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在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上是一個繞不開的人，他從一名工人成長為黨的高級領導人，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撐起了殘局，后來又一手參與組建了新四軍，但也是這個人，在抗戰最關鍵的時期，反復抗拒中央要他率部北上的命令。

他明明知道皖南是險地，卻始終不肯移師江北，表面上看，他是在擔心部隊過江之后的生存問題；往深里看，他心里裝著一盤與中央完全不同的棋。

項英1898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他早年家境貧寒，小學畢業之后就去工廠當學徒，在碼頭扛過包，在布廠做過工，1922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湖北最早的產業工人黨員，那一年他領導了漢口揚子江機器廠工人罷工，向廠方提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條件。

此后他長期在武漢、上海等地從事工人運動，先后擔任平漢鐵路總工會總干事、湖北省工團聯合會組織主任等職，在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中，他是重要領導人之一。

1930年，項英被派往中央蘇區，在蘇區他先后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項英被留下來擔任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負責領導南方各根據地的游擊戰爭。

這是一份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主力紅軍走了，留下的部隊兵力單薄、裝備簡陋，國民黨大軍壓境反復“清剿”，蘇區范圍日益縮小。

項英和陳毅等人率領部隊轉入深山密林，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了三年，沒有吃的就挖野菜、啃樹皮，沒有藥品就用草藥敷傷口，敵人搜山就鉆進巖洞里躲藏，三年時間里，他們多次險遭不測。

但項英硬是撐了下來，把南方各省的游擊隊保存了一部分下來，這段經歷讓他對江南的地形、民情、敵情了如指掌，他知道哪條山溝可以藏人，哪個村子可以落腳，哪條路可以突圍，這些經驗是他拿命換來的，也成了他后來最放不下的東西。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國共第二次合作達成，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擔任軍長，項英擔任副軍長。

1938年9月到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確立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明確提出新四軍要“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這次會議非常重要，但項英沒有參加。

項英抗拒北上的第一個原因，是對江南這片土地有著太深的感情和太強的自信，江南是他領導了三年游擊戰爭的地方，人熟地熟，有群眾基礎，對周邊環境了如指掌，還伏下了很多布置，讓他就此舍棄，他舍不得。

在項英看來，江南水網密布、地形復雜，適合游擊作戰，他在這種環境里摸爬滾打了三年，知道怎么打、怎么藏、怎么跑，而江北是另一番天地，那里頑軍、日軍、偽軍各方勢力交織在一起，一切都得從零開始。

風險太大，收益未必對等，項英曾給周子昆交底說再等等，國民黨守不住江南，日軍遲早南下，到那時江浙一帶就是我們的舞臺，他篤信同樣的“肥田沃地”將在江南出現。

項英身邊還有一個核心團隊，袁國平、周子昆等人與他私交甚篤，他們一起研究了一份“江南持久作戰設想”，計劃依托浙皖交界山區，借助地方抗日武裝，逐步蠶食日偽據點，一旦設想成功，新四軍不光能端坐江南，還能伸手華中、華南，在項英看來，這是一盤大棋，他確實另有“雄圖大志”。

除了戰略判斷上的分歧，還有一個不大能擺到臺面上說的原因，項英在新四軍中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新四軍的干部和戰士大多是南方八省三年游擊戰爭中幸存下來的紅軍骨干，和項英淵源甚深，部隊是他一手帶出來的，離不開他，所以他很難先行前往延安，而這恰恰讓他錯失了被毛主席說服，進而被拯救的機會...

還有一個繞不開的人，葉挺，葉挺是北伐名將，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邊都有分量，但他1927年廣州起義后退了黨，項英是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掌握著新四軍的實際領導權，兩人在部隊發展方向上經常發生分歧。

葉挺主張堅決執行中央的北上命令，項英堅持要在江南發展，葉挺在前線急得直跺腳，一再向中央請示若再拖，機動余地全無，1939年初，葉挺因再次與項英發生戰略分歧，一氣之下去了重慶。

中央對項英的耐心是有限度的，1938年5月4日，毛主席致電項英，明確指示新四軍應該東進北上，此后類似的電報越來越密集，1940年1月到4月，中央連續致電項英要求盡快北移，批評其“右傾錯誤”。

毛主席在5月4日的《第二個五四指示》中明確指出必須放手發展、堅決斗爭，警告若再拖延將“再犯1927年錯誤”。

1940年3月29日，毛主席致電劉少奇、項英等人，要求陳毅部隊立即向蘇北發展，軍部及皖南部隊應預先有所準備，向蘇南陳支隊靠攏，再向蘇北轉移，10月，國民黨發布“皓電”，形勢越來越緊張，毛主席反復警示皖南今冬必生變。

但項英還是拖著，他以缺船只、缺糧秣為由拖延，他在思想上還在撤和不撤之間打圈圈，1940年11月，中央指示你們可以拖一個月至兩個月，但須認真準備北移，到12月，皖南形勢日趨嚴峻，項英急電中央說近顧忽令我軍改道，桂、李在江北之軍事布置、皖南頑軍之暗中調動、對我包圍、阻我交通。

1940年12月26日，毛主席為中央書記處起草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復電：“各電均悉，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等9000余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開始北移，1月6日，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突遭國民黨7個師約8萬人的包圍襲擊，新四軍浴血奮戰7晝夜，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約2000人分散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

軍長葉挺被扣押，項英和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后隱蔽在附近的山里，等待時機，1941年3月24日凌晨，副官劉厚總突然用手槍將項英、周子昆打死，劫走了他們攜帶的黃金、銀元、手表等物，項英時年43歲。

項英至死沒有率部北移，他有他的“雄圖大志”，想在江南打出一片天地，他對自己在江南打游擊的經驗過于自信，他對江北的風險評估過高，對中央的戰略意圖領會不深。

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讓他在關鍵的歷史節點上做出了錯誤的選擇，皖南事變后，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寫下了那兩句流傳至今的話：“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