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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可以解雇機構負責人，但美聯儲除外。

這一天等了91年。周一，最高法院終于在 Trump v. Slaughter 一案中拋棄了“獨立機構”這一法律虛構。然而，在另一項頗具悖論意味的裁決 Trump v. Cook 中，盡管美聯儲行使著廣泛的行政權力，最高法院仍然確認了美聯儲的獨立地位。

在第一起案件中，保守派大法官以6比3的多數，幫助恢復了憲法應有的三權分立結構。自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所推崇的“專家治國”以來，這一結構一直受到侵蝕。今后，正如美國建國者原本設想的那樣，總統將可以自由解雇那些行使行政權的機構成員。

該案起因是特朗普總統解雇了拜登任命的聯邦貿易委員會委員麗貝卡·斯勞特（Rebecca Slaughter）。斯勞特依據最高法院1935年《漢弗萊遺囑執行人案》（Humphrey’s Executor）的先例，對自己的免職提出挑戰。該先例建立在一種誤解之上，即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職責“既非政治性的，也非行政性的，而主要是準司法和準立法性質的”。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在代表多數派撰寫的意見書中寫道：“從一開始，《漢弗萊遺囑執行人案》就依附于一種對聯邦貿易委員會職能范圍極窄、近乎虛構的理解。”羅伯茨寫道，今天的聯邦貿易委員會執行大約80部法律，覆蓋“美國經濟幾乎每一個方面，而它所承擔的任務正是‘執行’法律的核心本質”。

他強調，最高法院的裁決只是承認了“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清楚的事實：凡是處在總統‘一般行政控制’之下的人，都必須可以由總統任意免職”。他的意見書還梳理了美國建國者如何設計憲法，以確保總統能夠“以適當的能量與活力運轉”。

《漢弗萊遺囑執行人案》阻止總統免除負責執法的官員，從而破壞了這一目標。該先例還削弱了國會的權力，因為國會議員越來越多地把規則制定權授予行政機構。首席大法官引用了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大法官2001年發表于《哈佛法律評論》的一篇文章，卡根在其中也提出了這一點。

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大法官在一篇頗為出彩的協同意見中寫道，如果國會當初知道總統后來會控制這些機構，或許就不會向這類機構交出如此多權力。他寫道，《漢弗萊遺囑執行人案》使“獨立機構更容易成為存放授權權力的誘人場所，因為總統并不能那么輕易地掌控這些權力”。

其結果是，一個由各種字母縮寫機構組成的行政機構體系不斷積聚權力，這些機構既制定規則，又執行法律。戈薩奇呼吁國會收回自己的立法權，也呼吁最高法院重新激活長期休眠的非授權原則。該原則認為，國會如果沒有提出“明確指導原則”，就不能把自己的核心立法權移交給另一個政府分支或私人實體。戈薩奇感嘆道：“我們有時回避適用這條規則。”

三名自由派大法官發表了一篇反應過度的異議意見，警告說推翻 《漢弗萊遺囑執行人案》只會“釋放混亂”。但最高法院的裁決只是承認了現實：這些機構本來就是政治性存在，而不是超然中立的專家機構。

與此同時，最高法院在另一項5比4的裁決中，為美聯儲劃出了總統免職權的例外。在該案中，三名自由派大法官與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布雷特·卡瓦諾大法官站在一起。多數派認為，特朗普在未事先提供通知和回應機會的情況下，不能把拜登任命的麗莎·庫克（Lisa Cook）從美聯儲理事會除名。特朗普試圖依據未經證實的按揭貸款欺詐指控解雇她。但首席大法官代表多數派撰寫的意見書，為證明“因由”設定了很高門檻。

羅伯茨寫道：“如果沒有這些限制，任何被認為存在或被指稱存在的失誤，無論發生在過去還是現在，都可能成為罷免一名理事的現成借口。任何一名理事都會清楚這一點；而當其決定如何發言、如何投票時，這一點也必然會對其形成壓力。”

更重要的是，這五名大法官更進一步，認為美聯儲因其在貨幣政策中的角色，在政府中的獨立機構地位具有獨特性。羅伯茨援引了美國第一銀行和美國第二銀行的傳統，這兩家銀行由國會特許設立，部分目的就是調節貨幣。

但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在一篇切中要害的異議意見中指出，那些銀行“并不擁有主權權力”，而美聯儲則擁有監管金融機構的廣泛行政權力。首席大法官羅伯茨沒有正面回應這一關鍵差別，但這項裁決可能引發針對美聯儲銀行業監管權的法律挑戰。

我們判斷，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和卡瓦諾大法官作出的是現實層面的權衡：他們根本不信任特朗普掌控美國貨幣政策。從政治上說，他們是對的；但從法律上說，托馬斯大法官提出了有力論證。

華爾街日報社論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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