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當一個經濟體缺少對未來就業與收入的預期時，社會保障的問題就會突出出來，而且變得尖銳。
人大經濟研究所的毛振華意識到了這種尖銳，將問題推到了風口：“體制內退休金太高，已成嚴重問題”。他舉例說，農村小學教師退休8000元，而企業退休人員3000元，其實這是一個過于溫和的例子。實際倍差，中國在全球遙遙領先。北歐國家體制內與體制外沒有太大差別，哪怕一分社保也沒交的農民，與內閣大臣的倍差不過兩倍，大國怕是N倍了。
所以，毛所長談的是數據，不是根本。
問題不在體制內是不是高了，而在于是不是真的信奉共同富裕的理念。社會保障體系是全民共享的再分配，由財政主導，它必須是平權主義，平抑市場競爭性分配中嚴重的階層分化。如果在財政主導的分配的領域，卻是行走的身份價值觀，那么 ，就不是奔向共同富裕，而是在固化身份社會。
什么是現代文明？
現代文明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從身份社會走向契約社會。
盧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會契約論》（《民約論》）對中國的影響幾乎為零，我們很認真地接受了德國剝削論的“文化入侵”，卻忘記了同樣來自德國的“市民社會”。
當然，平權主義不等于不平均分配。
首先，它不能跨界，是在二次分配（即再分配）界線內的平權，不影響你在市場競爭中的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構成對社保體系的破壞。平權主義提供了一致性的基礎養老，是集體生存權的基本保障，是弱者的宣言。
瑞典只要是公民，單身享有約8000元養老金，這是零支柱，跟你是農民，還是處長，是工人，還是外賣小哥沒關系 。在這之上，再去掰扯什么交了多少社保，做了什么貢獻。基礎養老完全財政支持，不需要個人繳費，面向低收入或無收入記錄的老年人。
這是最低了，但不會有百倍的倍差。
中國是人口大國，人均GDP排名70位上下，沒有北歐高福利的條件，無法復刻，也沒必要復刻，但這不是巨大倍差的理由，所以，中國的問題不在多少，在公平，而分配上真正的公平，來自盧梭的契約社會，永遠不會來自身份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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