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守望相助、扶危濟困始終是刻在國人骨血里的美好底色。回望漫長歷史，古人早已摸索出形式各異的募捐救濟之法，留下許多真摯動人、傳遞善意的動人故事。

卜式“月捐”助國家

月捐，是公益慈善組織最重要的籌款方式之一，月捐人每個月從自己工資里自動扣款幾十甚至幾百等額度的善款給慈善組織。

類似的“月捐人”在古代也有，漢代的卜式就持續捐款捐物支持國家。按常理，熱心捐款總是會受到歡迎的，但他的義舉開始竟然遭遇了拒絕。

據《漢書·卜式傳》記載：“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愿輸家財半助邊。”卜式是漢武帝時河南人，當地的養羊大戶，聽說國家遭到匈奴進攻，立即上書朝廷，表示愿意捐出一半家產幫助國家抗擊匈奴入侵。誰想竟是熱臉貼冷屁股，漢武帝并沒有立即接受，而是派人去調查卜式，結果卜式表示自己不為做官不為報仇。他坦然地告訴調查專使：“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卜式是說，皇上討伐匈奴，我認為有本事的人應為國家而戰，有錢的人應該捐出來支持國家，這樣的話匈奴就可以滅掉了。

專使聽后回去報告了朝廷，但這樣的義舉卻被某些人視為不正常，重權在握的丞相公孫弘更是說：“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愿陛下勿許。”言外之意，卜式無欲無求，不合常理，深恐有詐，不能理會。于是，漢武帝拒絕了卜式捐款的請求。

《卜式助邊》 （清末民初畫家馬駘繪）

一年后，因為與匈奴的戰爭，全國的糧倉和錢庫空虛，貧民增多，都靠國家補給，朝廷捉襟見肘，無法應對。特別是中原河南，流民大增，河南太守拿不出錢來救助。卜式聽說后，又立即給河南太守捐錢二十萬，讓他用于拯救流民。漢武帝聽到匯報后，說:“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他知道這是那位堅持要捐助一半家產給國家的人，終于相信了卜式，便賜給卜式400人的更賦錢。漢代規定，平民20歲開始服徭役，到55歲免除，不服役的可一個月出錢二千，謂之更賦。意思是，漢武帝一次就獎了卜式400人的更賦錢總計八十萬。卜式卻又全部還給了官府，可見他支援國家的決心。

后來，南疆發生呂嘉叛亂。呂嘉是南越國丞相，權傾一時。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呂嘉殺掉主張歸漢的南越王趙興，與中央朝廷抗衡，發動了叛亂。朝廷準備興師平叛，卜式聽聞這個消息后，上書請求愿與兒子從軍參與平叛，以盡自己的綿薄之力。漢武帝被他的賢德感動，并下令再次獎勵了卜式，并布告天下，以弘揚他的樂善好施、敢于擔當的精神。

蘇軾眾籌防治疫病

眾籌，就是大眾籌資救助遇到困難的人，這是當代比較普遍的一種慈善行為。

宋代詩人蘇軾為政盡心，詩文名滿天下。他有一個朋友叫董傳，中了進士后還沒來得及做官，就不幸去世了，但因家貧如洗，連葬禮都無法舉行。蘇軾聽說后，傾其所有又向朋友求助，總算眾籌了一筆喪葬費用，安葬了董傳。

蘇軾在工作崗位上，也曾以募捐來為百姓辦實事。據《宋史·蘇軾傳》：“既至杭，大旱，饑疫并作。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tiào）常平米，多作饘（zhān）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mín）得二千，復發橐（tuó）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

這個記載是說，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以龍圖閣學士身份赴任杭州知府。剛一到任，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求醫問藥的窮苦百姓。就在這個當口，杭州城里一些藥鋪，卻大發瘟疫財，囤積居奇，抬高藥價，窮人買不起藥。

面對病疫和不良藥商的黑心作為，蘇軾經過慎重考慮，認為如果能創辦一家免費醫院，情況或許會得到控制。可是開設醫院需要大量資金，他同屬下商量后，決定采取募捐的辦法。蘇軾首先從府庫里拿出平時省下的辦公經費兩千貫，同時號召城里的有錢人捐款，總算把資金募集起來了。于是，蘇軾招聘了部分醫護人員，在杭州眾安橋旁辦起了一所名叫“安樂坊”的病坊，除救治病人外，還可以集中隔離患者，避免疫病交叉感染和傳播。

為了給百姓治病，蘇軾還將搜集來的珍藏秘方圣散子貢獻出來，制成了大批藥品發放給老百姓，藥很有效，不少百姓病痊愈了。名醫龐安時曾將其作為良方記錄在了自己的著作《傷寒總病論》中，蘇軾為此專門寫了《圣散子序》。

此后，蘇軾再次籌集到了一筆募捐款，用這些錢，他又在眾安橋和江干各開了一個分藥局，方便百姓就近看病取藥，前前后后救活了數千人。后兩浙轉運司向朝廷上奏嘉獎蘇軾建安樂坊之事，并改安樂坊為安濟坊。

唐禮賑災送米上門

明成祖永樂年間，湖南湘潭出了個慈善家，名叫唐禮。永樂二年（1404年），湖南發生旱災，唐禮率湘潭族眾捐糧，賑濟災民。為了保證賑災更有針對性，還親自把糧食送到災民手中。

當時，湖南湘潭、攸縣、醴陵、衡陽四縣遭受嚴重旱災，“民皆饑餓，餓殍甚眾”。葛根都被采食完，無奈人們紛紛去挖掘土中的白泥吃，結果食者多哽噎而死。看到四縣旱災嚴重，災民遍地，唐禮最初想到的就是施粥，這是讓災民吃上飯最快捷的賑災方式，于是他率湘潭族眾開始了大規模的施粥，“救死于須臾”，直接挽救垂危待斃的災民。

施粥的好處是：一則時間快，辰時熬粥午時就可以讓饑民吃上熱粥，“其效甚速，其功甚大”。再則受眾面廣，畢竟饑民多糧食少，熬粥可以普濟災民，且不太需要一戶一戶審查，因為災民都面帶菜色，一目了然，“至簡至要，可以救人”。

唐氏義門原石刻

但施粥弊端也很明顯，粥廠數量有限，災民不顧路途遙遠趕來喝粥，年輕力壯的不怕折騰，但老弱走不動就來不了，可能吃不上粥。且人多粥少，難免爭搶擠踏。再加上，如此眾多人員聚集，衛生狀況堪憂，增加染病風險。有鑒于此，唐禮認為施粥只能應付數日，如果給予災民谷米則可以讓他們維持較長一段時日，也不像施粥那樣受時間、地點的限制，較為靈活便捷。

于是，唐禮就一改施粥為發放賑糧，他率領唐氏家族一千多人，帶上捐贈的一萬多擔谷米，深入四縣鄉村，直接向災民分發谷米，救民于水火。

明成祖朱棣聽聞唐禮等的義舉，親筆御題“唐氏義門”予以贊揚，并令當地知府刻石旌表唐禮的義舉。為此，在乾隆時期修《長沙府志》時，就將此事載入書中：“唐禮，湘潭人，永樂時大饑，禮率族眾千余家，出米谷萬石，散給潭、衡、攸、醴四縣之貧者，詔建坊旌之，額曰‘唐氏義門’”。后來，唐禮考取功名，曾在江西出仕。任期內，他興學校、息訟獄、儲谷備荒，歷有政績。

彭紹升平糶劃界票

彭紹升，江蘇長洲（今蘇州）人，是清代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創建了綜合性慈善組織近取堂，常年開展多種慈善活動，還仿照北宋范仲淹義莊之制，設立彭氏潤族田，救助貧困的彭氏族人。近取堂常年運營，災年時，彭紹升更是推出臨時救濟災民之舉，并且能夠創造性地開展賑災物資發放，贏得了百姓的歡迎。

據彭紹升《二林居集·平糶記》記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春，“江東大雨水，麥盡爛，入夏雨如故，禾不得插，米價騰踴，每一石至三千錢”。清代的江東地區大體指的是長三角地區，彭紹升家鄉一帶也遭受了嚴重災害。

彭紹升石刻畫像

遇到災年，為了救濟災民，確保糧價穩定，官府平糶糧食，即按平常價格賣出糧食。彭紹升每遇災荒，都會像官府一樣，拿出自家和募捐來的大批糧食開展平糶。這一年，彭紹升聽聞江東大災，立即在蘇州城“會公私所儲，得五百石，每一升減錢六，合減三十萬錢，盡散諸糴者，始五月乙卯，迄六月辛卯晦，凡三旬有七日。”即將這五百多石糧食每升降價六錢（一石為一百升），共計減掉三十萬錢，以較低的價格出售給災民。

平糶的米，比市場價低不少，所以對普通百姓來說就是大福利。周邊無論遠近，窮苦百姓紛紛涌來，頓時整個街巷都擠滿了災民，毫無秩序。身強力壯的災民，硬擠著甚至能買到十來升，而沒有力量的弱者，甚至一升也買不到。這種狀況，使得平糶的作用大打折扣。

彭紹升針對以往平糶時的這種弊端，推出了劃界給票的創新辦法，即“東以城橋為界，南以城為界，西以新造橋直南為界，北以吳衙場為界，除諸大戶市廛（chán）外，合計五百家，家予一票，按票給米，日以三升為率，卒事無言者”。彭紹升在蘇州以城橋、吳衙場等地標為界，除去富商大戶，貧困的有五百家，劃分好區域，每家給予一份平糶票，讓這些災民按區域分時段，憑票每天每戶可以購買三升米，這樣就避免了一窩蜂式的擁堵。且凡是來平糶購米的，門外收錢，門內給米，購完米在其票上印有購米日期，使其不得重復購買。這樣一來，家家都能買到平價米，從而保證了災民的基本生活。

彭紹升的孫子彭蘊章認為，這種平糶辦法與先前的做法相比，有著明顯的優越性，“限以三升則其利微，不得重糴則其利均，利微則不爭，利均則不亂，不爭不亂則無捍格”。之后，彭氏世代堅持平糶賑災，“米貴之年，每歲行之”。

彭紹升之所以積極行善，與彭氏好善的家族傳統是分不開的。作為蘇州的名門望族，彭氏取得過令人艷羨的科宦業績，同時也以累世行善的傳統聞名于世。彭紹升家族從曾祖父彭定求起就多有慈善救濟活動，在當地影響很大。他的同鄉，文學家王芑孫也曾說：“彭氏在吾吳二百年，世世積德，內修其行，而外力于科舉，以是為家法，吳人之喜為善類，取信于彭氏。”

千年流轉，慈善的載體不斷更新，但“有錢者輸財，有心者出力”的初心從未改變。這些沉淀在古籍中的善行，既是古人的溫度，也為當下的慈善事業留下了跨越時光的精神參照。

文并供圖/劉永加

編輯/李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