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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筆記俠(Notesman)。
責編| 賈寧排版| 沐言
第 9713篇深度好文 :3069| 15分鐘閱讀
思維方式
筆記君說:
今年1月,劍橋詞典悄悄收錄了一個新詞:FOBO(Fear of Becoming Obsolete,害怕自己變得過時)。
我們可以看看站在AI海嘯最前排的三個人——黃仁勛、馬斯克、山姆·奧爾特曼。
他們面對的不確定性比任何創業者都大,沒有一件事是可預測的。
他們沒有被FOBO吞掉,因為他們各有一套不同的“心力解法”。
今天這篇文章,會把他們三個人的解法拆透,然后給你3件立刻就能做的事。
一、黃仁勛:
痛苦是一種資產
黃仁勛在英偉達內部開會時,經常說一句話:“I use the phrase ‘pain and suffering' with great glee。”( 我滿懷喜悅地使用“痛苦和磨難”這兩個詞。 )
這句話的背后,不簡單。
2024年,他在斯坦福做了一次演講。臺下坐的是全世界最聰明的年輕人。
黃仁勛對他們說: “偉大來自品格。而品格不是聰明人天生的,是苦過的人磨出來的。我希望你們經歷足夠多的痛苦和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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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句話,得回到1996年。
那一年,英偉達差點死掉。芯片架構押錯方向,公司賬面的錢只夠支撐6個月。
黃仁勛砍掉全部產品線,從零開始做一種完全不同的GPU架構。
這次瀕死體驗,教會他一件事: 預期越低,生存力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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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心理學家卡羅爾·德韋克做過一系列類似的研究:當你給一個人植入高預期,他遇到困難時的第一反應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處理落差感:“我不是應該做得很好嗎?出了什么問題?”
黃仁勛不期待事情會順利,所以當困難出現時,不需要花時間消化“為什么 會這樣”,直接進入怎么應對的環節。
CUDA這個通用計算架構從2006年發布,到真正被市場認可,整整用了快十年。
華爾街反復追問黃仁勛“你們為什么把錢燒在這個沒人要的東西上?”黃仁勛回答:“我們深信人們只是還沒理解我們造的東西。”
他接受CUDA虧錢,不假裝明年就能賺錢;他堅信通用計算的未來會來,不因為短期虧損動搖。
10年后深度學習爆發,CUDA成了整個AI產業的基石。
說到“堅持”這件事,大多數人的理解是咬牙撐住,但黃仁勛的理解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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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做法是:堆積正反饋,讓每一次投入變成下一次的本錢,正反饋攢夠了,后面就從靠人撐著,變成靠勢能推著走。每一步的正反饋會喂給下一步,雪球就越滾越大。
二、馬斯克:
把焦慮拆到原子層
2008年,SpaceX的第三枚火箭炸了。
前兩次也炸了,三連敗。
公司賬上只夠再來一次,特斯拉在另一邊燒錢也快死了,馬斯克后來說那段時間就像“同時被幾把刀捅著”。
大多數人記住的是結局:第四次發射成功了,SpaceX活了。
但真正值得研究的,是第三次失敗和第四次發射之間,他的腦子里發生了什么。
一個正常人在那個處境下的心理過程大概是這樣的:三次失敗了,也許我的方向就是錯的,也許私人航天這件事就不可行。我是不是該止損了?我把所有錢都押上了如果再失敗就全完了!
于是,焦慮螺旋開始旋轉。
馬斯克想的是:第三次又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新發動機關機后仍有殘余推力,導致一二級在分離后重新碰撞。這個問題在物理上可解,只需延長分離等待時間,讓殘余推力耗盡。第四次發射要調整這個參數,接著干!
區別在哪里?
多數人理解的第一性原理是一種思維工具: 把問題拆到最基本的物理事實,然后從頭推導。但它還有一層很少被人談到的功能,它是焦慮的溶解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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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的本質是面對不確定性時的失控感。你不知道會發生什么,無法預測結果,覺得一切都在失控。
如果你把一個問題拆到物理層面,失控感會大幅降低。
當你的思考從“這件事能不能成”切換到“這件事在物理上有沒有阻礙”,焦慮就找不到著力點了。你可能還是會失敗,但你知道自己為什么失敗了,你知道下一次該怎么調整。
請關掉噪音,回到你業務的物理層面,思考幾個問題:
你的客戶到底在為什么付錢?
你的成本結構里,哪三個環節吃掉了最多的毛利?
這三個環節里哪些不確定的要素可以更加確定性,或者如何規避?
具體拆解后,焦慮就降低了。
三、山姆·奧爾特曼:
承認“我不知道”
OpenAI創始人山姆·奧爾特曼的桌上貼著一句話:No one knows what happens next( 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
為什么是這句話?
2026年5月,奧爾特曼在悉尼的一次公開活動上講了他的邏輯: “AI的進步速度遠超企業和社會的適應速度,這個階段領導者最該做的事就是別裝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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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爾特曼,當然也有短板。
2026年4月,他發了一篇博客,回應《紐約客》對他的長篇調查報道。那篇報道挖出了OpenAI內部多年的緊張關系,安全團隊的不滿、高管的離職、秘密備忘錄。
他在博客里承認了一件事: “我對沖突的回避,給我個人和OpenAI帶來了巨大痛苦。”
其實,奧爾特曼不擅長面對面地處理分歧。他能在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運籌帷幄,被董事會解雇后72小時內逆轉局面,堪稱頂級操作。
但在內部,當安全團隊和產品團隊意見相左時,他傾向于“先擱著”“以后再說”。問題就這樣被擱著,直到某一天,以董事會政變的形式全面爆發。
這在心理學上叫沖突債務,性質跟技術債務一樣,利滾利,到期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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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不確定性需要勇氣,面對沖突需要更大的勇氣。
四、心力也有折舊率,
如何應對FOMO?
心力韌性不是無限資源。
心力更像體力,你可以訓練它,讓它變強,但它有一個硬約束:必須有恢復期。
沒有恢復期的韌性叫透支,透支的后果是決策變形、判斷失真、情緒失控。
我們可以從黃仁勛、馬斯克、山姆·奧爾特曼三個人身上各提一件馬上就能做的事。
1.把“找方向”的時間砍掉一半,用來快速迭代
這是黃仁勛和大多數人不一樣的地方。
別人覺得得先想清楚再動手,他覺得動手就是想清楚的方式,每一步踩在前一步肩膀上,上一輪攢的正反饋就是下一輪的起跑線。
在英偉達,CUDA生態20年攢下的安裝基數是正反饋,推理成本每年砍10倍是正反饋,1吉瓦工廠里每瓦Token產量全球最高也是正反饋。
這些東西,是正反饋攢到臨界點自己長出來的。所以黃仁勛33年每天工作16小時,靠的不是咬牙撐,是攢正反饋、快迭代。
正反饋攢夠了,勢能就會推著你走,不需要硬扛。
2.把你最大的焦慮拆解成細節
焦慮之所以吞掉心力,因為它是模糊的。你覺得天要塌,但說不出哪塊天先塌,這個感覺最讓人難受。
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用在這兒剛剛好,別對著“完蛋了”三個字發呆,要把它拆到最底。
營收不夠,是哪條線不夠?
客戶在流失,是哪類客戶?
產品沒競爭力,是哪個功能?
拆到不能再拆,你會發現真正讓你慌的往往就一兩件事,剩下九成是腦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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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焦慮是黑洞,拆解過的焦慮是待辦清單。
3.用“我的判斷是”替換“我們的方向是”
每過段時間就回顧一次,如果有更好的路徑,馬上調整。
“我們的方向是”這句話說出來,你會被自己綁住。換成“我的判斷是”,調頭就順理成章,因為判斷可以改,方向不能拐。
長征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最初的方向是去湘西跟賀龍會合,結果湘江一戰紅軍折損大半,如果還硬走就會全軍覆沒。
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基于戰場形勢不斷做判斷: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每一步都在根據實際情況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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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FOBO不會消失。
黃仁勛的應對方式是降低預期、擁抱痛苦;馬斯克的方式是拆解問題、消除模糊;山姆·奧爾特曼的方式 是承認無知、保留彈性。
你面對不確定性時的“心力操作系統”,如果不升級,再多的工具都是負擔。
心力操作系統的升級,包括拓寬邊界,需要你走到那些正在定義AI時代的人和公司面前,走到時代前沿,去親眼看一次這個世界的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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