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及故鄉，最先浮現的往往是人與風物，不過除卻眼前景致，故鄉，還以獨有的氣味和聲音縈繞不去。

作家索耳來自廣東的雷州半島，他形容這塊土地像大陸伸出的腳趾，作為物理與文化上的雙重橋梁連接著大陸與海洋。數百年來，無數華人從大陸最南端出發，被海水推向新的故鄉，遷徙、扎根的故事一遍遍上演。

當索耳成年后一路北上，置身大陸的語境，他突然意識到，故鄉以別樣的方式存在于他的生命中——是嶺南混合植物與動物味道的潮濕水汽，是周身混雜了粵語、客家話、黎語的聲響，也是看不到、斬不斷的血緣鏈條。

索耳在新書《伶仃世》中想象了四個失落的時空：20—30年代的馬來檳城，50年代的珠江口，70年代的越南西貢，90年代的深圳。他用文字寫下不同時空之中人的感受（視覺、嗅覺、味覺、聽覺），也用一個“文字勞動者”的驚人筆力，為這些故事埋下隱秘的伏線。

前不久，索耳與作家周嘉寧、文學批評家劉欣玥在上海百信書局聊起《伶仃世》的創作經歷，聊起溽熱的南方記憶、大陸邊沿的居民的“世界觀”，也聊起視覺之外的感官體驗會如何催生出新的文字。

劉欣玥：

先請索耳給大家介紹一下新作《伶仃世》的創作由來吧。

索耳：

我出生成長于大陸南端最偏僻的半島，后來到了北京生活，重新去審視、回望家鄉，也是不斷自我校準和調整的過程，會對于“南方”“邊緣”這樣的課題感興趣。最直接的因素是2019 年我到馬來西亞旅行，去了馬六甲、檳城，以及蘭卡威，我之前雖然知道下南洋這段歷史，但真正去馬來西亞走了一趟之后才發現原來華人在那個地方如此鮮活而具體地扎根下來，他們有自己的神廟、祖祠，也有行商、會館，他們也會執著于口音和文字，所以我很好奇，甚至會覺得他們比我更像華人。回來之后，我就去找一些有關的文章，包括王賡武，還有一些華南學派的學者，比如科大衛、賀喜、程美寶、蕭鳳霞，也包括研究東亞的溝口雄三、孫歌等。我萌動了想要去書寫的念頭，但是越準備，不懂的越多，我會越不敢寫。

2021年，我從北京回到廣州，一是家人的原因，二是希望離自己筆下的人物和環境更近，才決定要開始正式地寫。書里附了一個地圖，描繪了我書寫的疆域，西邊是云貴、兩湖，最北到上海，然后是珠江口一帶，再南邊是南洋，檳島、星洲，還有印尼半島。

書出來之后，有的讀者和讀書博主會把它歸結為南洋或者南方文學，但我覺得這些詞并不能很好地去形容，書中的四個故事，兩個發生在南洋（一個在檳島，一個在越南），另外兩個發生在珠江口和深圳，所以無論是“南洋”或“南方”都只能概括它的一部分。

我覺得很有意思，“南洋”或“南方”都是從大陸或北方的角度去界定的，站在大陸，我們稱東南亞為南洋；站在北方或中原，稱南方之為“南方”，這兩個詞都帶著某種被觀看和被凝視的部分。所以我也想用小說構筑這樣一個空間——它的疆域不是被觀看的對象，而是一個主體。他們在文化上是連續的，粵語也好，閩南語也好，潮汕話也好，客語或少數民族語言也好，他們是一個共同體。其實也是拋出一個問題：在當年那個政治邊界和民族國家意識尚未定之時，這片時空是怎樣的一種存在？它應該如何自我命名？我會更愿意稱其為“流域”，不是河流的流域，而是“流動的疆域”。

|《伶仃世》三視圖，幫助讀者理解小說的人物、地理與時間關系

劉欣玥：

我知道索耳做了很多的田野，像學者一樣去做資料考據，這本書是在“移動”中完成的，人、事、物都在動，它是一個野心很大的作品。我想問一下嘉寧，閱讀《伶仃世》，跟你過去認識的索耳的寫作相比，有沒有一些變化？

周嘉寧：

第一次讀到索耳的小說《非親非故》是 2018 年，我就覺得非常不一樣。我在上海，屬于南方，但整個的文化重心是在更北方的地方，我對于更南方的寫作很陌生。

第一次看到索耳小說的時候，我并沒有很強烈的地域概念的劃分。《非親非故》的異樣性，跟我平常所看到的原創小說不一樣。我現在還記得那個小說的開頭，說家里面有一個遠房親戚，在外面游歷了一段時間，回到老家了以后使用的語言跟老家的人已經不一樣，當他們進行交談的時候，彼此都要去重新適應對方的語言。當時看到這一段的時候，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我很想看到索耳在接下來的小說里會就這一點有更多的討論，果然，在《伶仃世》里看到他對之前中篇和短篇的很多主題的延續和深入。

一個作家構建自己的虛構宇宙，先是在不同的地方打下一些地基，形成不同的散點。這些不同的點，會不斷地發展，最后匯集在一起。索耳的寫作脈絡是非常連綿的，并且在不斷地膨脹，所容納和所召喚出來的能量越來越豐富，會有一種海納百川的感覺。有一些基本的元素在他之前的小說中已經存在了，《非親非故》里的世界，你很難說它是現實的，也很難說是完全虛構出來的，里面的人很喜歡講故事，就跟《伶仃世》一樣，索耳經常用到的一個詞叫“講古”，這些故事，一定是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訴說，被覆蓋上了很多很多的個人意志，又經過索耳的書寫，覆蓋了索耳自己的意志，所以你能夠感覺到它是很多時間和人物的精神能量在一起運作的產物。

劉欣玥：

嘉寧剛剛講到一個很好玩的詞“講古”，粵語意思是講故事，這本書還反復提到的另外一個詞是“講大話”，就是撒謊，講一些不真實的東西，它跟虛構、講故事，是可以同義替換的，站在它們對面的是真相、現實，或者是我們沒有辦法真正去掌握住的那個真實。整個小說是在這樣的一個故事接續一個故事，真話、假話、古話，各種方言編織在一起的語言的萬花筒中。

劉欣玥：

索耳為了完成這本書，除了馬來西亞，去了海內外很多地方，廣東、云南、貴州、海南、廣西，甚至到夏威夷，溢出了南洋的范圍。書中首尾兩章的地理位置跟索耳的老家湛江最接近，中間包裹的四個各不相同但有內在聯系的章節，故事發生地有檳島、珠江口、西貢、深圳。請索耳分享一下，小說最后為什么會呈現一個這樣的地理面貌？你田野的目的地是如何產生的？

索耳：

田野這個詞稍微有點嚴肅，我更想把它稱為行走，或者說具身體驗，就是我到了新環境之后，用視覺、聽覺、嗅覺、味覺或其他的感官去感知，這個更有利于去跟筆下人物產生聯系。

這些目的地，我有幾種方式，我會跟一些藝術家朋友，或者一些藝術機構行走，比如我跟隨廣東時代美術館去了江門和海南行走，他們還有一個“口岸聯盟”，就是沿著當年《南京條約》里那幾個通商口岸走了一遍。華僑農場也是某條線索，當時歸僑、難僑被安置到廣東、廣西、福建、海南的華僑農場，我也會跟著朋友去走；還有一些是我自己想去探訪的，比如越南，我會去采訪一些人，不一定會寫進小說里，我是想感知他們當時的境遇，想設身處地去跟他們產生一種共振。

有一個小故事，我在漳州的一個華僑農場，遇到一個老人家，他坐在輪椅上，手臂有一條黑龍，連到背部，我覺得這個人有故事，是個狠人，就走過去跟他聊天，他說他是印尼歸僑，爺爺那一代在印尼做大生意，到他出生的時候，已經破產了，他只能去外面討生活，也混過黑社會，文身是這么來的。到了50年代，他成家立業了，也做一些小本生意， 60 年代，印尼排華，漳州是歸僑安置的地方之一，他就回來了，但是他回來之后很不習慣，那時候派他去農場干活，他從來沒干過農活的人哪受得了？他老婆晚上偷偷哭。當時從印尼帶回一些小餅干、小糖果，他保留了很久，哪怕發霉發爛了，也跟寶貝一樣藏著。

| 廣西北海僑港鎮，越南歸僑，年紀大的女性給海鮮飯店剝生蠔換取生活收入（索耳攝）

劉欣玥：

嘉寧從《浪的景觀》到最新的小說，在動筆前也會做很多社會歷史背景的調查、采訪，等到真正落筆，它形成一個虛構文本的時候，好像紀實性的材料又會被放在一邊，小說會長出一些自己的意志來。你怎么看待這樣的方式，和它們在小說里的呈現？

周嘉寧：

我很認同剛剛索耳說的，首先我也不覺得我做的是“田野”，我就是跟人聊聊天。我不是一個很擅長跟人聊天的人，所以有的時候也并不是聊聊天，而是跟人一起玩，在這個過程中，不一定需要加入很多話題性的元素，你可以對你看到的東西，比如植物、鳥，或者周圍的環境，開展一些紀實性的聊天，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通過聊天，它多少可以幫助我打開更多的感官通道。我也不太會把之前所準備的材料直接用到小說里，它可能更多的是提供給我一個氣氛，或者說背景的感知。剛剛索耳說到的“共振”，也是我非常喜歡使用的一個詞，我覺得很多的時候，小說最重要的就是你跟你虛構的世界，虛構的世界跟現實的世界，以及你最終跟讀者之間所能夠形成的共振是什么。

劉欣玥：

索耳在書里寫到了大量的眼睛，比如他寫家族照片上動物和人的眼睛，小說里面的人也說你看到的東西是不真實的，要學會“開眼”。合上這本書的時候，我當時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這個小說透露出了很多對視覺的不信任。我心里浮現的是那句“開眼看世界”，我們是否真正學會了開眼去看？那是一個從晚清到現在都還值得去思考的問題，尤其是今天，視覺上的“不真”，有更多的方式向我們撲來，也許這是索耳會在小說里描寫大量的聲音、嗅覺、味覺的原因。

索耳：

人確實是一個晝出夜伏的動物，因為太過于信賴眼睛和光線。當一片黑暗的時候，你的感知是什么？是否還能感知到別的東西？無論是嗅覺還是聽覺，那這些東西你怎么去錨定它的存在和你自己的存在？

我在越南重走難民之路，我想沿著小說里人物逃亡的路線自己走一遍，走到晚上八九點的時候，天已經黑了，越南的鄉下一片漆黑，偶爾會載著甘蔗的大貨車從路面壓過去，不知道會不會被撞到，只能慌不擇路，在路上只能打著手機的手電筒，那條路又是難民之路，很多人死在那條路上，又會產生很多亂七八糟的聯想。所以那時候內心的恐懼是非常多的。我發現我并不比我小說里面的人物膽子更大。我還碰到兩個試圖要幫助我的當地人，我又聽不懂他說的話，兩個年輕的男子，騎著摩托車，示意要載我一程，我當時提一個行李箱，我并不相信他是真的想載我。但是后來回想，可能他真的是出于好意，但那時候因為黑暗，導致了我很多負面的情緒和恐懼產生了，如果是白天，我可能會自如很多。

所以我覺得人對于眼睛和視線是過于信任的，在視覺之外，其他相對不習慣的感知是否可以通過什么方式，比如文字，把它定型下來，它可供記錄的和失真的邊界在哪里？這是我的一個想法和摸索。

| 徒步難民之路，夜幕剛剛降臨（索耳攝）

周嘉寧：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索耳，這本小說給我的感受是五官全開，這兩三年我會覺得寫小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身體的參與程度，首先你的感官需要打開，但是我一直覺得嗅覺是很難琢磨的，它是沒有辦法傳遞和記錄的，每個人的嗅覺是不一樣的，你很難去復制。但能夠把我帶入時空通道回到過去的感官是嗅覺，我會在聞到一個味道的時候，瞬間到達另外一個時空，有這種穿梭感。我看你的簡介里寫“嘗試以嗅覺和腳步感知環境的人”，為什么這樣來寫？

索耳：

我對嗅覺也是相對比較敏感，嗅覺是一種即時的記憶，但它也很長久，就像剛才你說的，它可以瞬時把你帶到另外一個時空。我小時候上學第一天用的練習本的味道，我現在還記得，當我聞到那種熟悉的味道之后，我突然就以為我又上了一遍學，確實很神奇。但我發現我在北京，我變成了一個沒有嗅覺的人，我不是說北京沒有味道，當然可能跟我那時候在北京很單調、很匱乏的個人狀態有關。

我每次從北京回到南方，突然發現好像世間萬物有了味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為水汽潮濕，它會刺激鼻子里的嗅覺細胞。有一次我回南方，在一個小吃攤上吃東西，各種鍋氣的味道，還有貓的味道、鞭炮紙屑的味道、各種植物腐爛的味道，甚至動物糞便的味道，這些東西都融匯在一起，在那一刻進入鼻子，你會覺得原來世界還是這么豐富的。當你切換到一個很不一樣的環境之后，很多記憶都會蘇醒，很多細胞也會活躍起來。

劉欣玥：

這幾年也有氣味和嗅覺研究的文化史專著出現。比如說《惡臭與芬芳》，還有《十三種聞樹的方式》，我記得它里面寫，下雨的時候，你聞到的植物味道，氣味分子是入侵性的，它穿過我們的鼻粘膜，甚至進入到我們的血液之中，當你聞到一個味道的時候，其實這個氣味分子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這個就是具身性的體驗，恰恰它就是特別的切身，而且特別的無法共享。氣味記憶會很準確的把你帶回到某種有很強烈的情感記憶的某個現場。

| 廣州越秀區的騎樓大街（索耳 攝）

劉欣玥：

索耳本科學的是地理，是一個很喜歡看地圖和收集地圖的人，他來自廣東湛江，位于雷州半島，索耳之前說半島和大陸不一樣，跟島嶼也不太一樣，你有了在這里生長的經歷，才慢慢獲得半島的地理概念，還是有意識地想要去追問，“建造”出你的半島，進而在小說里由家鄉出發，去構建了一個廣袤的小說宇宙？

索耳：

我以前對于半島沒有太多的概念，回到地理上，我的家鄉是一個經過火山和河流沉積的平原，土壤非常紅，地面像一個紅色的鏡子。小時候我父親會騎摩托車帶我看鄉下的風景，海我見多了，印象里好像一切都是平坦的，沒有褶皺，也沒有任何的高山峻嶺，所以我對山抱有更大的情感。我之前做過一個比喻：半島是大陸伸出來的一根腳趾。如果看中國地圖的話，它像一只雄雞，雷州半島，就是最南邊的、向海南伸出的一個尖，我老家就在尖尖的最南邊。

我回想自己“年輕中二”的時期，會給自己的簽名檔寫：來自憂郁的杧果王國，專門為你劈開來自大陸的火車。“憂郁”好理解，憂郁的熱帶嘛，“劈開來自大陸的火車”，那時候飛機還沒有普及，所有大陸的人去海南必須要經過我們那兒，火車到了之后就會像百足蟲一樣被劈成一節一節的，裝上船，然后再用船運到海口，海南人來大陸也是。我覺得這個過程很魔幻。我們那里文化、食物、語言也特別像海南，承接了島嶼和陸地之間的溝通。我們說北上，指的是去珠三角。所以，在一個地區的內部，對于北的想象也是不一樣的。

| 老街一角，1月份，木棉就已經開了，落滿屋頂，老人抽水煙（索耳 攝）

我重新審視家鄉之后，發現湛江之前是法國人的殖民地，以前叫廣州灣，19 世紀末法國人占領后，想把它建造成一個所謂的軍事前哨站，如果看法屬印度支那地圖的話，你會發現以越南、老撾、柬埔寨為大本營的法屬印度支那有一塊飛地，就像海馬吐出一個珠子，那個珠子就是現在的湛江。湛江之于法屬印度支那也是邊緣的，他們當時想把它對標香港，但資源不夠，建造不了那么好的城市，最終它變成一個邊陲之地。

我后來發現我們那里跟越南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那時候越南跟我們是自由通商的。后來越戰爆發，越南排華，很多難民就逃到了我老家，變成了我們口中的“越南婆”，他們非常艱苦地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下來，方言也學得很好，但即便這樣，我媽媽和阿姨跟越南來的鄰居打麻將，大家表面上很熟悉，背后還會帶一種歧視性的眼光去看待他們。這是我童年的一些經歷，神秘的鄰居給我帶來一些幻想和一些聯想。

有一句話說所有的海水都連接在一起的，所有的東西看似是孤立的，但是其實冥冥中它們也是有內在聯系。我也想在小說中構建這樣的一種聯系，寫作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制圖學：即便是看起來不相關的東西，但它們放在一起，就是一張地圖，一張星圖，或者一張海圖。

劉欣玥：

嘉寧，你會怎么看半島的體驗？怎么理解“番石榴宇宙”？

周嘉寧：

我確實覺得上海的城市經驗是極其乏味的，周圍什么都沒有，沒有山，也沒有真正的海，如果從小在這樣的一個鋼筋水泥的地方，跟索耳對地理的認知是完全不一樣的。我上個月在香港，又去了深圳、泉州，生活在更南方的地方，對文字的身體感知一定是跟在上海是完全不一樣的，所具備的生命能量也一定會變得非常不同。

你們兩個都具有在南方長期生活的經驗，我甚至現在才意識到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能都是會不一樣，尤其是在寫作的時候，索耳這本書特別明顯，他召喚出來的各種的人物，包括說他所呈現出來的世界風貌，對我來說都很陌生，我好像不是在一個小說的世界里，它對我來說是外國，這樣的閱讀體驗非常有趣，好像你完全變成旅行者的身份。它的地圖復雜，但是是敞開式的，好像有無數個出口和入口，你進去了以后，完全可以選擇自己的路線，當然也會有一些退出的機制，也會有一些重新進入的機制，因為它的開口太多了。這本小說能量匯集的方式很奇怪，有的時候當中能夠跟你產生共鳴的，甚至不一定是人，而是某一段時空的完整的感受，或者是剛剛提到的各種各樣的地理風貌。

劉欣玥：

小說中番石榴除了在那張家族合影上登場，其他地方也有關于它的彩蛋，就像索耳留給大家的一個游戲。有的時候它叫芭樂，有的時候它叫雞屎果。它有的時候是救命果，在趕路的時候，它能夠充饑；有的時候它又是一種形容詞，書中人物的詩句“讀來如口含芭樂果，粒粒生香”。書中還一個女孩阿真，媽媽是越南人，她之所以留下來照顧“我”阿嬤，是因為有一次她在山里迷路，阿嬤丟出一個番石榴，阿真和阿嬤順著不斷滾落的番石榴，最后回到了家。

我問嘉寧想象有一個水果往下滾，她說香蕉肯定不行，榴蓮也不行，番石榴就很有趣，它的果皮雖然堅硬卻很容易氧化，讓我們一廂情愿地把表皮上留下的那些痕跡視作是某種密碼或者紋路，索耳會從中讀出某種地圖來，它提供的的確是一種熱帶的異域感。索耳你怎么找到這個水果，你想通過它傳遞什么？

索耳：

當然首先是因為它的形狀，圓碌碌的，跟飛艇的氣囊可以進行某種連接。它的表皮有很多暗溝，很多凸起的部分，它可能就是山、溝壑、河流，就像一張地圖。我也很愛吃番石榴，我小時候，阿嬤確實也摘過番石榴給我吃，野生的番石榴粵語里面叫雞屎果，它跟我們常吃的番石榴還不太一樣，它比較小，紅心的，味道會更濃郁一點。“雞屎果”這個名字也很有意思，廣東人的氣味聯想，將果肉（食物的、潔凈的、香甜的、高雅的）和雞屎（排泄的、污穢的、臭的、下流的）聯系在一起，這想必是跟他們所處的氣味雜糅的環境有關。我后來也回想了一下，為什么想要把阿嬤和番石榴放在一起？應該是因為看了侯孝賢的《童年往事》，開頭是第一人稱敘事，提到了番石榴，那個小孩對于阿嬤的記憶就是這個，那個東西確實突然觸動了我，因為我小時候也是這樣的記憶，所以我會把它變成啟發，作為家族史的一個起點。然后，番石榴本身也有“輕盈”的特質，“番”字說明一切，從拉美熱帶飛向世界的水果。在小說里，我把它視作一種攜帶秘密信息的介質，吃進去，胃口消化信息，再講出來。故事就是這樣口口相傳的。

我小時候很喜歡聽大人講“古仔”（故事），很期望祖先里有一個傳奇的商人，或是英雄，或是大官，但沒有，三代為農，非常平凡。所以我可能也想希望通過“大話”的方式去寫點什么，正因為沒有，所以留下了空間，如果有確鑿的東西，反而不好寫。

| 坐在田埂上的人（索耳 攝）

劉欣玥：

你剛剛說雞屎果，我想到了鴨屎香，好像我們廣東人就是會這樣起名字。

小說里面有個細節，是“我”去六舅公家里找這棵照片上的番石榴樹，六舅公說這棵樹是他做知青時從海南帶回來的，海南的那段經歷也很重要，六舅公作為阿嬤的弟弟，去了海南之后非常后悔苦悶，他們姐弟之間的通信成為了他重要的精神支柱。這對姐弟寫的是什么呢？他們就是在編祖先的故事，傳說有一個英勇的祖先，造了一艘番石榴形狀的飛艇，去救了很多人。信里已經添加了對于祖先故事的虛構和想象，小說中的“我”，在番石榴樹下接過了這一棒，這是一個故事的接力。

我把主體的四個章節視作是主人公的虛構和想象，這里面雖然寫到馬來西亞、越南和珠江口、深圳，但是你會發現這一百年里，命運起伏的人物，跟“我”家里的人能夠對上的：瘸腿的南洋怪商，能看到“我”六舅公的影子；珠江口18 歲的水上少年十五，可能會對應到“我”18歲的細叔；越南流亡姐妹，對應阿嬤身邊的阿真……索耳筆下的“我”，想象了一個浩大繁復世界，其實是為了要成全家人無處去追覓的起源。就像你的序曲里寫的：食了許多雞翼，行過世界上的各種巷道之后，回頭來也才發現，你行的不過是同一條巷道，那便是兩歲剛學會行路時所行的巷道里面講到的。你在世界上走了一大圈，發現你其實走了一個來回而已，這個故事繞南方海域一大周，最后還是回到家里。

劉欣玥：

今天的主題是“我們生下來，便在大地上同聲同氣”，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巴別塔的故事，巴別塔倒塌之前，世界上的人，他們都使用同一種語言，暢通無阻地溝通，但是巴別塔倒下之后，那個可以互相溝通和理解的世界就離散掉了。

在索耳的小說里，他用了非常多復雜的南方方言來編織，會給非閩南語或非粵語背景的讀者帶來一些很不一樣的感受。“同聲同氣”在你的描述里是一個起源性的愿景，無論是我們現在也好，還是小說里的人物也好，其實是處在伶仃的狀態，很孤獨，無法理解，無法溝通，哪怕是有血緣之親的一家人之間也是這樣。

嘉寧看的時候，對里面的方言是什么樣的感受？

周嘉寧：

我是普通話讀者，首先我覺得要放棄去搞清楚每一個詞的意思，讓自己可以更輕松、更沉浸式地進入到故事里面。

你提到“伶仃”的狀態，但是我讀的時候感受完全不是這樣，我覺得小說里面人的命運是比較流離失所的，但是他們在一個有很多神神鬼鬼的世界里，一種“瞬間全宇宙”的狀態，好像在同一個時刻里，家族前前后后不同的靈魂、能量聚集，以至于不讓我覺得他們在一個孤獨的狀態里。

我很羨慕索耳的一點是，他能夠用方言串聯起來的世界，在時空上具有縱深感的，時空不只是一個在平面的、此刻的、當下的一個世界，它可以把前后至少 100 年的時間串聯成更長久的歷史的河流，這個河流當中的人都可以出現在主人公的身邊，都可以伴隨他，都可以給予他各種安慰、能量，我覺得我自己很難具備的。我用普通話可以召喚出什么呢？地鐵里面的孤魂？上到我奶奶那一代，就已經沒有辦法用普通話再溝通了，這是一種斷聯的狀態。所以我會覺得能夠跟萬物產生連接，能夠反復踏入歷史的河流，都是幸運，并且沒有那么“伶仃”，是我很羨慕的狀態。

索耳：

我的母語是黎話，屬于閩南語系，粵語后來學的，在書里用的最多的是粵語和閩南語。“同聲同氣”是一個粵語的表達，不斷南遷的人，我們叫“客人”，當地人叫“土人”，歷史上土客之間發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這些族群怎么構建出自己的邊界？他們就會覺得，講同樣方言、嘴巴捏出同樣的聲和氣的人，他們就是一個族群的。這些人下南洋之后，潮汕人有自己的族群，廣府人有自己的族群，福建人有自己的族群，他們雖然都信媽祖，但一個社群就有一個媽祖，他們不會拜其他地方的媽祖，他們會把說同樣語言的人視為是自己人。

某種程度上，我贊同巴別塔。我們剛降臨這個世界的時候，不會說任何語言，沒有任何邊界的，語言是后天的，包括很多習性、性別、身份、立場也是，這些屬性是后天賦予了你，讓你匯入某種群體。我覺得是種遺憾，這種遺憾就在于即便我們口口聲聲說同聲同氣，但越是同聲同氣的人給你的傷害最深，因為人性是復雜的，它是一種悲劇性的東西，你越去抱團，你發現自己越孤獨，越伶仃，你就越想去抱團。我在小說的故事也有關于這個命題的思考，比如我寫1950年代的水上人，政府讓他們上岸，他們要拋棄水上生活到陸地上去，改變幾百年來的習性，那他們存在的意義是什么？面對這樣的選擇時，一對母子內部就已經產生了不一樣的聲音，兒子想要安安穩穩，阿媽想要遵循傳統。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可能也比較復雜微妙，到了某一個時間點，人和人就是不同的了。

劉欣玥：

我想可能把人隔絕開的并不是語言，而是后天形成的利益觀念，或者是要依托于排他，我們才能夠獲得某種安全感跟認同的思維方式。“我們生下來，便在大地上同生同氣”，這里用的是“大地”，它并不是民族、國家任何一種人為發明的概念。索耳的這句話，包括這本書，它對動植物、海洋、山體的書寫，讓我覺得他也一直想要超越人類的視角。“同聲同氣”，又是聲音，又是呼吸，我們好像又回到了很具身性的、作為碳基生物活在地球上面的感覺。如果苔蘚沒有從水到陸地，就不會有土壤，不會有森林，不會有鳥、動物、果實、番石榴，也就不會有人，同生同氣是可以超越人，回到人和自然萬物很平等的關系中，可能這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在大地上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