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我覺得咱們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人也被看作人力資源。工業化需要分工，也特別需要有能力的人，哪怕工具性強點也行——因為工業化的科層制本來就不需要太多想法，只要聽指令就行，這套設計確實適應了那個時代。但現在問題來了，咱們要搞新轉型，特別需要有創意的人，這時候就發現人的建設成了最大短板。

你看中國古代像張騫通西域，玄奘一個人穿過塔克拉瑪干的那種韌勁，現在太少了。雖說現在時代條件比古代好太多，但缺的就是這種獨立精神、能每天打開新視野的人。

姚洋：我自己的經歷也挺有意思。我是在西安考的大學，讀的是廠礦子弟學校。當時一個國營集團公司有四個高中，我們二中是最好的，層層選拔到高二還能留在一班的，都是理科好的學生。班里50多個人基本都考上了大學，但報志愿時只有兩個人選了理科院校——我報了北大，另一個報了科大，其他全報了工科。為啥呢？因為家長大多是搞工科的。

當時是估分報志愿，我大概知道自己的分數，有同學說“你報北大”，我也沒想過北大遙不可及，就想試試。我化學考得好，但不喜歡化學；物理考得差，干脆不學物理；當時生物挺熱門，我也不喜歡。其實心里喜歡文科，看到北大專業里有“經濟地理”，帶“經濟”倆字就想報。填志愿那天早上，我爸媽急壞了，跑到學校說“別報這個專業，別上北大，去西交大”——那時候西交大可好了，工科僅次于清華。

多虧當時有個政治老師救了我。這位江老師訂《美學》雜志，我們都不懂美學是啥。我媽也是老師，認識他，就請他來勸。江老師說：“第一，北大是綜合性大學，和西交大不一樣；第二，讓孩子離開西安去外地看看。”就這兩句把我爸媽說動了，我才進了北大。后來發現，我的分數比同班同學高不少，但也說明專業沒那么重要——我學的經濟地理，很多同學分數低，都是報復旦、武大沒考上，被調劑到北大的。

這幾十年下來，我現在做的事和本科專業幾乎沒關系。所以我一直覺得，報志愿第一選大學，考上好大學就該去；第二選城市；第三才考慮專業。

梁永安：我當年高考選專業也是估分報的，不過我目標很明確：專業第一。我從小就喜歡文學，小學就愛語文課，中學還寫小說、劇本，所以鐵了心要學文學。

姚洋：那時候年輕人都有文學夢，進北大后還特想進五四文學社，可惜沒進去，成了遺憾。

梁永安：后來我插隊、進工廠當電工，在拖拉機廠搞工業自動化，修機床里的半導體線路。這活兒挺像玩游戲，對著輸入輸出模塊琢磨：能不能在配件不變的情況下減少零件？或者加點東西讓功能升級？還真挺有意思。但高考報志愿時，我還是鐵了心選文學。

因為在大學家屬院長大，我知道北大、復旦、南大這些學校的中文系分數高。我在云南工作，得先看哪些學校在云南招生。山東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的文學專業都不在云南招，北大在云南招考古和哲學——考古要一直蹲在那里刷啊刷，我想多走走，不合適；哲學我喜歡，但擔心職業發展。最后發現復旦有“文學評論”專業，還行。不過復旦在云南還招微電子，這專業當時看著挺光鮮，我猶豫了一下，但很快還是選了文學。為了保險，我還報了武大圖書館學和云大中文系，想著怎么都能上大學，最后就來了復旦。

后來我連續多年參加招生，發現現在的考生想法變了。比如在新疆招經管類專業，文理兼招，很多高分考生扎堆報，家長就盯著就業和收入，根本不管孩子喜不喜歡。法學也是沖著“鐵飯碗”去的，新聞和中文還算熱門，可哲學、歷史就沒人報了，大部分都是高分沒進經管，被調劑過去的。

但有意思的是，復旦哲學系的學生大多是調劑來的，可一年后他們反而是最喜歡自己專業的。哲學老師講課從蘇格拉底、泰勒斯講到現代思想，教你用廣闊的視角看生命、宇宙和價值。帕斯卡爾說“人是會思想的蘆葦”，關鍵是先得做一根順應天性的蘆葦，現在人選專業卻把自己搞空了，不按生命本色選，這不就跑偏了嘛。

姚洋：你這話說到點子上了。我純粹不想學理科才奔著文科去，而現在很多孩子選專業完全被父母“包辦”——家長總按“好不好找工作”來定方向，結果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學啥，這種情況太普遍了。就像去年都在喊“別學文科，去學微電子、軟件”，可照這么一窩蜂地選熱門，四年后大批畢業生涌出來，找工作肯定難。說白了，跟著世俗標準瞎選專業，反而是最糟糕的決定——專業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讓孩子按興趣選，畢竟啥專業都能出人才，硬逼著學不喜歡的，就算進了“熱門”也未必有奔頭。

梁永安：選校、選專業，其實真的是個大事兒，現在很多情況都不正常。比如說學校會統計考上多少清北的學生，把這個當成學校的“政績”。當年我在新疆招生的時候，有個女生特別優秀，她就喜歡上海，想來復旦，結果學校不給她志愿表，從校長到教育局都要求她必須報北大，活生生卡著不給。她給我們打電話哭，我們匯報到學校后，打電話給那個學校，人家根本不理。后來這女生特別堅決，說學校這么做違法，到志愿表截止前幾個小時，學校沒辦法了，才把志愿表給她，她最后才來了我們這兒。每年招生，一般新生來我都不會去車站接，但對這個學生，我是親自去車站接的，哈哈哈。

現在社會跟以前不一樣，不是封建社會，也不像歐洲當初的貴族社會，靠血緣決定身份，以前人一輩子的身份都是血緣繼承來的。現在社會沒這個了，所以第一學歷上什么學校，實際上會伴隨你一生，有時候就成了你的一個身份，而且這個身份永遠不變。所以很多人特別看重這個，其實沒必要這樣。

姚洋：沒錯，完全沒必要！選專業就該按孩子的興趣來。我剛才說把專業排在第三位，主要是想勸家長別老追熱門——現在社會上好多所謂“志愿咨詢”收高價，其實就是販賣焦慮。他們搞培訓的哪能知道哪個專業真的好？難不成還能預測未來？要是孩子都能按興趣選專業、選學校、選城市，社會肯定能更豐富多彩。

現在大家都被單一的世俗標準牽著走：先是“必須上清北”，上清北就非要去光華管理學院；現在又變了，非得報強基計劃或者軟件這類熱門專業。這樣真的不好，教育就該多元化才對。

梁永安：是啊，人這一輩子要是沒按自己的興趣活，真的很苦。你看這世界80億人，擠在地球30%的陸地上，而陸地只有10%適合住人，競爭多激烈啊——職場上的科層制、各種明爭暗斗，本來干活就累，還要加班熬夜。這時候要是連人生選擇都沒按自己喜歡的來，一輩子干著不愛的事，那才叫虧大了。

姚洋：對啊，人就短短幾十年，把時間浪費在不喜歡的事情上，一晃眼就退休了，到時候后悔都來不及，這才是真的虧。家長真該放寬心，讓孩子選自己喜歡的。有了愛好，工作就不是謀生的工具，而是熱愛的事，人也不會焦慮。再說了，現在城市里的下一代至少吃喝不愁，干嘛非得逼著他們“找好工作”“多賺錢”？能養活自己，按自己的意愿好好生活，這就是最大的成就了。

梁永安：是啊，你看侯孝賢導演，小時候就是問題少年，后來去當兵，部隊生活枯燥，他就靠看電影打發時間，結果成了世界級的大導演。他能體會普通人甚至底層人的疾苦，所以拍出《戀戀風塵》這種片子，全是不容易的人生故事，這才是真本事。

現在中國工業化高潮過去了，你看美國搞農業的才2%人口，生產的糧食一半出口，相當于100個人里1個人搞農業就行，搞工業的也不到2%。大部分人都在第三產業，像電影、圖書、文學、旅游這些服務業里。以后社會需要的是有個性的人，能在自己領域主動產出東西，不是只會聽指令干活的人。所以家長看孩子，得想想10年后他的價值在哪兒，不能光盯著眼前那點事。

姚洋：沒錯，您說的太關鍵了！中國的工業化高峰在2010年就到頂了，現在工業領域的就業人數越來越少，連帶和工業相關的崗位也在縮減。但咱們的教育和家長的觀念還停留在工業化時代，總想著讓孩子找個“好工作”——坐辦公室、寫代碼之類的，可這種崗位以后只會越來越少，反而是需要創意的工作會越來越多。

梁永安：現在是互聯網時代，核心在于資源對接與創意革新。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民族國家，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年輕人的發展機遇顯著。就像縣域經濟如今發展迅猛，盡管原創能力有待提升，但縣級市和縣城已逐步完善博物館、圖書館、影劇院、科普館等設施，大型商業綜合體也不斷涌現，連接著41000多個鄉鎮，各類有形無形的資源亟待激活，這正是年輕人開拓未來的歷史舞臺。

年輕人在其中不僅要具備獨立開拓的能力，還要有良好的聯合協作能力。不能只局限于狹窄的專業領域，被既定位置束縛，還需要培養對話能力。如德國學者哈貝馬斯在交往行為理論中所提及的，既要學會傾聽，也要善于表達與分享。交流中應注重經驗分享與共識達成，而非執著于對錯之分。國家的發展需要凝聚更多新共識，這就需要年輕人具備相應的能力，未來五到十年的變化將更為顯著。

回想學校在80年代時英語學習熱潮高漲，90年代伴隨全球化進程，日語等小語種需求上升，如今西班牙語因南美地區的發展也逐漸受到關注。社會需求的不斷變化表明，年輕人不能僅掌握固定技能，更要學會應對變化，具備再生與創造能力，這才是關鍵所在。

姚洋：沒錯，大學所學的專業知識，對人一輩子的作用可能連5%都達不到。

梁永安：我們做過統計，復旦大學的本科生畢業去從事自己本專業工作的，只占11%。碩士研究生畢業后的工作跟自己的專業相對應的大概是在10%。博士生畢業生大概占22%~23%。

姚洋：所以我們家長在焦慮什么。

梁永安：這提示著我們要不斷的學習。

首發于今日頭條「頭條深一度」2025高考季特別策劃系列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