界三大紀錄片電影節的瑞士真實影展，一直以其關注先鋒性的選片被許多策展人、從業者、媒體以及觀眾關注：他們期望著在此挖掘不被任何框架禁錮的電影語言和創作可能性，以及未來影像語言發展的風向。

在此擁抱“虛實結合”的策展大方向下，影展今年增加了Borderlight，一個關注使用紀錄片拍攝“手法”構建虛構敘事影片的展映單元。而其以先鋒探索著名的灼光競賽單元也延續了其以“紀錄手法”視角對于電影表達邊界的探索：以“真實”手法拍攝的虛構影片《這個女人》（阿爛）就曾在此單元獲獎，而此次入圍的《光陰》也如多部入圍的華語前作一樣將鏡頭對準家庭。在中短片競賽單元和學生/首作Opening Scenes單元中，自由大膽的短片形式也展現了包含影像探索以及對個體以及社會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的多元創作形態。當然，我也在影展聽到了對于其灼光單元先鋒性的不足感到些許失望的聲音，這究竟是當下創作的反饋，還是影展選片的取向，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對我個人——一個年輕的導演和策展人來說——在當下的時代，相比較敘事影片，紀錄片大框架下的創作正在擁抱更多的可能性：它可以結合虛構的敘事手法，容納多媒介（比如動畫、粒子建模、游戲引擎等）影像探索；它也可以基于檔案，以及個人、社群、工業與自然等議題的研究（包含人類學式的研究以及田野視角）。也許在許多觀眾的印象中，紀錄片的“紀錄”屬性削弱了其作者性以及美學表達，然而在當下的紀錄片影像創作中，我不斷驚嘆于“作者”們的創作、美學以及研究體系。尤其是短片這一自由、大膽的媒介體質讓創作者得以在有限的預算內對影像語言和形式進行先鋒的作者性嘗試。在“紀錄片”的框架下，有一個不斷延展、變換的幻彩世界。我為此著迷。

一個“框架外”影片的旅程

對大部分導演來說，影片進入影展系統放映，都是一條必經之路。在完成《夜歌》之后，我也對參加影展的可能性感到迷茫和焦慮：這部影片基于對洛杉磯市中心的景觀研究，推衍了曾在此生活的鳥類族群，并和學術機構合作獲取了鳥聲的檔案。但它又不完全屬于紀錄片的范疇，因為在其中融入了個人回憶的元素，以及素人演員的協調、有意識的取景、編排以及動畫設計。更何況，這部影片沒有一句對話，只有少量文字闡述背景。在我的個人觀影經驗中，我也很少找到類似的影片，甚至不知道它是應該被歸為紀錄片，還是更偏向實驗影片。我和我的影片似乎都處于一種中間狀態。在入圍VdR之前，我已經收到了鹿特丹、柏林拓展論壇等影展的拒信，甚至在入選VdR之后，也收到了CPH、CdR的拒信。

在我第一次見到選片委員會成員時，我和他說：“在12月接到入圍通知時，我一度以為你們弄錯了。”結果他開玩笑地裝作大被冒犯：“我們怎么可能會出錯！”他和我解釋了影展的機制——許多在意首映狀態的影展會前期發出“興趣信”（letter of interest），詢問是否依然有世界首映。而VdR又是因此“興趣信”而“臭名昭著”：很多人收到了興趣信，卻最終沒有入圍或是被邀請去了市場放映（線上形式，涵蓋300至400部）。然而，我在前期根本沒有看到他們給我發的首映詢問，是在三天后收到了入圍信，而那時還是12月中下旬。后來我才得知，我的短片是他們第一批通知的影片，而影展之間，也有比較激烈的首映爭奪。雖然后續也收到了FID馬賽電影節的興趣信并且和他們多次溝通影片狀況，后續也被告知沒有世界或國際首映是很難入選的。

電影節的世界，充滿了各種莫名的張力。在當下短片競爭一年比一年更加激烈的現狀下，我現在都為自己捏一把汗。我時而感嘆，機會的來臨就在一瞬間，而這有多少和運氣相關？在當下，短片被大批量地生產，在好萊塢式的工業體系下，成本和影片完成度緊密掛鉤。而在歐洲語境的影展體系下，也不乏小成本又充滿自由與靈氣的影像表達。當下的全球電影行業處在什么樣的階段？短片在這個行業下扮演的角色，是否也在進行著變化？

可貴的是，在組委會分工看片的基礎上，VdR的數位選片人會一起看過長名單上的500-600部影片并且做出決定。以至于，他們對于入選的164部影片都無比熟悉，甚至對于有些導演前些年投遞卻未入選的影片都留有印象。面對大量的影片投遞和工作量，現在的許多影展（尤其是美國）會邀請經驗尚淺的初選選片人看片，或是在選片委員會中有明確的分工。我相信在VdR，大家共同的選片過程確保了每一部影片都可以被資深策展人充分看見和討論，也給予了我這樣的、通過個人投遞而非與代理（sales agent）合作的導演被看到的機會。同時，我也思考著和我一同入選的導演（尤其是短片導演）都擁有海外學習背景意味著什么，而中國本土與歐洲的紀錄片創作和策展語境究竟有何差異？

在選片之上，策展人會親自為每一部影片寫長簡介（long synopsis）。帶有策展和評論角度的寫作不僅是面向觀眾介紹影片，同時也會包含一些關鍵詞。我發現，在龐大的影展體系內，具有學術或議題性的關鍵點對短片的推廣有不可忽視的助力。比如，我的影片被簡介類比為“先鋒視覺音樂”、“Neo noir”，也提到了我做的鳥類聲景以及洛杉磯地理研究。在影片信息被放出后，就有以環境或者聲音為主題的電影節與我通信。其他同樣關注更加模糊邊界的混合實驗電影的影展以及電視臺也來詢問是否可以考慮這部影片，也因此得到了接下來的放映機會。當然，對于任何一部入圍過頂級影展的影片來說，一個強有力的首映影展扶持是巨大的推力。

令我感動的是，當我和影展藝術總監，今年要離職的Emilie Bujés介紹自己的時候，她立馬領著我去見了另兩位策展人，因為他們“格外喜歡我的影片”，這樣有愛和平等的團隊氛圍讓我十分感動。而非常驚喜的是，其中的一位非常溫暖的策展人，Anne Delseth 已被選為VdR新的影展藝術總監，將在繼續延續影展已有的選片團隊基礎上帶來新的變化。我很高興一個組織可以選擇從自己的選片團隊中尋找新任總監，也十分期待Anne帶來的影展面貌。

在入圍后，許多之前一起工作過的歐洲同事、策展人同僚以及導演給我發來信息，我才意識到：新的旅途要開始了。

日內瓦湖畔的影展

來到尼翁的時候，我發現，好像大家早已熟知彼此。在后續和制片回望影展的時候，我想把它形容為boutique（小而精），但又覺得它人滿為患。在影展的核心區域搭建起了露天的桌椅和餐廳，讓人們聚在一起隨時聊天溝通，看起來像是一個不停歇的大型聚會。在放映之外，產業日是每天的重頭戲。雖然尼翁是一個日內瓦湖畔的小城，縮短了場地之間的距離，但我們仍然覺得每天都疲于奔波：早上先去聽聽導演和策展人對談，又突然發現有一個跨國融資的講座，中午參加“導演午餐”，同時又有想要觀看的主競賽影片。到了晚間，人們熙熙攘攘走到湖邊喝酒，拿到了不少如Arte這樣電視臺或資方的帆布包。半夜還有DJ在Place de Réel打碟。因為大家都住在影展安排的酒店，早上還可以碰到喜歡的發行方和導演一起吃飯聊天。甚至影展還專門為我們安排了攝影師，在乒乓球桌邊拍攝和富安隼久的“乒乓球計劃”影展視覺主題相呼應的個人肖像。

在“晨間對話”中，策展人會邀請一些影片的導演進行對談。有的時候，我會因為對談的內容對一部影片產生興趣，比如在瑞士本土競賽的長片Was das Wasser erz?hlt（水之絮語）是由一對瑞士導演Maria Iorio 和 Rapha?l Cuomo聯合導演。在和他們的短暫溝通后，我們發現自己的作品中有很多相似性以及看待自然元素的視角，而觀影過程中，也讓我得以從他們影片學習如何聆聽與靠近。在影展中，這樣交流和溝通的機會有很多，也會發現和自己理念相似的人會自然地走到一起成為朋友，也是讓人感到十分幸福的事情。

在這樣大型的影展中，每一位參與者都面臨著選擇。在來影展之前，我就在手冊上研究標記了多個我想觀看的影片。比如灼光競賽中的A Case Against Space，來自于我們關注已久的導演和朋友Graeme Arnfield。他是柏林電影節拓展論壇單元的常客，擅長包含極具創意形式、歷史研究及關乎勞工議題的論文電影。他2023年在柏林首映的長片Home Invasion就以門眼為視角，結合了檔案、圖像、監視錄像等媒介展現監控科技和意識形態的當代噩夢。而這次在VdR首映的影片則通過三個演員面對鏡頭的自述和表演，重現了1973年NASA的第一個太空站Skylab中三位宇航員的一場罷工。基于60000頁的材料，導演提煉了那些引向這場不被NASA認證的事件的種種痕跡。在觀影的時間中，禁錮的空間和直面演員的正向鏡頭、重復的任務和自述讓觀眾從時間上也感受了當代太空資本主義的剝削現實。更有意思的是，連影片的配樂都是導演自己創作的。后續，他的片子也十分實至名歸地在戛納喜獲了Doc Alliance最佳影片大獎。

同時，長片競賽單元的《昨夜的歌》給我帶來了無比的感動。讓我在偌大的影院中得到了我今年最寶貴的電影瞬間（cinema moment），在影片結尾處開始淚流不止。在這部在中國寺廟場景展開的家庭紀錄片中，將觀察式鏡頭對準了導演本人的哥哥阿文，一場場對話、生活場景，以及絕妙的旁白中，我們了解了這一緊密相連的移民家庭以及阿文曾經的黑幫經歷帶來的生活之重，又在結尾的佛號、音樂聲中展現生命升華時的飄然輕盈。在影片后半段，旁白舉重若輕地講述：他們的父母辛苦地移民到了西班牙，而他們的兒子不再相信過去、當下和未來，女兒用他們不懂的語言（西語）進行書寫。結尾處，眾人在歌廳起舞歌唱，背景音樂逐漸轉為添加了佛號的歌曲，讓我想起了《曬后假日》的結尾所帶來的無以描述的情感震撼。

我在BISFF的策展同事和好友佟珊在線上觀看了這部作品后，寫道：“人生苦楚，欲海沉淪，到最后感受到無限悲憫，以及一種超越于一切之上的悲憫目光：來自導演也來自佛陀，是攝影機的凝視也是紀錄片的凝視。”

很幸運在放映結束時碰到了在西班牙長大的華裔導演索菲亞（葉西思）以及她的朋友和Gaffer蓋拉，我又忍不住在她們面前哭了很久。在索菲亞拿到大獎后，我們在玻璃搭建的偌大餐廳中起舞旋轉，和其他影人、策展人一起，在偌大的世界享受獨屬于我們的幸福瞬間。我感覺自己很渺小，也因和影人、影片產生的鏈接而變得富足。

當然，同單元還有其他我關注但沒來得及觀看的影片，和Kelly Reichardt的大師課，也包括Ross McLean的第一部長片Magilian。Ross與我的制片人、李蔚然以及吳璠等導演同為歐洲的紀錄片碩士項目DocNomad的畢業生，他的短片前作就在VdR的短片競賽首映。在長桌上加入了他們的聊天，也看到了如DocNomad這樣的項目畢業生在歐洲影展的凝聚力。真是羨慕啊。

相較于長片單元中的多元圖景，中短片單元的策展思路似乎又在多樣性中尋找連接。比如，兩部來自南美的西語中片和短片分別講述了外來者的土地破壞、資源汲取以及亞馬遜土著部落和現代化之間的關系。他們就邀請到了部落的首領以及主角和導演們一同溝通對話。或是《你的城市》和另一個中片《鬼城》之間都圍繞著城市、個體以及記憶等議題展開。短片單元也不乏Bill Morrison記錄ICE暴行的短片作品，以及《尼特島》導演三人組依然結合了動畫、引擎創作和音頻紀錄創作的Normal Planet。很有趣的是，我發現許多被歸類為中片的影片長度都達到了70分鐘。我很難想象我的21分鐘短片和70分鐘長片被歸類到一個單元。據我個人的觀察和與策展人討論得出，沒有進入長片的中片單元相對聚焦于更“小而具體”的事件，在投入或是體量上可能和進入長片單元的影片有所差距。在時長相似的情況下，怎樣主觀判斷一個影片的“厚重”與否？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當然，也在影展外圍的城市經歷里遇到了見怪不怪的“西方凝視”。比如，在幾位華語導演相約一起去看《東山飄雨西山晴》后，我們正站在一起討論消化關于離散、在西方文化體系下的意識形態對沖和西方文化的凝視的議題和處理。結果就有一位當地的白人老爺爺走來問我們：“你們作為中國人是不是對這個議題特別感同身受？”并要求與我們幾個人合照。我拒絕了，并覺得這是一個暗諷：即使是在觀看討論這種隱性權力結構和單方面的“靠近”的電影后，我們依然被當做一個“radical other”——極端的他者。雖然老爺爺并無惡意，但我依然對此感到極度不適，因為他默認了一種極度同化的處境。同時，灼光單元中一位外國導演在成都拍攝的影片也引起了我的思考。他說他來到中國，沒有去觀察任何人的生活，只是每晚把鏡頭對準他要拍的那家clubhouse，從中汲取素材。影片呈現出的，是對拍攝人物及其處境極其微弱、浮于表面的觀察。這究竟是否是一種對外來者身份的利用與剝削？

我在西方文化語境的各個角落，從選片到生活，都觀察到了對于他者的凝視。也許這也是紀錄片應該更加警惕的。在這樣的國際場域，我站在哪里？我的聲音代表了什么？我似乎無法脫離語境而存在。這也是《東山飄雨西山晴》所討論的重要問題之一，是環境之于身份，以及文化意識形態間的微妙關系。

站在一個國際場域，帶著中國導演的身份，我發現我總是在面向自我和外界同時發問。

電影節——交易的場所

因為BISFF在歐洲的知名度，當我在影展內部networking網站“Who is Who”的頁面介紹自己同時是北京國際短片聯展的策展人后，就有不少影人與我聯系，希望我觀看他們的短片，或是有文化機構主動希望與我約談。比如來自荷蘭的Eye Filmmuseum，不僅僅是一個影像博物館，同時也作為國家的文化組織密切關注所有荷蘭的影片和電影人，將他們的影片歸檔做成手冊方便于宣傳，形成了推介的機制。

在VdR的市場語境下，有許多電影節，如鹿特丹、威尼斯的策展人都來參加活動，也有很多投資方、文化中心和發行方到場。同時，我也見到了和BISFF長久合作的幾位國際發行方，以及我曾經參與的Talking Shorts，一個專注于短片影評雜志的主編。我發現，這些從業者，即使是作為發行同僚也會互相支持幫助，讓我感到了很大的善意。VdR的市場規模當然無法與戛納等電影節比肩，也缺乏如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帶來的市場效應，但是因此產生了小而親近的社交氛圍，讓大家得以深入地認識彼此（雖然我有些社恐，很多其他的人我也沒有太主動認識）。

這樣的親密性也延續到了市場活動。在我與入圍VdR Pitching的導演夏夢怡溝通后，我了解到入圍的15個項目被分成了三組，每組的5個影片有12到14分鐘左右的提案陳述時間，在其中包含了片花和項目陳述。每一場提案都會有一位主持人進行有深度的提問并且進行控場和介紹。在提案過后，他們會安排一個和50位行業嘉賓，包括基金、歐洲制片方、電視臺、媒體等的圓桌會談，保證每個項目都得到充分的關注和反饋。而許多關于未來項目的資金申請和制片日程就在溝通中建立。在這樣的設置下，對于一部瞄準國際合制的紀錄片來說，在VdR-Pitching上亮相，可以看作是項目在開發階段能達到的一個峰值曝光。其中入選項目的主題包括地緣政治與沖突、生態自然、社會觀察、政治歷史、身份記憶與個人敘事等。而15個項目中只有5位導演是長片首作，其中就包含了夏夢怡以16mm和超8拍攝的，一部被影評人形容為“關于生育、家庭與友誼交織之處的，溫柔的作品”《我最親愛的》（評語來自Filmmaker Magazine）。

我也同樣在我全程參與的VdR Work-in-progress的會議中，看到了導演與制片的親密配合：導演負責闡述影片內容，而制片則非常清晰地闡述項目當下的階段，是需要制片、發行，還是電影節合作。我從Work-in-progress項目介紹中展現的10分鐘影片節選看到了一個長片項目在不同的階段要面對的挑戰和革新。甚至有一部影片的導演無法到場，因為得到了戛納的影評人周的考慮，要緊急剪輯完整影片（但是后續似乎沒有入圍）。在現場，我看到所有的嘉賓都全情投入，并且每個人都可以在市場手冊上看到更加詳細的影片介紹，做下筆記。可以想見，在影院外的長桌，發生了多少密切的談話。我想，今年從美國著名的女性導演扶持基金Chicken & Egg跳槽而來的產業總監Sabine Fayoux Cantillo對于合作、關聯以及歸屬感的重視，也塑造了VdR的產業單元當下的模式。

同時，我也發現，這些參加市場單元的項目不乏已經有名氣的導演，比如《蜂蜜之地》的導演之一Ljubomir Stefanov、Apple Cider Vinegar的導演Sofie Benoot，以及和我的導師一同拿了金豹獎的Manakamana的Pachi Velez的新長片（并且風格迥異）。現在歐洲大環境的資金鎖緊，讓更有經驗的成名導演和新興導演一同去競爭行業資源，也增加了現在歐洲市場融資的難度。也有許多長片項目輾轉反側于數個創投與基金，才得以拍攝。當然，在這些項目中，我也注意到了入選項目跨越了語言、文化和各種議題，包含了政治性的觀察影片和私人的多媒介創意紀錄片，以及處于中間地帶的影片。

雖然入選產業單元競爭激烈，但是至少保證了項目的絕對曝光和被看見。同樣，這樣的設計也反應在了展現新一代導演的視角和創意的Opening Scenes學生/首作單元，在非常多元且有趣的片單外，這些青年導演被邀請參加了許多大師班，并且和行業人士以及頂級影展的策展人見面。這是競賽單元導演都沒有的待遇，況且，他們的住宿到機票都被影展承包（競賽導演有4晚的住宿和機票及餐飲補助，在歐洲影展里也是十分少見的大方）。我想，影展的用心切實地反應在了每一個細節之上。

烏托邦未來

VdR結束后，HBO的評論家和紀錄片指導Zara Meera在Filmmaker Magazine發表了一篇名為“Utopian Future”（烏托邦未來）的文章。其中的幾段描寫引起了我的注意：

從關于巴勒斯坦精子走私的電影，到Kelly Reichardt廣袤狂野的西部，再到Meriem Bennani的超現實主義動畫世界，這里的電影承載著沉重的探討：地理環境以及那些控制著法定邊界的人，是如何塑造我們的所見所感的——無論是作為集體還是作為個體。
每隔幾個小時，我就會遇到切身受到這個世界戰火影響的人——有在炸彈落下時滯留在阿聯酋的評委，有拼盡全力將團隊安全撤出加沙的電影人，還有家人在伊朗遭遇斷網的自由職業者。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無法回到那個他們所熱愛并稱之為“家”的地方。盡管如此，他們依然來到了這里，展映自己的電影，也觀看著他人的作品。

以及“幾位首次參加該電影節的美國業內人士剛抵達就給我發來短信：‘我們這是為了什么呢？’當他們爬上俯瞰日內瓦湖的城堡時，不禁感慨于展映名單上那些實力強勁的電影人們——這些人的作品在我們大西洋這邊（美國）鮮有機會放映——以及他們是如何用遠低于美國標準的預算拍出這些佳作的。”

第一段話所表達的意思無需解釋。而第二段話則引起了我的深思。作為在美國獲得影視教育的畢業生，我也感到了我所感興趣的電影體系與美國體系之間的鴻溝。這樣的差距不僅僅是在意識形態和審美上，也反射在了影視行業的方方面面。在當下的電影創作環境內，低預算和鮮明、深入的視角是否可以并存？體系的差異和變化如何塑造著我們的創作空間？
制作這部短片，我花了幾千人民幣，得益于借來的相機和同學們的幫助。在此之外，我也盡自己的所能給所有的劇組成員支付報酬，雖然不多。幾千塊錢的預算雖然不少，但是對于一部21分鐘包含特效的影片來說，在當下國內的短片創作環境，已經是較低的預算。接著前文對于“海外背景”和國內成長的電影人之間的差別的討論，我感到，以瑞士真實影展為代表、呈現世界佳作的影展也在不斷地告訴我們：切入創作的路徑和方法有很多，我們不必禁錮于自己的想象和環境的裹挾。

在“J‘ai mangé un kiwi. Et maintenant il est parti”的大合唱中，大家給即將離開的影展總監Emilie送上了一個鯰魚玩偶（其中搞笑的文化意味我有點沒理解到，哈哈）。

走出會場，喝著葡萄酒，望著漆黑一片的日內瓦湖，我想，我還要再回到這里，或者，還要看到更大的世界。

作者簡介：

桑霓（Iris Sang）是一位來自北京的混合紀錄片導演、剪輯與策展人。她的電影創作從佛教形而上學中汲取靈感，多以混合多媒體的形式呈現，探索感官引導的身體及意識體驗。她的導演作品曾于瑞士真實影展(Visions du Réel), 塔林黑夜電影節(P?FF Shorts)、愛丁堡國際電影節(EIFF)、北京國際短片聯展(BISFF)以及美國濟慈-雪萊詩歌協會等多個影展與機構進行展映。剪輯作品于25年獲學生奧斯卡實驗單元金獎。她目前擔任北京國際短片聯展Nova新星競賽單元策展人。

創作不易，感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