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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元之光”城市陽臺觀景臺遠眺渝中半島 李秀玲 攝
發令槍響,與百年的回望
文/鄭維山
我是先聽見槍聲,才看見時間的。
今日站在川益小學門口,抬頭看那兩個字,竟有些陌生。女兒在此出入六年,從七歲到十三歲,從羊角辮的一年級生,到齊我肩頭的少女。接她上學,送她放學,替她背書包、系紅領巾,無數次從這道門經過,從未認真看過門楣上的校名。川益,川益——念在嘴里,像一句沒說完的話。
校長董宏燕今日迎接了我們,參觀川益小學,經過銅元之光、芭蕉灣舊址、風臨洲社區,一路走下來,我方知女兒奔跑了六年的操場底下,壓著整整一個世紀。
校史館在二樓轉角。推開門,樟木箱底的氣息涌上來。1924年,這里叫“覺民小學”。墻上掛著黑白照片:穿長衫的先生端坐正中,二十幾個穿粗布褂子的孩子分立兩側,多半赤足。校址寫著:銅元局老君廟街1號。旁邊是鑄銅元的廠房,日夜轟隆。后來學校改名兵工署子弟小學,再改川益小學,八易其名,十任校長,從老街遷至融僑半島。百年間,它像一棵被移栽多次的老樹,根須從未離開這片泥土。
我望著照片里蹲在泥地上寫字的孩子,忽然聽見一聲槍響。
2019年秋天,女兒讀一年級,豁著一顆門牙。學校組織學生體質健康標準達標檢測,50米跑,征集家長志愿者做裁判。消息從家長群彈出時,我正端著飯碗,筷子一擱便點了報名。發令員,竟搶上了。那是她六年小學里,我唯一一次進校做志愿者。此后,但凡老師說需要人手,家長群里三秒滿員,我戳破屏幕也點不進去。
達標檢測那日,暖陽照頂,風大。四條跑道,女兒在第三道。我接過一把漆成紅色的發令槍,第一次握,掌心發燙。女兒兩條羊角辮,末梢系紅蝴蝶結,穿一件亮黃色運動衫。她彎腰壓腳踝,碎發被風撩到臉上,用手背別到耳后——那個動作后來我見過一千遍,那天是第一回。七歲的小人兒站在起跑線后三米處,忽然讓我覺得,她不再是騎在我肩上去動物園的那個女孩了。
擴音器遞了過來。
“各就各位——”
四個小身影蹲下,雙手撐地。女兒的肩胛骨在薄衫下凸起,蝶翅一般。白球鞋是她媽媽頭天夜里用牙膏刷凈的,鞋帶系了雙結。
“預備——”
女兒低下腦袋,后頸上一片淺褐色曬痕,像一枚月牙。她的小腿在抖。我忽然想起她三歲學騎車,我在后面扶著車座,彎著腰跑,手心全是汗,不敢松手。此刻,四年過去,我站在她身后三米處,握一把發令槍——做父親的,終要從扶車座學會舉發令槍。
食指扣下扳機。白煙從槍口逸出,風扯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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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小身影彈出去。我的目光追著那一點亮黃。女兒蹬出第一步時身子還晃,步子碎而密。不到十米,左邊那根羊角辮松了,蝴蝶結滑到耳根,一甩一甩拍她的腮幫。
二十米。小臉從脖頸開始漲紅。下唇咬住豁著門牙缺口處,舌尖在里頭動。鼻尖沁一粒汗。
三十米。第二道的女孩追上來,與她齊平。女兒的步子忽然放大,兩條短腿倒騰起來。松了的辮子起起落落,蝴蝶結在風里掙扎。她盯著前方的白線,豁牙縫里漏出喘息。
四十米。她拉開一個身位。最后十米,步子忽然輕了。
撞線。第一個。
慣性推她出去好幾步,趔趄著,站穩,彎腰,雙手撐膝。散開的羊角辮垂到前面,黑發披了一肩。后頸上的汗水淌下來,陽光下亮晶晶的。
看臺上響起掌聲。體育老師掐了秒表,低頭寫記錄。我放下舉槍的手臂,槍柄上留著掌心的溫度。老師記下的數字,后來我知道是第一,是“優”。但那不是我的成績。我的成績是——她沖到四十米時繃緊的嘴角,撞線時豁牙閃下的光,站定后回過頭,隔著半個操場,沖我比的“V”。
那天下午,學校發給我一張獎狀——“優秀家長裁判”。回家收進抽屜,和女兒的“優秀”成績單放在一處。
從校史館出來,沿石階上行至“銅元之光”城市陽臺。站在玻璃地臺上往下望,蘇家壩立交橋在七十多米高空盤了兩圈,將銅元局上半城與下半城縫合。董校長說,腳下這片土地百年前叫蘇家壩。1905年,四川總督錫良撥白銀二百萬兩,在此建廠鑄造銅元,“銅元局”三個字落在了這方水土上。
后來,銅元利薄,改作兵工廠。再后來戰火燒到江邊,工人晝夜趕制槍彈。解放后,它成了長江電工廠,點亮了重慶城第一盞電燈。老銅元局人說,這塊地皮有靈性,每逢國運要緊處,它總站在前頭。
轉到芭蕉灣舊廠址,廠房大多拆了,剩幾面剝落的山墻,墻根漫著青苔。董校長指著門前說,那兒原是家屬區,半個廠的子弟都在川益念書。
我撫過校門圍墻。腳下每一寸泥土,都疊著許多人的日子。鑄銅元的工人踩過,趕制槍彈的工人踩過,點亮電燈的工人踩過。然后是他們的孩子蹲在覺民小學泥地上寫字的穿粗布褂子的孩子踩過。再然后是穿運動衫的女兒踩過。六年前她在跑道上奔跑,鞋底叩擊塑膠的聲音底下,埋著這一百年的回響。
從社區出來,日色已斜。我又走回川益小學門口。門衛大爺抬頭,認出是我,笑了笑:你怎么又回來了?我說,再看看。
門口那棵黃葛樹,比六年前粗了一圈。六年前我蹲在樹根旁撿過女兒掉落的發圈,那時她剛換第一顆牙。如今樹皮裂紋深了。屋頂上“納百川,益身心”六個字沒變,斜陽里鍍一層暖金。
我站在樹下想,百年是什么?
百年,是1924年黃昏,覺民小學那位先生吹熄煤油燈,鎖好木門,走進銅元局的夜霧。百年是抗戰年間,兵工廠的工人揉著熬紅的眼,走到校門口等孩子放學。百年是一年前的秋天,女兒畢業那天,我最后一次在校門口等她,她背著書包跑向我,校服短了一截。
而六年是什么?六年就是那個扎著羊角辮、豁著門牙的女兒,在一聲槍響后,搖搖晃晃跑完50米,跑了第一,拿了“優”。然后她沒有停下,跑進中學,跑過我的肩膀,還正跑得越來越遠。辮子散了,牙長齊了,只有那十秒鐘留在2019年的風里,像春天的蠶,一口,一口,把我做父親的歲月啃出輪廓。
那一槍早就響了。槍聲散進風里。可好在槍響之前,我是站在起跑線旁的父親;槍響之后,我依然是那個站在起跑線旁的父親。她從我這一聲槍響里跑出去,是第一名,是“優”,是她自己。
川益小學百年了。銅元局也已百年了。我攥著一張卷了角的“優秀家長裁判”站在這里,不過是這百年光陰里一眨眼的工夫。但好在那一眨眼里,有一位豁牙小姑娘,我曾親手為她扳響了起跑的那一槍。
我目送她跑出去。兩條小辮一高一低,像一片掙脫樹梢的春葉,晃晃悠悠,飛進漫天陽光里。
飛進下一個百年。
作者簡介:鄭維山,兩江新區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南岸區作家協會副主席。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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