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三月，沈陽皇姑屯富貴街一間雜貨鋪里，幾個便衣進門后不看貨，也不問價，只盯著柜臺后那個低頭算賬的掌柜。片刻之間，有人一步上前，攥住他的手腕，撂下一句：“抓住你了！”

柜臺后這個人，自稱王子明。可公安要找的，是另一個名字——佟榮功。他不是普通逃犯，而是軍統系統里干過臟活的人，還是戴笠身邊用過的貼身警衛。

這人能一路逃到東北，躲進市井，還真把自己藏成了一個雜貨鋪掌柜。可他手上那筆舊賬，拖了十三年，終究還是追上來了。

他以為改了名、留了胡子、混進人群里，事情就能過去。可命案不會自己爛掉。

佟榮功的早年履歷，留下的公開材料并不算多。能確定的是，他早年進入國民黨特務系統受訓，后來輾轉西北，在特務機關里做行動工作，手腳麻利，心思也細，漸漸被提起來。

再往后，他被吸納進更核心的圈子，替上面辦一些不能見光的事。這樣的人，最值錢的不是槍法，是嘴嚴，是敢下手。

一九三八年，西安。被盯上的人，是宣俠父。

宣俠父是浙江諸暨人，一八九九年生，早年赴日留學，后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有文才，也能做政治工作，進過黃埔，又長期從事抗日救亡和統一戰線工作。馮玉祥說過他一句重話：“口才能頂二百門大炮。”

也正因為這樣，他在西安的活動，讓蔣介石十分忌憚。宣俠父既能同文化界來往，也能接觸舊部軍人，還能把許多人往抗日、往進步的路上拉。這種人，國民黨當局容不下。

一九三八年四月，蔣介石指示蔣鼎文，秘密制裁宣俠父。殺機就此落下。

到七月底，執行的人已經埋伏好了。宣俠父原定回延安，卻因工作安排暫時留在西安。就是這一下耽擱，把命留在了城里。

人只多停了一天。殺手等的，就是這一天。

那天，他從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出來，路上被特務劫持。參與者里，就有佟榮功。人被帶走后，隨即遇害，尸體被秘密拋棄，外頭卻故意放出“失蹤”的煙霧。

周恩來連連追問宣俠父下落。蔣介石后來終于吐了口，承認人是他下令殺的。可命令是他下的，臟活卻是佟榮功這些人動的手。

十三年過去，新中國成立，舊案開始一件件清理。宣俠父案要查清，繞不過去的一個人，就是佟榮功。

可這人像是憑空蒸發了。有人懷疑他早已去了臺灣，也有人說他還埋在大陸某個角落。公安機關順著特務關系網一點點篩，先查舊同伙，再查親屬，再查聯絡線。

難就難在，佟榮功干過潛伏，知道怎么斷尾。他不寫信，不露面，不走明線。想從萬千人里把他拎出來，真像在灰里挑針。

先露餡的，不是佟榮功本人，是一盒點心。

公安在北平盯住與佟家有關的一處雜貨鋪后，發現有個穿著體面的人拎著點心進去，出來時手里卻成了兩瓶酒。東西對不上，神色也不對。人當場被控制，一審，果然是給潛伏特務送錢的。

錢就藏在點心盒里。盒子輕，案子卻一下重了。

這人交代不出太多，可供出了一個關鍵名字：索士衡。索士衡也是軍統系統的人，而且反偵察很強，東繞西繞，專挑假路帶人走。

可人一急，動作就會多。索士衡越想給佟榮功遞消息，越把線頭抖出來。公安順著他的來往軌跡一點點看，最后把目光拉到了東北——沈陽。

這是最要緊的一步。只要地方落準，再狡猾的人也得吃飯、開門、進貨、見人。

一九五一年三月，偵查人員趕到沈陽，會同當地公安秘密排查。最后，一間位于皇姑屯富貴街的王記雜貨鋪，進入視線。

他們沒急著撲上去，而是先蹲守。看人，記步子，認習慣，核時間。那個掌柜幾乎天天出現，穿得邋遢，胡子也留起來了，站在貨架間，不像過去那個軍統行動人員，倒像個被柴米油鹽磨舊了的人。

可骨架變不了，眼神也變不了。偵查員拿著舊照片反復比，越比越近。

胡子能留。名字能改。臉上的筋骨改不了。

抓捕那天，便衣裝作顧客進門。有人在門口卡位，有人看后院，有人盯柜臺。等同伙風險排清，一個箭步上去，先鎖手，再亮明身份。

那掌柜先是一愣，隨即咬死不認，反復說自己叫王子明，就是個做小買賣的。話說得很穩，臉也不紅。

可證據一件件擺開：舊照片、關系人口供、潛伏聯絡線、送錢人的交代，全都壓到了桌上。人再硬，到了這一步，也就沒路退了。

他沉了一陣，終于承認：自己就是佟榮功。

這一下，拖了十三年的舊案，終于開口了。

隨著佟榮功供述，宣俠父遇害經過一步步被拼出來。誰盯梢，誰下手，誰善后，誰放煙幕，哪一環是假，哪一環是真，都漸漸清楚了。

這不只是抓到一個潛逃特務，更是把一段被故意壓住的歷史，從黑處拖回亮處。宣俠父這個名字，終于不再只是“失蹤”。

回頭看這場追捕，最厲害的地方，不在驚險，而在細。不是靠一聲槍響，也不是靠突然告密，而是從一盒點心、一個送錢人、一條聯絡線，慢慢摳出一個藏在千里之外的名字。

舊特務最信的，是自己那套潛伏本事。可再周密的偽裝，也要落到吃穿住行上；只要還有來往，就總會留下針尖大的縫。

十三年后，賬還是算到了柜臺前。

沈陽那間雜貨鋪里，算盤珠子還攤在柜臺上，胡子拉碴的掌柜已經被押出門去。街上的風吹過富貴街，貨架沒動，門簾一晃，那個叫王子明的人沒了，剩下的，只有佟榮功這筆遲到了十三年的血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