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云鄉(xiāng)著《紅樓識小錄》《紅樓風俗譚》兩種應列入“紅學經(jīng)典”著述目錄，理由主要是現(xiàn)代紅學史上未有能與其并提并論者，也即此類紅學著述具有顯而易見的稀缺性。

鄧云鄉(xiāng)紅樓系列四種

此兩部著述皆“紅樓風物”小講，其所談風俗舊聞瑣細之物事，竟能集腋成裘，若非能識大體則難成其功。

鄧云鄉(xiāng)在《紅樓識小錄》“后記”中稱：

小時候讀過兩天舊書，得到一點死記硬背的益處，至今還受用不盡。蓋因兒時記性好，記牢之后，長大也不會忘記，偶然想起，慢慢咀嚼，像老牛反芻，十分有味。想起什么呢？常常想起《論語·子張》中的一句話：“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識，音志，記也。覺得這話是頗堪玩味的。……

《紅樓識小錄》，一以表明是不賢者，再以表明所談的都是一些小問題。當然，小與大，也是相對的，有時是小中有大，有的又是小中見大。

比方說，一個小制錢，所謂“一文”、“一個子兒”等等，原是非常小的，但它卻聯(lián)系著我國幾千年的經(jīng)濟制度；以《紅樓夢》時代說吧，也聯(lián)系著當時幾億人民的生活。這就不單純是小，而是小中有大了。

再如一個風箏，只是小孩子的一個玩意兒，更是很小的東西，玩物喪志，有什么好談的呢？但能夠制造出這樣精美絕倫的風箏，這卻不能不使人說到制造者的智慧，和那具有高超藝術修養(yǎng)的技藝，這就聯(lián)系到我國的工藝史；也因風箏的價值，聯(lián)系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等等大問題，這又可說是小中見大了。【1】

鄧云鄉(xiāng)善察大小之辯，于是成就了《紅樓識小錄》這部識小見大之紅學著述，絕非一時即興之作。

鄧云鄉(xiāng)先生

《紅樓風俗譚》一書則稱：

記得在拙著《紅樓識小錄》寫完交稿之后，不少朋友就鼓勵我接著寫下去。……這本書還是按《紅樓識小錄》的體例寫的，用的是隨筆的形式，這樣在我寫來，較為自由些，也易于藏拙些。如從好的方面說，可能較為活潑些，有趣些，可讀性強些。我對《紅樓夢》，老老實實說，實在談不上“研究”二字，只是就自己知道的，隨便說說，大多是關于歷史名物、風俗的小問題。所以過去以“識小”名書，記錄一點小東西，便用“識小”之典，以表自謙。【2】

由此可見，《紅樓風俗譚》實在是順勢而為之紅學新成果，這部紅學新著竟然為作者帶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奇緣”。正可謂：“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

據(jù)趙珩著《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見學人側記》一書中稱：“《紅樓夢》電視劇有一個龐大的顧問團，除了影視文學界的名家，像沈從文、吳世昌、啟功、周汝昌、楊憲益、朱家溍、曹禺、吳祖光等這些文化界的人士也都在其中。彼時鄧云鄉(xiāng)先生雖尚沒有資格列于其間，卻因為他寫的一本《紅樓風俗譚》被《紅樓夢》劇組看中，獲得唯一的‘民俗指導’名義。顧問者，可以顧而不問，但是這個‘指導’卻要事必躬親。”【3】

《紅樓風俗譚》

這“唯一的‘民俗指導’”稱號是趙珩對鄧云鄉(xiāng)的贊許，其工作的不可替代性也就顯而易見了。由此“唯一”之稱，似可聯(lián)系《紅樓識小錄》《紅樓風俗譚》兩種著述列入“紅學經(jīng)典”目錄的理由即不可替代性。

鄧云鄉(xiāng)曾在1987版電視劇《紅樓夢》播出之后撰述了一部紀念性的回憶文章結集《紅樓夢憶》，該書較為詳細地談及了如何成為“民俗指導”以及具體的指導過程，很值得一讀。該書由巴蜀書社1988初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再版，中華書局2015重新出版。

中華書局版“出版說明”這樣說：“鄧云鄉(xiāng)學識淵博，文史功底深厚。為文看似樸實，實則蘊藏著無窮的藝術魅力。其旁征博引，信手拈來。不論敘述民風民俗，描摹舊時勝跡，抑或是鉤沉文人舊事，探尋一段史實，均娓娓道來，語頗雋永，耐人尋味。”【4】

若縱觀鄧云鄉(xiāng)已經(jīng)出版的十幾種著述，似可得出這樣的印象即鄧氏為文之文風大抵如此。不僅從中可以看出其文史功底之深厚，亦可看出其孜孜以求之勤勉精神。

臺灣大學歷史學教授逯耀東致趙珩的信中竟如此評價：“鄧云鄉(xiāng)先生言燕京掌故，今人無法相輩，能與其并論者，唯此間已故之唐魯孫。”【5】

信中所提及的唐魯孫其人曾著有《中國吃》一書，這套書是作者晚年的憶舊之作，信手拈來，妙趣橫生，既可以使人增廣見聞，又可以補正史與民俗學之闕。

趙珩說：“唐先生的筆記大多是談飲食的，但這這些文字中不僅涉及飲食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說到當時的社會風氣、世態(tài)民情、人際往來和商家興衰。”【6】

趙珩接著說：“唐先生的文字是不虛妄的，絕不妄言己所不知的領域，雖雪泥鴻爪，皆為親身歷見，有多少記多少，很少浮夸與過多的俊峭深刻之筆。唐先生文字中既沒有子虛烏有的‘滿漢全席’，也沒有時下兩岸某些文化名人的談禪說道。唐先生的文字是可以當作《洛陽伽藍記》看，比照《東京夢華錄》來讀的。”【7】

《鄧云鄉(xiāng)集》

逯耀東教授能將鄧云鄉(xiāng)與“已故之唐魯孫”并論，其中深意可見一斑。若談及鄧云鄉(xiāng)的勤勉精神，可參考趙珩的評議：“鄧先生既無顯赫的家世背景、社會關系，也沒有正式的師承，完全是靠他自己不懈的努力，求教于眾多的前輩學者，其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8】

王西野在鄧云鄉(xiāng)著《魯迅與北京風土》一書“原版跋文”中這樣說：“過去我曾非常喜歡看劉侗、于奕正合寫的《帝京景物略》，盡管它被紀昀斥為‘偽體’，但記載的確翔實。如‘略例’所云：‘成斯編也，良苦：景一未詳，裹糧宿舂；事一未詳，發(fā)篋細括；語一未詳，逢襟捉問；字一未詳，動色執(zhí)爭。歷春徂冬，銖銖緉緉而帙成。’可見這部書上他們兩人經(jīng)過辛勤的實地考察，反復的文字推敲才寫成的。云鄉(xiāng)兄此書，所下功夫，正與之同。所不同者，乃以《魯迅日記》為經(jīng)，以風土景物為緯，撫今追昔，因人寓景，所謂識小可以見大，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讀起來要有味得多。”【9】

《魯迅與北京風土》

《魯迅與北京風土》一書是鄧云鄉(xiāng)的成名之作，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著名歷史學家謝國楨不但為此書題寫書名，且為之作序，給予很高評價，稱其散文“文筆極為雅雋，吐屬不凡”。

由上述引述可知，鄧云鄉(xiāng)在“識小以見大”方面所下功夫的確令人感佩，其所成之編皆用心良苦，而其文筆則在“雅正”“引人入勝”方面一以貫之。若談及“用心良苦”四字，趙珩如此評價：“他所發(fā)掘的正是那些被遺忘了的零金碎玉。”【10】

“零金碎玉”發(fā)掘不易，最能見出真功夫、真情性。

值得一提的是，鄧云鄉(xiāng)另有一部談《紅樓夢》的著述《紅樓夢導讀》，由巴蜀書社1991年出版。加上前文所談及的三種紅學著作，這四部著述的確呈現(xiàn)了鄧云鄉(xiāng)在當代紅學史上獨具一格的面影。

眾所周知，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立言”者或為晉升職稱而作，或為崗位考評而作，熙熙攘攘或為利來，攘攘熙熙或為名往，其“言”而“無聞”，何以能“行遠”？凡學問之功業(yè)，“義”而能“立”，“勤”則有“成”。

據(jù)鄧云鄉(xiāng)《紅樓夢憶》“文字因緣”一節(jié)所述：

《紅樓夢憶：電視劇紅樓夢拍攝散記》

一九八五年七月末到北京，正好買到二十來本我寫的《紅樓識小錄》，便帶到北京送人。秀才人情，自然十分寒酸。人家以為是覆甕之物，而自己有敝帚自珍，這種可掬的酸態(tài)，也正是知識分子的傻處。

當然，我這只是說自己。隔了一年到北京，又正遇上我的《燕京鄉(xiāng)土記》出版，便又帶了三十本，來北京獻寶。朋友們得到書，自然很高興，給了我不少鼓勵。可惜這兩本書很快都售罄，無處購買了。而向我要書的朋友還有很多，不能一一答謝朋友們的雅意，至今還感到遺憾。

也許有人問：在《紅樓夢憶》的過程中，忽然插上這樣一段，是什么意思呢？難道是在作自我吹噓的廣告嗎？非也。這要從另一角度說，或者說的玄妙一點吧，要從“文字因緣”說起。

對于《紅樓夢》的拍攝，我沒有別的能力，只能勉強為它提供一些文字上的資料。說起來，也只是“紙上談兵”吧，不過是供有關同志們參考罷了。

《紅樓識小錄》多少起了點這樣的作用。再有從圓明園講課開始，三年多跟隨劇組拍攝外景，在工作之余，也還總抓緊時間，寫些東西。由在圓明園講的“江南風俗”，接著寫的長文“服飾”，夏天在八大處講的‘禮節(jié)’等等，這些都編成了另一部書《紅樓風俗譚》，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

實際這也可以說是因電視劇《紅樓夢》的拍攝，才促使我寫的這本書。因而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也就是“夢憶”的過程。這就是我所說的‘文字因緣’，也可以說是“紅樓文字因緣”吧。

扶林導演拿到我送他的《燕京鄉(xiāng)土記》，興奮地對我說：這本書可以拍成“京華風土系列電視”。感謝他的熱心，不過要成為事實，困難尚多。現(xiàn)在這本書在日本已引起重視，正在翻譯。而有關單位，又在計劃譯為德文。

設想有朝一日，如果拍成電視，那在海內(nèi)外的影響，就要更廣泛了。因為這今天，文字的影響面遠遠不及電視的影響面廣泛。

就以《紅樓夢》說吧，雖然已被譯成許多文字在外國出版，但據(jù)著名國際作家韓素音女士說，在歐美人士中，知道的還是不多的。但如今拍成電視劇，在國外播放出去，那影響就完全兩樣了。【11】

《燕京鄉(xiāng)土記》

鄧云鄉(xiāng)之“立言”亦在“功用”，此“功用”乃為了《紅樓夢》這部中華文化經(jīng)典能夠閱讀得懂且傳播得遠這樣的目的。

至于他的《魯迅與北京風土》《燕京鄉(xiāng)土記》之類著述，亦非僅僅為了揚名立身而作。由此說來，鄧云鄉(xiāng)之“立言”亦在“立功”，亦在“立德”啊！

《紅樓識小錄》有三篇序文，序之一作者端木蕻良，序之二作者周汝昌，序之三作者馮其庸，《紅樓風俗譚》則僅一篇序文，作者陳從周。

筆者細讀此四篇序文，最深刻的感受便是陳從周的這篇序文最真誠樸實，并非借題發(fā)揮，亦非敷衍塞責，更無“捧殺”之嫌。

陳從周說：

我是生在新舊交替的社會中，我的父輩皆經(jīng)過前清末期，因此兒時還曾接觸到一些古舊的風俗習慣，如今老去，也漸淡忘了。不過還可以回憶得起來，但未能如吾友云鄉(xiāng)兄那么有系統(tǒng)，有根據(jù)。他是老北京，而且又如宗懔之愛歲時，元老之夢華胥，一意留心京華故事，風俗舊聞，詳征博引，溯本求源。

他的新著《紅樓風俗譚》，敘歲時，記年事，說禮儀，談服飾，講古董，言官制，道園林，論工藝，兼及頑童課讀，學究講章，“太上感應”，“八股”陳腔，道士弄鬼、紅袖添香，茄鮝鹿肉、荷包檳榔，至瑣至細，無不包藏。而他都能說的頭頭是道，洋洋大觀，談來娓娓，聽之忘倦，誠不愧為名家了。……

目前有很多人讀魯迅先生小說《阿Q正傳》，我們紹興的小同鄉(xiāng)，亦不解當時的風土人情了。那么讀《紅樓夢》呢，仿佛癡人說夢，夢亦無憑。如果《紅樓夢》再傳數(shù)百年，那真要如漢儒釋經(jīng)，轉多穿鑿了。

云鄉(xiāng)兄有心人也，且亦具備條件，能為此書作“風俗譚”，實曹氏功臣矣。此僅一端而已，另尚有可說者，云鄉(xiāng)能以《紅樓夢》作對象，詳記有清康雍、乾嘉之際風俗，正史所未及者，云鄉(xiāng)有之，言其為史筆亦可也。……

從這本《紅樓風俗譚》中，可以看到如何腳踏實地地治學，以及一位學者不事浮夸的真正的治學態(tài)度。【12】

陳從周以“史筆”喻《紅樓風俗譚》可謂期許甚高矣，其中之款款深情溢于言表。

《書帶集》

筆者曾拜讀過陳從周著《書帶集》，收錄的短文樸素感人，其文亦確如其人。

印象尤為深切者乃俞平伯的《<書帶集>序》，序文說：“文章之道千絲萬縷，談文之書汗牛充棟。言其根原有二：天趣與學力。天趣者會以寸心，學力者通乎一切。……逞天趣者情辭奔放，重學力者規(guī)矩謹嚴。”【13】

筆者至今時常溫習此兩段文字的深意，感慨系之：意會尚可而運筆實難！

通觀《紅樓識小錄》《紅樓風俗譚》兩書，顯見以“學力”為勝，亦常有“會以寸心”之筆墨，故其“情辭”時有“奔放”之勢。

1990年1月，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了馮其庸、李希凡主編的《紅樓夢大辭典》，鄧云鄉(xiāng)并未受邀成為該《辭典》的辭條編寫人，實在遺憾！

彼時，《紅樓識小錄》《紅樓風俗譚》這兩種著述均已出版，且已經(jīng)頗具影響，此后陸續(xù)再版，至今傳播未輟。

《紅樓識小錄》由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初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再版，中華書局2015年再版；《紅樓風俗譚》中華書局1987初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再版，中華書局2015年再版，中華書局2024再次出版《紅樓風俗譚》圖文精選本。

實實在在地說，鄧云鄉(xiāng)應是《紅樓夢大辭典》“各類辭條編寫者”最佳人選之一，具體說，諸如服飾、器物、飲食、園林、稱謂、禮俗等辭條的編寫皆可勝任而無疑。

《紅樓識小錄》

端木蕻良在《紅樓識小錄》序言中說：

近年《紅樓夢辭典》，以及《紅樓夢注釋》，也都有人努力在作。這對《紅樓夢》閱讀和傳播，是會起到很重要作用的。但是，由于這種辭典和注釋，限于體例，不可能對某事某條作更多的解釋。那么，《紅樓夢識小錄》（筆者按原文如此），剛好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一些補充。……

所以，《識小錄》這一類著作，不但使人能在疏證說明中，得到具體知識，并且，還看出很多與它想聯(lián)系著的社會因素來。是值得提倡的。……

希望鄧云鄉(xiāng)同志等諸紅學家和紅學愛好者，能夠繼續(xù)寫下去，對一般讀者或研究者，除了加深欣賞和研討的興趣以外，還可以提供一些心得探討的線索。【14】

筆者以為，《紅樓識小錄》《紅樓風俗譚》對于《紅樓夢》閱讀和傳播的實際效用價值遠勝于《紅樓夢辭典》以及《紅樓夢注釋》之類。它們無論是作為初學者的導讀書，抑或作為研究者的征引書，均極為方便有益。

謂予不信，請讀者諸君對照閱讀《紅樓識小錄》《紅樓風俗譚》與《紅樓夢辭典》《紅樓夢注釋》，便可見出分曉。

《紅泥煮雪錄：端木蕻良說紅樓夢》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端木蕻良希望諸紅學家和紅學愛好者能夠繼續(xù)寫下去的愿望是極好的，遺憾的是，鄧云鄉(xiāng)之后未必能夠有人能夠“繼續(xù)寫下去”且“加深欣賞和研討的興趣”，此乃《紅樓識小錄》《紅樓風俗譚》這類著述之彌足珍貴處。

亦如周汝昌所說：“由此想來，如鄧云鄉(xiāng)肯來講講這些內(nèi)容，實在是功德無量的事，其‘小’乎哉！……我讀他的書，就是抱著這種恭恭敬敬、小學生求知的心情的，豈敢向人家冒充行家里手哉。再過一些年，連云鄉(xiāng)同志這樣富有歷史雜學的人也無有了，我們的青年讀者們，將不會批判它因‘小’失小，而會深深感謝這種‘小’書的作者為他們所做的工作。難道不是這樣的嗎？”【15】

信哉！斯言！試問：當今的紅學研究者中還能夠?qū)さ靡娮阋员燃玎囋凄l(xiāng)的雜學旁收且善察大小之辯的學人嗎？

值得一提的是，《紅樓夢學刊》曾刊發(fā)鄧云鄉(xiāng)的幾篇文章，1980年第1輯《<紅樓夢>識小錄》、1981年第2輯《<紅樓夢>識小錄》(二)、1984年第3輯《<紅樓夢>與黃金》、1994年第3輯《<紅樓夢>·<陰騭文>·惠紅豆》等，從這幾篇文章中亦可大體看出鄧云鄉(xiāng)的文筆和趣味。

遺憾的是，知網(wǎng)（CNKI）收錄的介紹或述評其人其書的文章竟寥若晨星。鑒于此，筆者擬寫這篇書評文章或許能夠為鄧云鄉(xiāng)“紅學經(jīng)典”著述的當代傳播盡一份綿薄之力。

俞平伯題《紅樓識小錄》

當然，筆者最直接的考量則是充實正在編著的《紅學書評續(xù)編》書稿，以便為新百年紅學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或述評資料。

順便一提：拙著《昨夜的星辰：紅學書評初集》已由知識產(chǎn)權出版社2020出版，既云“初集”必有“續(xù)編”，若能“三編”“四編”地續(xù)寫下去，應可為讀者提供一幅清晰可觀的暢覽紅學之域的攬勝圖。

記得梅節(jié)先生曾在2012年12月24日的信中說過：“半世紀或一世紀后，人們欲了解二十世紀紅學研究成果，再不會去翻那些汗牛充棟的專輯專書，而是看先生的學案或幾本紅學史。所以先生撰此學案，責任就非常重大。傳世之作，不要急于求成，慢工出細活。”【16】

《昨夜的星辰：紅學書評初集》

筆者當時真是備受鼓舞啊！竟然以“拼命三郎”之勤苦精神撰著出版了《紅學學案》《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該《學案》曾獲得教育部哲社研究后期資助）兩部紅學著述。

筆者同樣期許：《紅學書評》亦可成為半世紀或一世紀后人們欲了解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前期紅學研究成果的必讀參考書，責任就非常重大了。

2026年6月10日下午17時定稿

參考文獻：

【1】鄧云鄉(xiāng)《紅樓識小錄》，第345-346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鄧云鄉(xiāng)《紅樓風俗譚》，第512-513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3】趙珩《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見學人側記》，第168頁，中華書局2017年。

【4】鄧云鄉(xiāng)《紅樓夢憶》，第1頁，中華書局2015年

【5】《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見學人側記》，第277頁

【6】《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見學人側記》，第268頁

【7】《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見學人側記》，第271頁

【8】《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見學人側記》，第173頁

【9】鄧云鄉(xiāng)《魯迅與北京風土》，第334-335頁，中華書局2015年。

【10】《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見學人側記》，第166頁。

【11】《紅樓夢憶》，第194-195頁。

【12】《紅樓風俗譚》，第1-2頁。

【13】陳從周《書帶集》，第1頁，花城出版社1982年。

【14】《紅樓識小錄》，第2-4頁。

【15】《紅樓識小錄》，第3頁。

【16】高淮生《名家與紅樓夢研究》，第115頁，知識產(chǎn)權法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