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年前，呂日周走馬上任，成為長治市一把手，那一年，他 55歲。

那么，呂日周為什么一直到55 歲，才有機會重新回到那個本屬于他的正治舞臺？當時的長治出了什么問題，必須由他去主持工作？

55歲才出任長治市委書記，是他此前的改革經歷、特殊的從政波折和地方人事調整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熟悉山西吏治的人都知道，呂日周仕途坎坷。

他少有文才，24 歲從山西大學中文系畢業后，不知為什么，竟然被分到大同齒輪廠當鍛工。

在工廠鍛煉了2年之后，70 年代初期，他又被調到廣靈縣的一個大隊當書記。

很多親友感到迷惑：好端端一個大學生，怎么仕途一再往低走？

實際上， 當時呂日周被調到了雁北地委農工部當干事。那時農工部的核心工作就是對接基層農村，所以安排一些年輕干部下沉到大隊擔任書記，是當時農口系統鍛煉干部、推進農村工作的常規部署。

呂日周對此并沒有怨言，他他出身農村、早年就熟悉農事生產，有較強的基層適應能力和群眾工作能力，完全適配大隊書記的崗位要求。
再加上當時的干部選拔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安排有文化的年輕機關干部下沉到生產一線任職，是那個年代培養基層干部的普遍做法，也為他后續長期深耕農村工作積累了扎實的一線經驗。

只不過，他在農工部的時間太長了，一直持續了 8 年多，才到 1978 年，才徹底離開村子，到省委農工部政策研究室當干事。

之后又在太原沉寂了 4 年多，整天待在辦公室，眼見韶華消逝，卻無力施展滿腔的理想與抱負。

時機出現在1983年9月，38歲的呂日周終于等來了大展宏圖的機遇： 他被派到原平縣當書記。

這一調動，屬于破例。

人口少、貧困的原平縣，是當時山西省唯一的改革試點縣。

呂日周能夠被破格安排到原平縣開展工作，提現了山西與整個中國當時的改革節奏的配合。估計這其中唯一的理由，就是呂日周長期扎根農村，了解基層。

呂日周到了原平，創造性地發展了一種嶄新的城鄉經濟組織形式，即風靡一時的“政府搭臺，群眾唱戲”。具體來說，就是由政府搭建流通、技術、政策服務平臺，放手讓群眾自主搞生產經營。

這種模式，打破了當時計劃經濟的體制束縛，鼓勵群眾自主創業、發展各類非農產業，在短時間內使得原平的個體工商戶、鄉鎮企業數量短時間內大幅增長，形成了全民參與經濟建設的活躍氛圍，為后續縣域民營經濟發展打下了扎實基礎。

僅僅用了三年時間，他就使窮困的原平縣“咸魚翻身”，財政收入相當于周邊的12個縣的總和。該縣的工業利稅更是超過當時的忻州地區其余13個縣市的總和，徹底扭轉了本縣經濟落后的局面。

原平的改革探索成為80年代全國縣域改革的標志性樣本，呂日周的“原平經驗”得到北京的認可，被全國各地廣泛借鑒推廣。

他本人也因此一炮走紅。

作家柯云路根據呂日周的基層改革經歷，創作了長篇小說《新星》，其中的主角李向南，就是以呂日周為原型的。

呂日周成為當時全國知名的改革派代表人物，他在1985年的年底升任忻州地委委員。四年后成為朔州市長。

這一年，他45 歲。爭議和非議隨之而來。

實際上，早在原平時，由于呂日周的舉措過于超前，打破了當時計劃經濟下的諸多利益邊界，觸動了一些固有勢力的利益，長期遭遇爭議與調查。他?先后6次被長達500多天的調查，開創了新時代貴圈的先例。

最終沒有查出他的違紀問題，也沒有任何貪污受賄。但那些人仍然不肯罷休，給他貼上了“有爭議”“官癮大”的標簽，導致他的仕途上升通道被長期限制。

到了?朔州之后，這種刁難和非議變本加厲。
1989年一上任，呂日周就在朔州大刀闊斧推行“小正府、大社會”改革，精簡機構、壓縮冗余行政人員，把原本由正府包攬的大量事務推向社會，大幅縮減了正府的權力邊界，直接觸動了不少既得利益群體的切身利益，引發了強烈的內部爭議。

他還在任內強力推進“十大治市方略”，為推進城建工作，他帶領民兵直接拆除違章建筑“釘子戶”；他親自幫當地國營鞋廠賣鞋、為鄉村民辦教師催發工資.......

這種打破常規的行事方式，既讓朔州當年工業產值、利潤增速位列全省12地市之首，也讓他與當地保守勢力的矛盾徹底激化。他們普遍認為這種極具突破性的改革模式，在80年代末的山西顯得過于激進，大量反對聲音向上傳遞，對呂日周帶來非常不好的影響。

結局就是他僅擔任了8個月的朔州市長，就被突然調任山西省體改委，在這個非實權崗位上度過了整整十年的“沉寂期”。

市長當了僅8個月，他就被調到山西省體改委當主任，妥妥的“虛職”。

接下來的整整10年中，他只能通過寫調研報告、剖析山西改革積弊，來表達施政想法，卻一直沒有機會主政地方。

沒有人能夠理解這十年間呂日周內心的苦楚與無奈，之前的風光，與今日的落寞之間巨大的落差，足以讓普通人徹底擺爛躺平。

漫長的十年間，呂日周累計寫下50多萬字的山西省情分析系列文章，出版了18本、總計500余萬字的相關著作，為當地的體制改革積累了扎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雖然呂日周沒有倒下，一直在苦撐，可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就要這樣混到退休？

那將是他一生的遺憾。

一晃，他都 55 歲了，兩鬢斑白，終于等來上級的重新啟用。

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山西省委班子的調整，給他帶來了復出的契機?。
1999年下半年，山西省主要領導班子完成調整，新的主政者希望通過啟用有改革經驗的干部，帶動長治這個當時多項經濟指標全省倒數的內陸城市破局，55歲、擁有豐富基層改革經驗的呂日周，最終重新回到決策圈。

主政長治的機會，也成為他官員生涯中最后一次主政地方的機遇。

呂日周在長治干了三年，主要針對當地經濟落后、干部作風渙散的現狀，推出了一系列覆蓋政務、民生、經濟的突破性舉措。

他整頓作風，專治當地官場“懶、散、軟、拖”等八大頑癥。

他以身作則，常年騎自行車，輕車簡從下鄉調研，被群眾稱為“自行車書記”。

他帶動全市干部主動下沉一線，扭轉了此前“隔著玻璃看、坐著車子轉”的官僚習氣。

他發揮輿論監督的力量，力主推行“媒體治市”在《長治日報》頭版點名批評履職不力的副市長，將所有公職人員全部納入監督范圍。

他下令拆除機關大院的圍墻，要把長治建成全國第一個沒有圍墻、沒有護欄的城市，全面打破機關和群眾之間的物理與心理隔閡。

在民生與城市建設方面，他開展“教育翻身戰”，推動全市學校危房改造落地；大幅提升城市綠化水平，同時實現“好路村村通”，改善農村出行條件。

這些舉措，極大地激活地方經濟。他扶持民營經濟發展，通過優化營商環境，讓長治富裕了起來。

三年后，他因為年齡問題卸任。退休后仍然持續研究改革創新，市場經濟等等，擔任中國民生研究院等多家研究機構的高級顧問。

可以說，為了民生，呂日周殫精竭慮，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只可惜，這樣的好官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