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爾?卡松塔（Adriel Kasonta）

導讀：當前，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舉步維艱，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公信力下降。值此變革之際，中國發布了迄今為止最為宏大的全球治理藍圖。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發布對世界秩序的最新構想，在時機選擇上都非同尋常。

當前，戰火在多個地區蔓延，聯合國安理會日益陷入癱瘓，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依然停擺，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機構則面臨合法性危機。曾經一手締造并維系“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美國，如今深陷海外戰略過度伸展和國內政治分裂的雙重困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發布了《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國的理念、倡議與行動》白皮書（下稱“白皮書”）。這份白皮書分量很重，不應僅被視為一篇外交表態。它是迄今為止中國最系統、最全面地闡述其國際秩序理念架構的一次嘗試。

當前的問題不在于世界會否完全接受中國提出的這份藍圖，而在于被功能失調和地緣政治變局折騰得疲憊不堪的國際體系，是否已經在朝著中國所指明的方向前進。

白皮書指明全球治理倡議的五項原則：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注重行動導向。其核心邏輯是：全球治理危機并非源于《聯合國憲章》本身的缺陷，而是因為強國對憲章的選擇性執行。白皮書明確指出:“當今世界發生種種對抗和不公, 不是因為《聯合國憲章》過時了，而是其未得到有效履行。”

中國對國際秩序作出的這一“診斷”，將在廣大全球南方國家中引起共鳴。幾十年來，發展中國家一直心存不滿，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與其說是普遍適用的法律框架，不如說是大國權力政治的一種彈性工具。未經安理會授權的人道主義干預、單邊制裁、次級制裁、域外出口管制，以及對國際法的選擇性適用——樁樁件件，都讓發展中國家指責這套秩序充滿雙重標準。中國發布的白皮書恰恰精準地抓住了這些痛點。

從國際法層面看，這或許是其中最精巧的一處安排。西方國家動輒援引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但這是一個刻意保持彈性的概念，囊括了條約、制度、規范和實踐。中方則以強調《聯合國憲章》的首要地位，以及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等經典國際法原則作為回應。

這二者的區別，非同小可。

“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允許在正式條約法之外不斷演化出新規范。中國提出的方案，則主張把合法性建立在條約、主權國家的同意以及基于《聯合國憲章》的國際機構等實證國際法之上。

自由主義秩序賦予“普世價值”以優先地位，并在“保護責任”等旗號下日益接受有條件主權。而中國的方案則將主權重新確立為國際正當性的組織原則。

對于許多非洲、亞洲、拉美和中東國家來說，這并非倒退，而是擺脫其所感受到的西方訓導式管束。

中國雖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制造業國家和最大貿易國，同時也是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融資來源國，卻依然將自身定位為主權平等原則的捍衛者。

白皮書的戰略敏銳之處在于，它看到了“正當性”本身已成為一種地緣政治資源。

舊秩序的正當性來自其帶來繁榮的能力。1990年至2015年間，自由化的全球化讓數億人脫貧，同時極大地促進了貿易和資本流動。但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對舊秩序的全球共識開始瓦解。金融危機、去工業化、移民潮沖擊、新冠疫情，再到大國戰略競爭和接踵而來的動蕩，讓人們不斷喪失對現有國際機構的信心。

中國提供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愿景，即重實效，而非重意識形態。

白皮書特意強調了“行動導向”，指出中國作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第二大出資國，對維和行動籌款發揮著重要作用，并廣泛參與維和行動；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實施了遍布全球的基礎設施項目，并不斷拓展南南合作機制。中國官員提到，已有近16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對全球治理倡議表示支持，60多個國家加入了“全球治理之友小組”。

批評者或許會把這些數字斥為外交作秀。但這樣看是錯誤的。如今關于全球治理的較量，早已不再是軍事聯盟之間的博弈，而越來越集中在誰修建港口、誰為電網建設出資、誰打造數字基礎設施、誰提供發展援助、誰確定技術標準等事情上。

制度性影響力可能會隨著功能相關性的提升而產生。白皮書正是基于這一邏輯，深刻闡明了中國方案的全球性意義。

與某些危言聳聽的說法不同，中國并不打算把1945年以來的秩序推倒重來。白皮書反復強調聯合國的核心地位，主張改革而非另起爐灶。中國致力于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現有機構中，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發言權。

這是改革，不是革命。中國不是要把整座房子拆掉，而是要替發展中國家在這座房子里爭取更大空間。但話說回來，這些改革主張所蘊含的沖擊力依然不可小覷。

這種注重主權、不干涉內政的治理模式，必然對西方外交政策中的干預主義傾向構成挑戰。中國更加強調發展權，可能促使國際社會的優先事項發生轉變，從而讓發展中國家擺脫自由民主方面條條框框的束縛。擴大全球南方的代表性，還將削弱西方的議程設置權。

至于這些變化是“遲來的糾偏”還是“危險的倒退”，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觀察者的地域或者國別視角。在歐盟和歐洲國家眼里，看到的可能是“分裂”；在肯尼亞或者非洲國家眼里，看到的則是“公平”；在美國眼里，看到的可能是“戰略空間被擠占”，在印尼和東盟國家眼里，看到的則是“遲來的認可”。

或許，最大的分析誤區就是只從中美博弈的視角去解讀中國的這份方案。當前的這場國際秩序轉型，其意義遠超兩個大國之間的關系。

我們正見證一個真正多元的國際體系的緩慢成型。未來的世界秩序既不是完全自由主義，也并非徹底的后自由主義。未來的世界秩序，很可能是幾種相互競爭的規范性框架之間達成的一種協商共存，這些框架包括自由普世主義、以主權為核心的多元主義，以及務實的發展優先主義。

西方無可爭議地主導世界的時代，正在落幕。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多極化世界，或者像有些人說的“多元復合”世界，即機構相互重疊，標準彼此競爭，權威高度分散。

白皮書及時、清醒地認識到這一現實，而許多西方政策制定者至今還不愿坦率承認這個現實。白皮書所表達的核心信息，并非中國手里握著所有答案，而是西方的那套老辦法已經不能獲得全世界的普遍認同。

關于全球治理的辯論因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當下的核心議題早已不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各國能否攜手確定改革的規則。而在這一理念交鋒的博弈中，中國已經亮出了迄今為止最具分量的破局方案。

作者阿德里爾?卡松塔，是常駐倫敦的外交事務分析師、評論員。他是AK咨詢公司創始人，并曾經擔任英國歷史最悠久的保守派智庫鮑集團（Bow Group）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

（審核：李小華 張麗穎 戚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