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過去四十年,沉浮起落,仿若一個小跟班,時代的風往哪吹,它就跟著往哪走。
計劃經濟時代,它是輸出端,改革初期,它是試驗場,城市化加速期,它又變成了資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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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在變,縣城的角色也跟著變。
一、計劃時代。
1953年,統購統銷開始,國家壓低農產品收購價,工業品維持較高售價,中間差出的利潤,拿來建工廠、修鐵路、搞國防。
一搞就是三十年,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農村向城市輸送了約8000億元的原始積累。
縣城扮演的角色,是糧食調度站,是勞動力輸出地,是工業品消費市場,目的就是養城市。
工業化初期,農業國轉向工業國,都需要農業給工業“輸血”,英國如此,日本也如此。
我們選擇了通過縣城這個管道來執行。
那個年代,縣城內部結構穩定,社會高度均質化,干部、工人、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大。
日子雖苦,但有盼頭。
二、黃金十年。
1984年,中共中央發布4號文件,把"社隊企業"更名為"鄉鎮企業"。
說白了,就是農村可以辦工廠了。
1984到1994年,是縣城經濟最活躍的十年。
全國鄉鎮企業的數量從165萬家增長到1888萬家,從業人員突破一億。
1988年,鄉鎮企業產值已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近三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一”。
為什么這十年縣城起來了?
第一,體制松綁,之前不讓干的,現在讓干了,生產力得到了集中釋放。
第二,城市企業還在計劃經濟的慣性里沒出來,鄉鎮企業靈活、成本低、接地氣,反而跑在前面。
第三,縣城留得住人,年輕人不用背井離鄉,在家門口就有活干,進工廠、學手藝、掙工資。
縣城黃金窗口期沒持續多久,城市化如時代的浪潮,滾滾而來。
三、城市化。
1994年是個分水嶺,分稅制改革,文章《如何最快了解一個縣城的財政狀況?》詳細拆解過。
分稅制改革后,中央集中的財力大幅度提升,政府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城市經營。
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啟動,城市的土地有了巨大的價值。
賣地、搞基建、招商引資、產業集聚、人口流入、土地進一步升值,這個循環在城市里運轉起來。
城市化一旦加速,資源就會自然地向城市集中,資源往回報高的地方跑,這是經濟規律。
工廠放到城市,物流成本低、配套全、好招人,企業自然往城市跑。
結果是,城市發展越快,縣城被虹吸得越狠,縣城又變成了往外送的角色。
人力資源,縣城培養出來的大學生,畢業留在城里。
金融資源,居民存的錢,通過銀行流向了城市。
四大行在縣城的網點,本質是“吸儲”,存款上存到省行、總行,投到城市的大項目里,文章《縣城銀行,你的存款去哪了?》有詳細拆解。
土地資源,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縣城的建設用地指標調到城市用,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留在城市。
人、錢、地,同時往城市送,縣城好不容易長出來的產業,又被抽走了。
四、縣城陣痛。
縣城從"發展主體"變成"資源輸出端",從“自己造血”到“再次失血”。
鄉鎮企業黃金十年留下來的產業基礎,在城市化浪潮中逐步轉移或衰落。
廠倒了,活少了,人開始往外跑,消費縮了,縣城商業沒以前旺,公共服務還要維持,但財政越來越緊。
縣城進入了一個比較難熬的過渡期。
當然,這個過程,很多國家都經歷過,日本的地方城市在東京圈高速膨脹的時期,同樣面臨人口外流、產業空心化,韓國首爾以外的大多數城市,也面臨被虹吸的問題。
這是經濟規律,發展到一定階段,資源和人口往核心城市集中,只是中國縣城多,看著更劇烈。
五、縣城分化。
江浙的縣城,八十年代攢下了產業底子,城市化浪潮里沒散,蘇南的鄉鎮企業改制后變成了民營企業,老板是本地的,廠是本地的,供應鏈是本地的,稅也留在本地。
中西部很多縣城,鄉鎮企業一退,產業幾乎歸零,后來的招商,拉來的大多是外來企業,老板外地的,利潤外地的,今天來明天走,產業沒扎下根。
全國2000多個縣,像義烏、昆山走出來的,是少數,大部分做了城市的配角,城市有的,不硬搶,城市缺的,補上去。
縣城的命運分化,從根上就定了,而城市化加劇了它。
縣城四十年的起落,不是悲劇歷史,它是經濟發展到這步的自然結果。
看懂它,不為停留過去,只為望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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