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講阿嬤、僑批和下南洋的潮汕方言片，竟把美國《華盛頓郵報》、新加坡《聯合早報》、馬來西亞《東方日報》都卷了進來，引發它們接連發聲。

這部影片中，中國觀眾為情義落淚，馬來西亞華人想起祖輩，這些都是影片為觀眾帶來的正向反應。然而影片到新加坡開播后，幺蛾子就出來了，新加坡部分媒體居然為之連續破防，甚至從中解讀出“統戰”這個頗帶意識形態的詞匯。緊接著，一貫擅長于煽風點火的美國媒體也坐不住了，拼命渲染所謂的“中國借影片拉攏海外華人”。

整部電影里沒有航母、沒有芯片、也沒有臺海危機，鏡頭里只有一封封從南洋寄回潮汕的家書和匯款單，跟政治扯不上一丁點關系。可偏偏就是這些再家常不過的東西，讓一些人，讓一些國家如坐針氈。

一部低成本方言片，憑什么讓這么多人坐不住

《給阿嬤的情書》制作成本不高，投資約一千多萬元，演員基本是毫無演藝經歷的素人，全片約95%的臺詞用的是潮汕方言。故事講的是潮汕人鄭木生下南洋謀生，最后客死異鄉，受過他恩惠的泰國華人朋友謝南枝感念這份友情，以及懷著對故土的留戀，冒他的名往潮汕老家寄了十八年的信和錢。這里鄭重提示一下——整部電影沒有一個鏡頭跟新加坡有關系。

就是這樣一部方言片，在中國大陸票房超過17億元，年度排名靠前。在新加坡，潮語原音版場次供不應求，票房預計突破200萬新幣。馬來西亞截至6月19日票房約196萬元人民幣。接下來還要在美、加、英、法、日、韓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上映。《人民日報海外版》評價說，影片“以僑批為媒介，連接故土與異鄉、個人命運與家國記憶”。

《聯合早報》的“統戰”論，暴露了什么

最先引爆爭議的，是新加坡《聯合早報》駐北京特派員沈澤瑋5月21日的一篇專欄，題目是《〈給阿嬤的情書〉的統戰啟示》。她在文章里說，從情感中抽離出來看，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統戰片，“統戰工作最高境界——直抵人心最軟處，用情去完成攻心”。

她的核心觀點是：這部片子沒有口號、沒有宏大敘事，卻用情義牽動了東南亞華人的情感，所以比生硬的宣傳更能“直抵人心最軟處”。

對此，我相信不少人都會想問問這位沈澤瑋：電影描述人與人之間的情義，有什么不對嗎？一部電影不講情義講什么？更何況她自己雖是新加坡國籍，卻也是華人中的一員，其祖籍就在福建。她看到祖輩下南洋的故事，不說感同身受，至少不必如此警覺。如果連“有情有義”都需要警惕，那她還剩下什么能放心去感受的東西。把一件本該打動人心的事當成政治攻防來解讀，不是電影有問題，我覺得是她看世界的框架出了問題。

這篇專欄出來之后，《聯合早報》連續刊發了十多篇文章，反復從政治角度解讀這部溫情電影。沈澤瑋在文章里還寫了一段身份排序：“新加坡人、新加坡華人、祖籍福建東山，是明確的身份排序；與中國，是祖籍連接，而非祖國情感”。看到這，我才恍然大悟：身份排序確實是她的自由，但這也解釋了很多東西。一個人如果一開始就把自己和祖籍地劃清了界限，那他看什么電影都會先問一句“這跟我有什么關系”，然后再補一句“這影片是不是要拉我入伙”。

《聯合早報》執行總編韓詠梅也加入了討論。6月13日，她發表《后真相時代看〈給阿嬤的情書〉》，說自己并不完全贊成沈澤瑋的觀點，那是個人專欄。但她同時指出，文章發布后48小時內，多個社交媒體平臺對早報的攻擊，和對新加坡治理模式的批評內容井噴式出現，她認為“宣示認知戰已經展開”。她還聲稱這些攻擊帶有“境外影響力行動痕跡”，屬于“有組織的協同造謠”。

由此可見，一部講阿嬤、僑胞下南洋的親情電影，被解讀成“統戰”工具、“認知戰”武器——事實上這不像被統戰了，更像是他們自己先慌了。我認為，他們真正怕的，也不是這部電影，而是電影可能會喚醒海外華人的那種故土情緒——文化記憶這種東西，一旦被喚醒，就不太容易再被摁回去。

馬來西亞媒體看不下去了：你們當年拍得更狠

《聯合早報》連續發文批評之后，6月19日，馬來西亞《東方日報》發文直接反擊。文章批評《聯合早報》的專欄作家多次從政治角度解讀一部不涉及政治的溫情電影，稱這種行為“令人莫名其妙”。

文章點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對比：新加坡早年拍攝過《潮州家族》、《霧鎖南洋》等一系列反映華人“下南洋”的影視作品，里面充滿了中國元素，也毫不掩飾華人對中國的情感。幾十年過去，現在卻對一部講華人到泰國謀生、跟新加坡毫無關系的電影連續發文指責。

文章還指出，《聯合早報》用“統戰”來描述這部電影的影響力，暴露了作者對“統戰”這個詞本身的妖魔化理解。

《東方日報》真說到點子上了：新加坡自己拍過那么多充滿華人情懷的作品，為什么別人拍一部潮汕人下南洋的故事，就要被扣上“統戰”的帽子？這不是典型的只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美媒下場，事情的性質變了

影片很火，對這部影片的爭議自然也很熱鬧，從新馬輿論場擴散到了國際媒體。7月4日，《華盛頓郵報》發文跟進這件事。

該媒體先是承認中國官方機構沒有參與資助影片，但接著就說中方已經“擁抱這部電影”，并將它視為“向海外華人傳遞重要信息的載體”，認為中方正借此在海外華人社群中“培養忠誠度”。

這套敘事的邏輯是這樣的：先承認電影不是官方資助，再把官方后續的宣傳、海外放映串聯起來，解讀成“統戰戰略”。說白了就是，它不需要證明電影本身有政治任務，只需要證明“中國官方喜歡這部電影”，就可以把“情感共鳴”包裝成“影響力滲透”。

《華盛頓郵報》還引用了《聯合早報》5月那篇“統戰電影”的說法，聲稱影片在新加坡“引發不滿”。然而事實是——影片在新加坡廣受歡迎，潮語原音版每場開票都迅速售罄，有關部門多次增開場次。新加坡數碼發展及新聞部表態說，如果發行商提出申請，愿意以更靈活的方式支持潮語版加映。

這表明，《華盛頓郵報》完全是睜眼說瞎話，如果連“電影在當地到底賣不賣座”這種基本信息都不核實，就急著把“引發不滿”寫進報道，那它就不是在報道事實，只是在完成一套預設好的炒作，帶節奏。

更值得琢磨的是，它引用的所謂“爭議”，源頭是《聯合早報》一家媒體的觀點，可寫到報道里的時候，這個“一家之言”就被悄悄地替換成了“新加坡的反應”。一篇報道能接連出現兩次事實描述偏差，先是把個別媒體的看法當成當地社會的普遍反應，再把這反應說成是電影本身的問題，這種寫法本身就已經說明，它關心的根本不是電影，而是怎么讓電影看起來有問題。

美媒為什么要挑撥這件事？ 往深了講，這部電影在東南亞引發的爭議，原本跟遠隔重洋的美國沒有任何關系。問題其實不在電影本身，而在于美國媒體正在用“中國影響力滲透”的框架重新解讀一切跨文化現象。從孔子學院到TikTok，從免簽政策到電影，只要涉及中國與海外華人的情感連接，就可能被納入“中國試圖擴大影響”的范疇。

一部電影，讓新加坡部分媒體高度緊張，馬來西亞媒體看不下去，美國媒體也下場了。對此我想說的是，電影就是電影，不需要替誰站隊，聽鄉音而感動落淚也是人之常情。真有問題的，是那些連演繹人與人之間真情的文化作品都要警惕的人——他們怕的，不是文化作品本身，而是那條從未斷過的文化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