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俏蕾

近年來，社交媒體對未成年人的學習、生活、社交、娛樂等方面的影響日益凸顯。全球范圍內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紛紛出臺專門法規，對未成年人的社交媒體使用進行管控，尤其是一些國家接續出臺了未成年人社媒禁令，值得關注。澳大利亞作為全球首個全域立法落地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國家，成為一個巨大的“試驗場”，為觀察“禁令式管控”的效果提供了典型案例。

自澳大利亞2025年12月實施16歲以下社媒禁令以來，多家西方媒體報道了該政策的執行困境。以《紐約時報》《衛報》、法新社等為代表的西方媒體關注到，禁令實施后澳出現了通過技術方式規避限制等一系列問題，紛紛指出“一刀切式禁令”在應對未成年人網絡風險方面的效果局限，未成年人可能從監管嚴格的主流平臺轉向更隱蔽、更分散、更難監管的灰色空間。很多報道質疑澳大利亞社媒禁令的執行成本、技術邊界和潛在副作用。

澳大利亞網絡監管機構公布的數據顯示，在禁令實施六周后，曾在相關平臺持有賬號的未成年人中，約七成仍保留賬號，且部分平臺允許未成年人反復嘗試年齡校驗，甚至存在鼓勵其重新申報年齡的設計。芝加哥大學今年4月發布的調查報告發現，澳大利亞禁令實施四個月后，14至15歲受禁令影響未成年人的合規率約為27%，遠低于預期，多數人仍在使用受限平臺。

更值得關注的是，禁令實施后出現了“見招拆招”的應對方式。對監管的規避工具和替代平臺開始增多，有些社交媒體向小平臺遷移，有些公司利用“消息服務”托詞和技術手段規避監管。這些跡象都表明，年齡門檻和身份核驗類的管控政策，反而讓用戶對規避工具的需求增加了?！凹夹g繞過”成為禁令實施中最直接的反映。人們開始關注并反思社媒禁令的有效性。有聲音認為，未成年人的網絡安全和身心健康未能獲得實質性改善，家長和孩子需要的不是一項漏洞百出的禁令和虛假的安全感。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智媒研究中心的調研發現，未成年人規避禁令現象普遍，超七成澳大利亞的未成年人表示禁令實施后仍在使用社交媒體，他們主要通過多種規避方式，包括使用家人的賬號、謊報年齡注冊、使用小眾平臺、用VPN訪問海外平臺等。由此可見，治理如果只盯著入口，看似關上了一扇門，實際上可能打開了更多暗門。

西方一些國家推出社媒禁令，有很強的民意基礎，但匆匆上馬的“一刀切”政策也有濃厚的選舉政治色彩。以典型的澳大利亞社媒禁令為例，其立法非常倉促，反映出其政治邏輯上的短期功利。該法案從2024年9月提議公開到11月議會通過，僅用了短短兩個月時間，法案從文本提交到投票通過僅用了不足兩周，普通公眾只有24小時向議會委員會提交反饋意見，聽證會也被批評為“走過場”，僅設置3個小時。多個獨立議員、綠黨等反對方公開批評兩大主流政黨借快速立法回避充分辯論、忽視專業意見。如此倉促的立法進程，反映出政黨為迎合主流民意、爭取選民尤其是家長群體的明顯傾向。而這種倉促間“為選票立法”的治理模式，政府既沒有提供有說服力的科學依據，也沒有傾聽年輕人的聲音，在技術層面的可操作性也很低。父母焦慮真實存在，媒體報道推動輿論升溫，政府就用“禁令”展示決心。但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本質上是平臺責任、算法機制、商業模式、家庭陪伴、學校教育、法律監管共同作用的系統工程。把復雜治理問題壓縮成一個年齡門檻，本身就是治理能力不足的懶政表現。

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龐大、社交媒體使用普遍，這意味著任何未成年人社媒使用管控政策都將影響數千萬家庭。因此，需保證政策對正常用戶的使用體驗影響最小化，這意味著既能有效保護，又不至于讓家長和未成年人感到處處受限。與澳大利亞、印尼等國外資平臺主導的互聯網產業發展現實情況不同，我國的平臺多為本土企業，監管也需兼顧產業發展。因此，有必要在了解國際情況的基礎上，構建適配本土國情、長效可持續的精準化治理。

與澳大利亞等國相比，我國已經形成相對完整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制度基礎，包括未成年人模式、防沉迷機制、平臺實名制、《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以及內容治理體系。我國政策優化的重點顯然不是簡單復制最低年齡禁令，而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內提升治理精度和執行效能。對于我國而言，需進一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分級分類、平臺責任、算法治理、隱私保護、家校協同、媒介素養共同推進的綜合治理，并向世界積極宣介、倡導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中國方案、中國模式與中國經驗。（作者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