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港，一艘帆船從被視為“美國夢”象征的自由女神像前駛過。（圖源：路透社）

文/思齊 方晨宇

編輯/漆菲

與許多建立在民族、宗教或血緣基礎上的國家不同，美國一直用“美國夢”這一共同信念來維系社會：無論出身如何，只要努力奮斗，每個人都有機會改變命運，它承諾自由、平等和機會，也塑造了美國長期以來“機會之地”的對外形象。

“美國夢”一詞誕生于大蕭條時期，由歷史學家詹姆斯·特魯斯洛·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于20世紀30年代首次提出。他將其定義為：“每個人都能夠通過努力工作，獲得更好、更富裕、更幸福的生活。”

而在此之前，美國早已被視為一片承載個人和集體抱負的土地。從早期清教徒將北美新大陸想象為一座被世界注視的“山巔之城”，到《獨立宣言》中對“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宣示，都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還耗資5億美元建了一座博物館——“米爾肯美國夢推進中心”，用于頌揚這一理念。

但隨著時間推移，很多美國人覺得自己已被時代拋下，“美國夢”也變得遙不可及。對不少人而言，自由不再是憲法文本或政治口號中的權利，越來越受到經濟壓力、社會分化和未來不確定性的限制。

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社會學家馬克·羅伯特·蘭克（Mark Robert Rank）認為，即便如此，“美國夢”也并未完全失去意義，它仍是一個強有力的象征，代表許多人眼中美國最美好的一面。“如何讓那些失去上升機會的人重新接近它，將關系到‘美國夢’的未來。”

“美國夢”變得越來越貴

作為社會學者，蘭克調查了從露宿街頭的老人到億萬富翁的企業家等數十名美國人，試圖理解今天人們如何定義“美國夢”，以及它是否比過去更難實現。

他發現，“美國夢”大體包含三層含義：其一是經濟上的基本承諾，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規則，就應獲得有保障的生活，包括住房、養育子女和安享晚年；其二是希望與樂觀，即相信個人可以進步，每一代人都應比上一代過得更好；最后則是自由。

◆2026年2月，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一片新建住宅區在施工中。該州曾是美國房價低地，如今房價上升，居民想要擁有一套住宅變得越來越難。（圖源：美聯社）

從這三重含義看，“美國夢”的確越來越難實現。尤其在物價飛漲的眼下，美國年輕人面臨嚴峻的生存現實。

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自1973年以來，美國男性全職員工工資中位數基本停滯；與此同時，低薪、兼職且缺乏福利保障的崗位越來越多，住房、醫療、托兒和高等教育成本卻在過去40年間大幅上漲。對低技能勞動者而言，例如卡車司機、郵政職員等群體，實際收入甚至出現下降。

曾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代際進步，也在失去確定性。蘭克指出，如今年青一代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其父母，這在美國歷史上富有標志性意義。過去50年間，低收入勞動者的經濟向上流動性也在放緩，意味著他們攀上機會階梯的難度更大。

個人選擇的自由感也在下降。2007年，87%的美國人表示對“選擇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感到滿意；到2024年，這一比例降至72%。這一比例在女性群體中下降得更明顯，從2007年的85%降至2024年的66%。

生活賬單壓垮了對美好未來的想象，曾可用于旅行或犒勞自己的退稅款，如今成為一些人維持生活的保底資金。

從住房到醫療，再到餐桌，美國居民日常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6年5月，住房成本同比上漲3.4%，醫療保健服務上漲3.6%，食品價格整體上漲3.1%。其中，水果和蔬菜價格同比上漲6.1%，非酒精飲料（包括咖啡等飲品）上漲5.8%，外出就餐價格上漲3.5%。

◆2026年4月29日，美國芝加哥一家超市貨架上的牛肉價格高漲。（圖源：美聯社）

此外，因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原油和天然氣價格上漲，迅速傳導至日常生活，推高了食品、機票和生活開支。能源價格飆升也直接推動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上升，反過來限制了美聯儲的降息操作，進而對股市及經濟增長產生負面效應。

與美國建國200年的時候相比，最近50年的社會結構已被重塑。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對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的分析，1970年至2024年，美國人口增加超過1.2億，總人口約3.4億；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從10%升至18%，這意味著醫療、養老、勞動力供給和社會保障體系承受了更大壓力。

此外，非西班牙裔白人占比持續下降，西班牙裔人口比例增長四倍多；外國出生人口比例從1970年的4.7%升至2024年的14.8%。總而言之，美國變得更老齡、更多元，也更依賴移民。

與此同時，美國人口和經濟重心向南部和西部遷移，這些區域的人口占比從1970年的不到一半到如今超過六成。“陽光地帶”的崛起，折射出產業、住房、氣候和政治版圖的重組。

年青一代中晚婚的變多、生娃的變少。目前，美國已婚成年人的比例為50%，低于1970年的69%。50年前，美國平均每名女性生育約3個孩子，自1990年以來，這一數字長期徘徊在2個左右。

“我熱愛我的社區，但由于嚴格的墮胎禁令和經濟不穩定，我一直猶豫要不要買房，甚至生孩子。”居住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的丹妮爾（Danielle）說，“這里不再是我認識和成長的那個國家了。‘美國夢’不過是個笑話。”

曾經象征“美國夢”的住房，如今離美國中青年一代越來越遠。擁有自己的房子，不再是人生的默認選項，而成為難以企及的目標。

美國社會學家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在《掃地出門》一書中把住房危機寫成一種結構性困境：“并非窮人不會規劃生活，而是住房成本先一步吞噬了他們的生活空間。美國多數家庭要將超過一半的收入用于住房，至少四分之一的家庭要把超過七成的收入花在房租和水電上。住房帶來的不是普通的消費壓力，而能將一個家庭長期鎖在不穩定狀態中。一旦房租稍有拖欠，一次急診、一張水電賬單、一次修車費用，都可能把一家人推向被驅逐的命運。”

◆2026年6月8日，美國伊利諾伊州惠靈，一棟待售住宅外豎著“出售”標識。（圖源：美聯社）

對Z世代（1997-2012年之間出生的人）來說，這種壓力更為直接。很多人搬家是因為留在原地不再現實。這種損害不只是經濟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大量美國年輕人不再相信自己能負擔得起理想的居住環境。

學生貸款債務是千禧一代（一般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人）買房路上的主要障礙。32歲的斯蒂芬·布歇爾-里格（Stephen Bucher-Regg）來自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對他來說，拜登政府的“儲蓄計劃”一度減輕了還款壓力，使得他能買下第一套房。他原本打算隨著結婚生子，換一套更大的“永久住宅”，這一計劃如今被迫擱置。

“我們一直在推遲換房計劃。”里格說，由于學生貸款還款額提高、公共服務貸款減免計劃前景不明、利率居高不下，加上醫保不確定性，他和妻子不敢再承擔新的財務風險。

人工智能的進步也在重塑企業對人才的估值邏輯。對背負教育成本、剛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人而言，入門級崗位的減少意味著他們尚未站上職業階梯，機會就被抽走。對于已經進入職場的人來說，當企業發現算法比雇用員工更便宜、更高效時，職業安全感隨之下降。

種種變化也在重塑美國人對“美國夢”的理解。根據一項全國性調查，僅僅增加6000多美元的債務就足以讓一個家庭瀕臨破產。因此，對越來越多美國家庭來說，“美國夢”不再是改變命運，而是守住現有生活。

美國阿奇布里奇研究所（Archbridge Institute）2025年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夢”的排序發生明顯變化。83%的受訪者將“自由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列為最重要的內容；80%的人看重“穩定的家庭生活”；72%的人希望“能夠體面退休”。相比之下，擁有豪宅、獲得高收入職業等傳統成功標志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年輕人越來越少談論“向上流動”，越來越多談論“穩定生活”。

談及對未來的信心，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被問及50年后美國的發展前景時，悲觀者（44%）遠多于樂觀者（28%）；被問及“美國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還是仍在前方”，約60%的美國成年人選擇“已經過去”。

不過，在共和黨選民，尤其MAGA支持者看來，“美國夢”依然存在，只是被全球化、移民潮和政治精英所削弱，需要通過“讓美國再次偉大”來重建。而在許多民主黨支持者眼中，“美國夢”遭遇的困境并非個人努力不足，而是財富差距擴大、社會流動下降以及制度性不平等日益固化。

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史蒂文·格林（Steven Greene）曾在課堂上以歐洲國家作比較：“對普通工薪階層而言，丹麥才是‘美國夢’落地的地方，多項指標證明當地社會階層流動性優于美國。”但他也提到美國的優勢：“比如心肺移植、前沿癌癥細胞療法，美國的醫療資源依然無可替代。”

華人移民眼中的“美國夢”

在討論“美國夢”時，華人群體常被視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觀察樣本。對許多華人而言，“美國夢”并未消失，而是從一種近乎確定的成功敘事，變成了一項需要反復權衡成本與收益的人生選擇。

美國華人張西川從小尚武，畢業于西安外國語大學英語專業。武術與英語，成為他在美國立足的兩大法寶。

1995年，他來到特拉華大學體育學院教授中國武術，包括太極、功夫、防身術和氣功。

張西川告訴《鳳凰周刊》，初到美國時，心里的“美國夢”并不復雜：努力學習、辛勤工作，掌握世界先進的信息技術，讓人生有更大的舞臺，同時把中國傳統武術傳播出去。

英語專業背景讓他較快跨過了語言關，但真正的困難并不是語言。特拉華大學周邊交通極為不便，沒車寸步難行。剛開始買不起車，他只能靠騎自行車通勤。張西川坦言，每逢節日，孤獨感尤其明顯。頭幾年，他還經歷過車禍和打官司，好在身邊有華人朋友和中國社團彼此扶持，生活不至于完全失重。

這種落差，讓他更早認識到美國社會運行的另一面。張西川說，中國人習慣親友間互相幫忙，但在美國，很多事情更強調自己解決。剛開始他沒有銀行賬戶，可有些賬單必須用支票支付。起初他會向朋友借，但次數多了，對方會提醒他：“你應該去開戶、自己處理這些事情。”

在他看來，美國社會會用一種更有邊界感的方式，迫使新移民學會獨立。“它并不是想象中遍地黃金的地方，還是要靠自己努力。”

1997年之后，張西川告別武術，投身計算機領域。這個轉身既有興趣因素，也有現實壓力，畢竟單靠武術很難養家糊口。再之后，他作為網絡工程師在美國大型企業、賓夕法尼亞州教育系統及學校相關機構工作。

2012年起，張西川轉入信息安全領域。之后一邊工作，一邊在雪城大學攻讀信息安全方向的研究生課程。到目前，他從事信息安全已有十多年，主要服務大型企業，也參與過電力部門相關系統的保護工作。

◆張西川在其工作的費城PECO辦公樓內。PECO是賓夕法尼亞州最大的電力與天然氣公用事業公司。（受訪者供圖）

可以說，張西川的職業軌跡濃縮了一代華人移民在美國重新學習、適應轉型、重新獲得認可的過程。談到對美國的身份認同，張西川說，這種感覺是在準備入籍考試、參加宣誓時變得清晰的。“成為美國公民后，在工作上確實感到便利，畢竟和政府部門合作時，如果不是公民，很多項目難以開展。”

但身份改變并不意味著情感割裂，張西川幾乎每年都會回國，也還是中國胃。新冠疫情期間，他積極奔走，曾組織將一飛機的抗疫物資寄回國內。

只不過，時隔三十多年，張西川對“美國夢”的理解不再相同。他認為，相比個人成功，更重要的是能幫助別人成功。“我希望能讓更多華人融入美國社會，也希望為下一代創造更多更好的發展機會。”

張西川并不回避在美國受到的挫折。尤其轉入網絡安全行業后，他曾花費大量時間研究如何申請政府項目，也具備能力、證書和項目經驗，甚至出版過相關書籍。但直到現在，他的公司仍未拿過大的政府項目。而如果其他族裔成立的公司做同樣的申請，多半能成功。他曾向美國小企業管理局（SBA）的負責人詢問原因，對方承認，對由華人創辦，且從事網絡安全領域的企業，美方往往采取更為謹慎的審查態度。

伴隨著中美貿易戰和中美關系的變化，華人企業在美國面臨的審視一直存在。他認為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不了解亞裔文化的人，確實容易存在偏見甚至敵意；另一方面，華人以及亞裔對美國政治、公共事務和人權議題的參與不夠積極，不像其他族裔那樣主動發聲。“這是我們的缺陷。積極參與，至少能有一席之言，完全不參與，就沒有人代表亞裔發聲。”

◆張西川在費城一場社區活動上發言。移民近30年后，他希望推動華人和亞太裔群體更積極地融入美國公共生活。（受訪者供圖）

這種認識，也是他參與組織美國獨立250周年相關活動的重要原因之一。張西川說，“紀念美國獨立250周年，是希望動員華人華僑和亞太裔社區更積極地進入美國公共生活，講出自己的美國故事。很多美國人并不了解，華人移民不是輕松致富，而是長期打工、做兩份甚至三份工、省吃儉用才換來今天的生活。我們要把這些故事講出來。”

◆張西川（右一）在費城獨立宮廣場參與組織美國獨立250周年相關活動。（受訪者供圖）

他和伙伴們還設立了亞太裔活動網站，并提供中文內容，活動對象面向華裔、印度裔、韓裔、日裔、越南裔、菲律賓裔等亞太裔群體，核心是體現多民族亞裔與美國社會的融合，這項活動也被納入美國250周年紀念體系之中。

在他看來，要提高華裔在美國的地位，首先要看得起自己，同時把華人對美國的貢獻講清楚。“今天在高科技、科研和教育領域，許多頂尖學生和人才都是華裔，這些事實需要被更多人聽見。”

為了讓華人社區擁有更集中的表達平臺，張西川在2024年成立了美國華人華僑工商總會（Chi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這是一家在賓夕法尼亞州注冊的非營利機構。

據他介紹，對于政府資助、項目機會和商業資源，很多華人企業并不知道該如何獲取。一方面是信息不對稱，另一方面是語言和寫作能力的限制。申請政府項目，不能只是會英語，還要會寫有競爭力的計劃書。總會的宗旨是幫助華人華僑企業獲取商業、教育、政府資金、合同項目、扶持金和社會發展機會，也希望在中美之間、華人社區和美國主流社會之間搭建橋梁。

對于如今的美國是否仍適合移民創業，張西川的判斷更為謹慎。他坦言，現在在美國辦理身份確實比過去難很多，尤其是近年的政策，對學生和綠卡申請都有更嚴苛的要求。但他認為，想要找到一席之地，關鍵是要找對方向。“與美國基礎設施、電力建設、網絡安全、現場網絡建設、主機維修相關的工作，不容易外包，也不容易被AI替代。護理行業也類似。選擇專業時，要考慮哪些工作需要在美國本地完成。”

共識不再，美國是誰？

曾幾何時，美國被無數移民視為充滿機會與希望的“應許之地”，如今圍繞他們的卻是不安和恐懼。槍支暴力、毒品危機、街頭犯罪、非法移民爭議以及不斷升級的政治極化，塑造出一種彌漫于全社會的安全焦慮。

這種焦慮在一次次暴力事件中被不斷放大。僅在2025年，美國至少發生了75起校園槍擊事件，造成至少31人死亡、100多人受傷。

當年12月13日，位于羅得島州的布朗大學發生大規模校園槍擊案，造成2名學生死亡、9人受傷。當時正值期末考試周，一名槍手闖入教學樓開槍，校園隨即進入封鎖狀態。事故發生后，不少學生表示，這已不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經歷校園槍擊事件。

更早的9月10日，美國知名保守派意見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猶他州一所大學演講時遭遇槍擊身亡。遇害前，他正與現場觀眾討論槍支暴力問題。

◆2025年9月11日，美國猶他州奧勒姆，猶他谷大學學生在查理·柯克遇害后的守夜活動中相擁。（圖源：美聯社）

2026年4月，華盛頓再度發生震驚全國的安全事件。在白宮記者協會年度晚宴期間，一名持槍嫌疑人試圖闖入會場，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多名政府官員緊急撤離。

連總統都成為襲擊目標時，一個問題被反復提出：美國究竟能否提供人們所期待的安全感？

對許多人而言，這種不安全感有另一個宣泄出口，那就是邊境安全問題。邊境安全和非法移民問題長期位列美國民眾最關心的議題前列。毒品走私、犯罪問題等社會安全議題，往往與移民問題聯系在一起，邊境議題逐漸演變為美國社會安全感危機的象征。

如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將“本土安全”重新置于國家安全戰略核心位置。從修建邊境墻到大規模驅逐移民，從恢復旅行禁令到強化執法行動，其試圖通過更強硬的國家力量回應公眾的焦慮情緒。

一個悖論由此出現：當“安全”成為最重要的政治目標時，美國社會卻并未因此變得更安心，反而陷入更不開放、更不自信、更缺乏安全感的惡性循環之中。

2025年夏天，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在聯邦政府的授意下，在洛杉磯展開大規模執法行動，引發持續數周的抗議和街頭沖突。隨著局勢升級，特朗普于8月宣布全國進入“犯罪緊急狀態”。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統計，2025年有超過250萬“非法移民”離開美國，其中62.2萬人被遣返，其余為自行離境。

與此同時，圍繞執法行動的爭議不斷擴大。2026年1月，聯邦執法人員在明尼阿波利斯一次行動中開槍打死美國公民蕾恩·古德（Lynn Good）。明尼蘇達州州長、民主黨人蒂姆·沃爾茲表示，這是聯邦政府“危險且煽動性的執法行動”所造成的結果。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古德的照片被貼在她遇害地點附近的燈桿上。（圖源：MPR News）

數周后，37歲的重癥監護室護士兼退伍軍人杰弗里·普雷蒂（Jeffrey Pretti）在抗議現場被聯邦特工擊斃。官方稱其持槍接近執法人員，但現場視頻顯示，他手中似乎僅拿著一部手機。連續兩起惡性事件引爆美國社會，進一步加劇對于政府權力邊界、公民權利以及公共安全的爭論。

如果說安全焦慮改變了美國人的現實生活，身份政治則在重塑美國人對于國家的理解。

1863年，亞伯拉罕·林肯提出美國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之上。也正因此，許多學者將美國視為一個“信條國家”（Creedal Nation），即一個依靠共同價值觀，而非共同血緣、種族或宗教維系的國家。但進入21世紀，這種共同身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曾經跨越種族、階層和地域差異的國家認同，被愈發碎片化的群體認同所取代。

在建國250周年這一具有象征意義的時刻，這種分裂被進一步放大：當越來越多美國人首先將自己視為不同膚色、不同信仰，抑或不同政治理念的支持者，而不是簡單的“美國人”時，關于國家的共識變得難以形成。

圍繞“美國是誰”這個問題，形成兩套無法調和的敘事。對保守派而言，美國的根基仍是1776年的《獨立宣言》、開國元勛以及自由民主的啟蒙傳統。特朗普政府主導的“America 250”系列紀念活動，也試圖通過強化愛國主義教育、國家榮譽和宗教價值觀，重新喚起主流敘事的認同。

但在另一部分美國人看來，該國歷史同樣是一部奴隸制、種族壓迫和制度性不平等的歷史。以“1619計劃”為代表的團體認為，要理解美國的起源，就必須回溯到1619年第一批非洲奴隸被運抵弗吉尼亞殖民地。美國故事不能光講述積極的一面，必須正視奴隸貿易、種族隔離和結構性不平等留下的歷史遺產。

一些歷史學者甚至將這種裂痕追溯至殖民時代。在他們看來，美國從誕生之初就存在兩條并行的線索：一條來自象征清教徒理想與民主萌芽的“五月花號”，另一條來自運送非洲奴隸抵達北美的“白獅號”。前者代表自由與自治，后者象征奴役與等級秩序。而在250年后的今天，美國仍在這兩種歷史記憶之間搖擺。

除了席卷全國上下的文化戰爭，美國社會還出現了另一條不斷擴大的斷層線——代際鴻溝。

◆6月14日，在白宮舉行的“UFC自由250”綜合格斗比賽期間，一名觀眾在國家廣場舉著一面美國國旗。（圖源：蓋蒂圖片社）

最新調查顯示，僅有39%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認為“美國人身份是自我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嬰兒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的人）中，這一比例高達65%。

年青一代甚至開始重新審視美國的建國神話。在一項針對不同世代的調查中，40%的Z世代受訪者認為，美國開國元勛更接近“反派”而非“英雄”，嬰兒潮一代中持相同觀點者僅有10%。

有評論認為，Z世代成長于“9·11”事件后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代，卻也成長于“反恐戰爭”的長期陰影之下。他們目睹家庭在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后的經濟低迷中艱難維系生計；在求學或步入職場之際，又遭遇席卷全美的新冠疫情，而這場公共衛生危機進一步暴露出美國社會結構中的深層裂痕。

對許多年輕人而言，他們經歷的并非繁榮、穩定與機遇構成的“黃金時代”，而是戰爭、金融危機、政治極化和疫情沖擊交織而成的成長環境。持續累積的失望感與不確定性，正在重塑他們對國家、制度和社會的認知。

誠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卡洛斯·羅沙達（Carlos Lozada）所說：“美國之所以成為機會之地、移民國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并不是因為我們宣稱自己如此，而是因為我們持續不斷地努力成為這樣的國家。”

（實習生朱若晚、劉浩對本文亦有貢獻）

排版 /李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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