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當地時間，2026年7月4日，是美國立國250周年。

1776年是一個特殊年份，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瓦特成功改良蒸汽機，北美發表《獨立宣言》。美國人將《獨立宣言》發表之日，確立為美國的立國日。

在立國169年后，這個“年輕”的國家取代英國，成為全球第一超級大國。美國是二戰后全球經濟與政治秩序的主導者，至今仍在經濟、軍事、科技、金融、貨幣、高等教育和國家治理方面保持領先優勢，同時還在當下這場AI革命中扮演發起者和引領者角色。

不過，美國正在面臨社會撕裂、政治分裂、債務困境、貧富分化、治理倒退、歐洲盟友衰落與國際秩序崩壞等諸多挑戰，以及來自中國的非對稱沖擊。在立國250年之際，美國需要處理三大難題：美利堅民族國家與全球化之間的關系、美利堅社會民情與意識危機之間的關系、美利堅憲政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系。

本文探索三個問題：美國從何而來、因何而起、通往何處。

本文邏輯

一、精英立國與都鐸制度

二、社會繁榮與國家能力

三、國際秩序與美國未來

【正文6500字，閱讀時間15'，感謝分享】

精英立國與都鐸制度

美國的立國是獨一無二的。

美國，由凈土立國、戰爭立國、精英立國，三合一。

凈土立國，并非指北美無原住民，而是從國家統治的歷史角度來看，歐洲、亞洲國家普遍由傳統王權國家轉向現代民族國家，而美國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是沒有經歷過本土的王權專制，沒有專制統治的歷史負擔。美國人對王權專制不如法國人般極端憎恨，對民主與自由也不如法國人般盲目崇拜，對二者保留了更多謹慎與理性。

托克維爾（1840）當年來到美國，感受到這里的民情與歐洲迥異，他們天生是平等的、自治的和獨立自主的。托克維爾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為何美國人不像法國人那樣熱烈追逐政治方面的一般觀念”。托克維爾的觀點是，美國沒有經歷過民主革命，擁有良好的自治傳統，一開始就是自己管理公共事務。

戰爭創造國家（Charles Tilly，1975），戰爭立國頗為常見，但美國的特殊之處在于，北美獨立戰爭，不是對他國的戰爭，也不是內部的戰爭，而是一場與宗主國的戰爭。

北美的宗主國是英國，是當時世界上統治最開明的大國。亞當·斯密（1776）在寫《國富論》的時候就批評英國統治者在北美每年耗資數百萬英鎊，主張與之發展自由貿易。1775年，即《獨立宣言》發表前一年，富蘭克林在倫敦和斯密見過面，還看過《國富論》部分手稿。

與宗主國的這場戰爭，也是慘烈的，但是沒有留下太大的歷史負擔。歷史上，通過對他國的血戰贏得國家獨立，國民容易困囿于狹隘民族主義之中。通過對內部的惡戰贏得國家統一，國家權力往往也一同被俘獲。而美國是幸運的，不僅贏得了戰爭，還繼承了宗主國的制度“基因”。

美洲，不乏凈土立國、戰爭立國，而美國最珍貴的是精英立國。每個國家的開國者、每個朝代的開創者都是精英，但是美國的特殊之處在于精英密度極高，當時美國涌現了一群擁有英國現代文明思想的精英，如華盛頓、麥迪遜、杰斐遜、富蘭克林、漢密爾頓等等。

這是美國與拉美國家、亞洲國家立國的重要區別。歷史上，在傳統國家崩潰之際，民眾尚未充分覺醒，精英集團乘機擊潰王權，進而俘獲國家權力，導致民族憲政國家建構失敗或殘缺。這種歷史悲劇并不鮮見。

但是，美國的立國者沒有這一選項。關于是否要建立一個合眾國、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立國者們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充分討論，這些文章后來出版成《聯邦黨人文集》。關于要設計一部怎么樣的憲法，立國者們與各州代表在費城進行了充分辯論。1787年，55名代表參會，最終39人簽字，確立了世界上第一部現代主權國家的成文憲法。費城制憲會議的會議記錄后來出版成《辯論》。

凈土立國、戰爭立國、精英立國，締造了美國的特殊性，即從立國開始便建立了現代文明秩序的基石——憲政國家。雖然當時美國憲法并不完善，但其憲政思想是明確的堅定的，而且是一以貫之的，不需要像許多傳統國家那樣歷經艱難的啟蒙運動與民主革命來勉強觸碰到。其靈魂，就是《獨立宣言》的正文第一句話：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譯為：

“吾人認為此理不證自明：人皆受造而平等，造物者賦以若干不可移之權，即生命、自由、與求幸福之權利。”

這就是美國精神，它遵循上帝法和自然法，以及約翰·洛克的思想，美國憲法以此為準則來構建。憲法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標配，翻看美國憲法似乎與他國憲法并無二致。關鍵差異在于，美國憲法約束政府的公共權力，保護國民的個人權利，而有些則不然。

以上帝之手建立一套集體行動之基本法，這是人類集體行動之最大障礙，也是現代國家最大的難題。但在北美這塊土地上，這55名代表制憲代表借上帝之手，完成了這一創舉，我更愿意用歷史的偶然事件來理解。

美國人從立國立憲開始就建立了一個統一的敘事，在之后150年逐漸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國家秩序：憲政國家、共和體制、聯邦自治、民主政治、自由市場、公民社會。

如何評價美國的國家制度？

共和、憲政、三權分立和聯邦自治是偉大創舉，是美國繁榮與文明的基石。這似乎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如果問：美國制度存在哪些缺陷？我想，這是關注美國前途的人更該關心的問題。

福山（2011）使用法治、責任制政府、國家建構三角平衡來評價國家制度。在他看來，英國是最理想的，美國是失衡的。福山（2014）認為，美國法治有余，法治高于政府；問責過度，削弱政府，對政府不信任；國家建構發育不良，行政分裂、被司法篡奪，導致政治依附、政治衰敗。為何？

在福山及其老師亨廷頓看來，美國的制度是古老的、都鐸式的。亨廷頓（1968）在其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二章中專門比較了美國與歐洲的制度，分析美國的政治具有都鐸特性，“美國是新社會，但是個舊國家”。

所謂都鐸特性，就是普通法至上與地方高度自治。“17世紀定居北美的英國人帶來都鐸或中世紀后期的政治實踐……最終被寫入美國憲法”。英國后來還做了一系列改革，制度更加現代，而美國顯得更加古老。

在立國之際，不少人對是否需要建立一個統一國家、統一軍隊還存疑，杰斐遜派強烈反對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漢密爾頓、約翰·杰伊則苦苦相勸。立國之初，聯邦政府背負著獨立戰爭留下的所有債務，而征稅權卻有限。后來，多虧西進運動，靠出售土地、搞土地財政，聯邦政府得以翻身。南北戰爭之后，美國聯邦政府才逐漸補齊短板，建立較強的國家組織能力。但是，都鐸特性的古老制度，導致美國聯邦政府長期陷入掙扎，參考當下的特朗普。

這個觀點或許多數人相左，且容易引起誤解，也常被人濫用。

既然如此，美國因何而強大？

社會繁榮與國家能力

美國經濟崛起于南北戰爭結束后的1865年，一直延續到20世紀20年代（1929年）。其中，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國。二戰后，美國再接再厲，取代英國開始領導世界，成為全球超級大國。

什么締造了美國？是人，還是制度？

很多人說，移民者締造了美國，“美國夢”締造了美國。那么，移民者為何選擇美國？

亨廷頓（1968）在其書中寫道：“美國政體沒有參考價值，這并沒有什么可以大驚小怪的。在歷史上，外國人總是發現美國社會比美國政體更有吸引力。”

答案正是美國社會。

其實，古老的都鐸式制度根植于北美大陸，法治有余、問責過度、高度自治削弱了國家建構能力的同時締造了平等、自由、寬松、包容、繁榮與具有吸引力的社會。

托克維爾（1840）觀察美國民情時提出疑問，“為何美國人比其先祖英國人更喜好一般觀念？”托克維爾所講的一般觀念主要指的是平等觀念，美國人平等觀念根植于靈魂——與托克維爾所經歷的從貴族切換到民主時代的歐洲不同。他們每個人是相互獨立的、平等的，他們視野開闊、雄心勃勃、渴望成功，在歐洲人看來，他們過于務實與活躍。

奧爾森的分利聯盟（既得利益集團）理論也能夠解釋。奧爾森（1965、1982）認為，戰爭對德國、日本原有分利聯盟的破壞，是這些國家戰后經濟奇跡的主要原因。在北美大陸上，尤其是南北戰爭之后的美國，以大型農場主為核心的分利聯盟被摧毀，平等的生產力席卷狂野的西部。這對當時渴望擺脫身份約束的歐洲人、苦難的亞洲人，極具吸引力。

今日，一般觀念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平等不再是美國的獨有特征，美國社會的吸引力何在？寬松、包容？多元、自由？我認為是競爭性。

美國社會的競爭性源自亨廷頓、福山所批評的都鐸式制度。美國政治高度自治，總統權力難下州，相比歐洲，聯邦政府的管制要少得多。同時，美國各州之間競爭充分。西弗吉尼亞、猶他州保守，你不喜歡，但可以去加州。反過來說，你無法忍受紐約的進步主義，希望捍衛美國的傳統秩序，可以選擇去紅州。

美國這種社會吸引了全球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以及宗教信仰的人加盟，始終保持著人口增長、經濟活力與不竭的創造力。今日美國的技術與商業領袖，馬斯克來自南非，黃仁勛來自中國臺灣，硅谷大廠不少工程師和高管來自中國和印度。不是北美人締造了美國，而是世界移民者締造了這個國家。

社會繁榮，而非國家能力，造就經濟繁榮。

美國經濟崛起的歸因，與東亞國家迥異。東亞之日韓中都是傳統國家、轉型經濟體，缺乏移民支持、多元文化，其經濟崛起，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強勢政府主導。政府控制、集中、引導社會資源投資出口制造業，相當程度上是犧牲社會繁榮與消費福利，東亞國家的消費占比都偏低。很多人將東亞經濟崛起歸因于強勢政府、有為政府，這是一個容易引起誤導的結論。東亞經濟崛起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原因是出色的國家能力——這與美國截然相反。國家能力，包含專業高效的行政能力，但超越政府的范疇。

美國的社會繁榮造就經濟繁榮，能夠解釋1865-1928年期間的經濟崛起。期間，美國經歷了著名的鍍金時代。“鍍金時代”一詞出自馬克·吐溫的小說《The Gilded Age》。“Gilded”不是真金，是鍍金，馬克·吐溫借此諷刺經濟狂飆下的政府腐敗、政治分肥、貧富撕裂。

在鍍金時代，共和黨主導白宮長達40多年，卡內基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與共和黨利益高度綁定。以至于，很多人將共和黨貼上“資本家政黨”的標簽。時至今日，共和黨的主要票倉依然是傳統工業、石油、商業銀行。

其實，當時兩黨都與商人勾結，政治均腐敗不堪。到了19世紀末，美國出現了大量依附于政治的分利聯盟，包括各種游說集團、軍工復合體、工會、農會勢力，破壞了原有的平等競爭社會。

福山（2014）將美國19世紀后期的政治庇護主義、依附政治歸因于其都鐸式制度。他認為，國家建構發育不良，成為政治庇護主義的溫床，利益集團通過捐款和游說有效買通政客。福山判斷，從杰克遜時代開始，美國締造者的世襲精英政治分贓體制轉變成為大眾庇佑制。

歷史上，不少國家的經濟興起終結于庇護主義和分利聯盟，不過美國展現了其制度的彈性。美國人試用其擅長的法治加以修正，1883年彭德爾頓法確立考試選拔文官的制度。律師出身的克利夫蘭總統（1885–1889、1893–1897）強推文官制度改革，擴大民主選舉范圍。1901年麥金萊總統遇刺是一個關鍵轉折點。接任者老羅斯福大力實施反壟斷，暴力打擊摩根等財團。以至于，美國才得以重生。

問題是，如果美國是都鐸式制度，國家建構能力先天不足，何以在二戰后領導全世界？

其實，美國的國家建構能力在歷史上不斷地改善。這一能力的改進，早期歸功于第一財長漢密爾頓、贏得南北戰爭的林肯，以及關鍵時期扭轉局勢的克利夫蘭和老羅斯福，再就是二戰期間力挽狂瀾的小羅斯福。

從老羅斯福時期開始，美國政府已從小政府、放任主義轉向大政府、干預主義。美聯儲也在馬里納·埃克爾斯領導下從清算主義轉向凱恩斯主義。

領導盟軍打贏二戰的美國政府，已具備很強的國家建構能力。但是，受制于內部都鐸式制度約束，美國政府的國家建構能力更多體現在外部的國際秩序建設上。二戰后，美國領導世界構建了雅爾塔體系（國際政治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貿易、貨幣與金融體系）以及后來的北約軍事聯盟，為全球提供?公共用品。這一國際秩序，所主張與捍衛的民族自決、國際協商、自由貿易，優于大英帝國時代。

如果說國家建構能力能夠解釋東亞經濟崛起，那么美國對國際秩序的建構能夠解釋其二戰后到2007年的經濟景氣，及其在全球經濟、金融與科技的領導力。

如果美國是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受益者，那么特朗普為何要破壞這一秩序？

國際秩序與美國未來

今日的美國所遭遇的挑戰，諸如社會撕裂、政治分裂、貧富分化、債務困境、治理倒退等，歷史上是否遇到過？

有的，甚至還有更嚴重的，如二戰時期美國在東線（日本）和西線（德國）同時作戰，19世紀末社會撕裂更嚴重，大蕭條時期經濟更兇險。但是，在立國250年之際，美國正面臨昔日未曾遇到過的挑戰，主要有三：美利堅民族國家與全球化之間的關系、美利堅社會民情與意識危機之間的關系、美利堅憲政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系。

美國從立國開始就是一個“全球化國家”，最接近市場契約型國家。二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美國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者和受益者，但如今美國深陷經濟全球化泥潭。為何？

經濟全球化與國家主權是一組矛盾，經濟全球化可以增強民眾收入和消費福利，但會吞噬國家主權，摧毀國家建構能力。當國際關系從全球化回調到國家競爭，歐美國家的國家建構能力、經濟力量被深度全球化削弱，便感到坐立不安。

作為全球秩序的維護者，美國面臨最大的麻煩是全球公共用品費用不堪重負。

金德爾伯格（1973）認為，霸權國（慎用“霸權”）和新興國不愿意承擔國際公共用品導致國際動蕩。羅伯特·吉爾平（1981）提出霸權必衰論，霸權國表面風光無限，實則吃暗虧。美國承擔國際公共用品的大部分費用（如軍費），他國（歐洲、亞洲）“搭便車”分攤其中收益。另外，由于信息具有外溢性，新興國可以通過復制、模仿、學習、創新追趕霸權國。所以，鐵打的地球，流水的霸權；誰當誰倒霉，這是霸權國宿命。

美利堅社會民情還面臨意識危機。何為意識危機？三觀模糊，是非不分，價值迷失，泛化自由，盲目平等，認知低幼化，行為搭便車，奮斗精神消亡。表現為過分要求社會保障，縱容非法移民和犯罪，同情恐怖主義，支持危及國家安全組織等。

美國聯邦政府認為歐洲的核心問題在于精神危機。同樣的危機，也出現在部分美國人身上。如上述當年托克維爾到訪美國時，看到美國社會民情充滿向上的力量。但是，蘇聯解體后，美國人在長期和平繁榮富庶的環境中逐漸失去警惕之心與競爭意識。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淪為尼采所說的“末人”。福山（1989、1992）在提出“歷史的終結”時，也借尼采的預言提出了“最后的人”的警告。這是價值存在危機，也是意識墮落危機。

美國，生于移民，成于移民，困于移民——這也是全球化的問題之一。人改變制度，還是制度改變人？

過去200多年里，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出色之處在于，不僅能夠吸納不同的移民者，還能讓一代又一代移民者遵守、完善美國的制度。制度是國家繁榮的必要條件，并非充分條件。同樣的制度，對另外一波人未必有效。如今，由于精神危機、意識墮落，加上近些年數千萬非法移民涌入，相當部分人試圖改變美國的制度傳統。

在歐洲衰落之際，美國需要考慮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系。這是前所未有的。過去，美國與蘇聯是兩個獨立的體系，本質上是兩個體系之間的競爭，美國堅持到了最后。如今的中國不是蘇聯，其體制極為特殊。對美國來說，中國是非對稱的沖擊。盡管中國的人均收入與美國相差較大，但考慮到中國特殊的體制，不論是現實的狀態，還是在假設特定條件下，中國都是美國最重要的挑戰者、競爭者，同時也是無法剝離、忽視的合作者。

中國與歐洲、美國的經濟模式完全不同。美國希望經濟、社會、產業、消費、生活全面發展，墮落的歐洲以生活、環境、福利、均等為先，不惜削弱經濟與科技，中國則是畢其功于一役，集中資源投資產能——全面廉價高效的產能。中國與歐洲是兩個極端，當我們在討論歐洲問題時很容易被曲解為中國的正確性。

預計，未來三十年，那些無法借助AI與中國拉開技術代差的國家，如歐洲，其產業都將被中國產能全面擊潰。即便是無人工廠時代，中國產能對全球仍構成全面壓制。而產業被擊潰之后，其國家制度、政治結構、社會民情也將全面倒退。這將是21世紀最大的國際危機。

擔憂美國的未來，實則擔憂自身的未來。在美國立國250年之際，我們討論美國的未來，50年后美國還好嗎？從制度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可以轉化為：你對美國的制度，還有信心嗎？這個問題分歧不小，而更大的分歧是，特朗普上臺/再度上臺，說明美國制度起到修正作用，還是美國制度發生倒退？

當今，人們在討論國際秩序崩壞時，首先歸因于美國的衰落。實際上，主要問題在歐洲。2008年之前，歐洲的經濟體量與美國相當，如今只有美國的60%。歐洲的衰落導致美國獨木難支，導致大西洋經濟中心轉移到太平洋，國際權力發生根本性變化。美國無力單獨修正當前國際貿易中的失衡問題，如無形關稅居高不下、勞動力無法自由流通等，難以捍衛國際貿易的公正性，甚至采取相反的做法。

特朗普試圖重構美國的國家建構能力，重振國內制造業和高科技。但是，今年，特朗普的對等關稅等一系列政策被聯邦最高法院推翻。美國當前的問題，正是福山所說的都鐸式缺陷，法治有余、問責過度、高度自治與對大政府的警惕捆住了聯邦政府的手腳，包括對伊朗的戰爭。實際上，特朗普所做的正是福山所主張的，但有意思的是，福山極其討厭、堅決反對特朗普。我對特朗普時期的美國政治感到悲觀，對經濟感到樂觀。

未來，歐洲衰落，東亞崛起，全球經濟中心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美國-東亞）。美國憑借AI、半導體、航空航天和金融優勢依然能夠保持全球領先地位。世界將進入G2時代，基于國家理性與政治承認（福山，1989、2018），美國將與中國保持競合關系，二者重新協商并修訂國際秩序，分擔全球公共用品費用與責任。

下一個250年，你們將在火星上建立怎么樣的秩序？

（全球資產配置咨詢，請加微信：zbs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