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聰在街頭畫速寫

想起周思聰

思聰走了，走遠了。不該走的，卻偏偏走了，還走得那么急。前些年，一曲“好人一生平安”唱得滿世界都暈乎乎的，然而，好人常常并不平安的。

我認識思聰還是在念研究生的時候，文革不久我就被放逐了，待到拖著尾巴回來已是79年的秋天，美術界的事全然陌生了，周思聰的名字對于我來說是全新的，看那畫，畫得很捧，聽說還是位女畫家，就更多了一分注意。那時人的觀念還很舊，畫畫的最欽佩的就是畫得好的，而如今這畫得好已是太不重要的事了。全班上北京看展覽，有人提出去看看周思聰，我二活沒說跟著就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七拐八彎地進了一個小院，思聰的畫室就在這里。—間不太亮堂的小屋里我們見到了這位心儀的畫家，那是個有點身量的年輕女子。略顯方形的臉龐挺端正，發型和衣著都很人眾化，從上到下看不出有什么“藝術家”的跡象。杜滋齡把我們一行人介紹給她，記不得最初的交談是什幺了，思聰的說活聲音很低，從從容容的，語氣平和得近乎溫柔。桌上放著在進行中的畫作，一個有些變形的人物，那時變形的人物形象對于多數人來說還沒有習慣，更何況一個畫寫實人物畫的高手。突然改弦易轍就更使人困惑了。“你怎么也搞變形了呢?”生就急性、少涵養、到哪里都很沖的我這就發問了。“嗨，不變不得活了”她似乎并不用思量就說，聲音依舊是那樣輕輕的。“你是打頭的，你變了叫我們怎么辦?”我不無調侃地開玩笑地說，思聰淺淺地笑著，并不應對這無需要作答的問話。接下去就和我們淡起了去日本見到赤松俊子夫婦后的感觸。談話到了一個間隙，我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來給我畫張像吧。”“那怎么行呢。”思聰的問話聽得出并不堅定，卻對我的唐突表示了友好的容忍。“隨便畫就行。”我說著端起一把椅子對著她的畫桌坐下，那架勢簡直不容商量。

思聰的毛筆掐得很低，腕幾乎靠到桌面上，但運筆時肘、腕、臂都在運動。她沒有坐下，只是將上身彎了一下，嘴里說“你不好畫。”沒幾分鐘卻畫好了，像上的我是白描勾勒的，線條肯定而有力，果然是好手筆。十幾年后我在一部描寫李可染先生繪畫藝術的電視片里，看見李老在作畫時的情景，才發現那握筆的方法，那線條的形態和運動方式，思聰受他恩師的影響是非常深的。十幾分鐘后四個人的像都畫完了，于是皆大歡喜地告別了，思聰送我們到畫室的門口。我們的欲望也僅是見見那個被我們讀熟了畫作的人。以及象—個初學者所懷有的那種探密的心情看看她是怎樣工作的，這當然都達到了。然而，使我奇怪的是，我們之間似平早就熟悉，陌生的拜訪就如老友的串門，那樣自然、隨意。

八二年夏，黃胄先生約我去藻鑒堂畫畫，恰逢中國畫研究院的院慶，一時間，藻鑒堂來了許多人，熙熙攘攘，好不熱鬧。大廳里放著一長溜用桌子拼成的大畫案，鋪著氈子，上面放著丈二匹的宣紙，黃胄坐在畫案中段，張羅著請到場的畫家合作那張大畫，亞明—邊調侃一邊幫著忙，南北二位著名畫家的配合很密切，顯得很瀟灑，倒是那幾位老畫家都有幾分矜持，個個變得像需要大人帶路的孩子了。蔣兆和先生、李可染先生，還有我當時還不認識的好些老先生(老太太)，也有年輕的象劉文西、韓美林什么的，我又見到了思聰，她在—旁靜靜地站著，大廳里鬧轟轟地很擁擠，我抽個空就回到了自己房里，不意，劉文西、韓美林也跟著進來了，一會思聰也來了，后來又進來了史國良。大概在大廳里，在那些老前輩面前總不免有些拘謹，這會到了房間里都把話閘子打開了，大聲喧嘩起來。韓美林很健談，也很風趣，說著說著就說起我來，說這面相怎么能是壞人呢？指的是我文革受冤的事，其實我知道他的經歷很坎坷，卻在這兒為我打抱不平呢。我被說得不自在起來，就打岔地說還是來畫幾筆吧，一切都現成的。韓美林先動筆，一揮而就，畫了一匹馬，劉文西畫的是側面的包頭巾的陜北小女孩。

輪到周思聰了，她從筆簾里撿了一支羊毫，不緊不慢地在硯里舔著墨，然而是徐徐地下筆畫起來：先畫一個人，是藏民，再在稍后處畫了一只牦牛，背上駝著筐子，邊勾邊擦，然后，用飽含色墨的筆畫山巒，云天，編織成空蒙迷遠的氛圍。整個畫很有意境，絲毫沒有技巧的賣弄，樸實而通曉，而深意卻在其中。當她確信畫面的全部工作已經完成，于是用毛筆再醮了一點濃墨，在畫的左邊上寫了春遲二字，下面是國輝同志存玩思聰。遲到的春天，但它必竟來到了我的身邊，這是一幅沒有印章的畫作，然而，對于我來說還有什么比朋友的理解和祝福更使我欣慰的呢?

不幾天葉淺予先生的畫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了。研究院的畫家傾巢而出，開幕式上在京的許多老前輩又相聚了，李可染、蔡若虹、董壽平、黃胄……葉淺予先生不停地和人打招呼，老先生們聚在一堆，比劃著，談笑著，思聰也去了。一會兒有人提議老先生們一起合個影，大家都很高興，團團地就圍擾來，挨個兒排開。這時可染先生指著在一邊看的周思聰說“來來”，另—老先生則拉著思聰的手要她過去。可是，思聰忙不迭地往后退，離得遠遠的，好似生怕被抓住，嘴里不停說：“不行，不行……”思聰終究沒有將自己的身影留在這匯集著當代巨匠的合影中，但是這一刻卻永遠存在我心里了，人啊人，就是那么不同。

與思聰相處最長的是在九二年的夏天了，一個晚上北京來了個長途，是鄔國印約我去“京豐”的，這次他又多了條理由，說盧沉，周思聰都在這兒，他們希望我去，這樣，我帶著妻子女兒，就上了北京。

周思聰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為了維持一種勉強能過的現狀，就得依靠服用一種含激素的藥，然而，這代價是沉重的。那一陣，思聰精神倒還好，可能是有了一個可以讓她安心作畫的環境吧，這段時間，我們—家和他們兩口子在一起的機會就很多了，一起去看展覽，一起去檀柘寺游玩，一起在晚間散步……孩子也深深愛上了思聰阿姨。思聰在檀柘寺給她買了二串檀香佛珠，結果，不小心手上的那串掉了，可讓她著實難過了好幾天。

我和盧沉有時會談得很熱烈，思聰常常是在一邊聽著，少量地插幾句，有時她也會成為主講，她曾用十分精采的語言來描述她家的老貓新狗的許多趣聞軼事，讓人忍俊不禁。當然，她也會談到使她不快的事，其實，思聰是個是非分明，正義感極強的人，只是對于她自己的名利看得淡罷了。

白天，—般大家都忙著作畫，但有時也會抽空相互串個門。一次我去思聰的畫室，一進門我就咋乎著：“又在畫什么大作呀。”思聰從自己椅子上站起來笑著說：“畫點銀兩”。我一聽樂了，這“畫點銀兩”挺好聽也特有意思，還很傳統呢，我肚里想這北京人的語言真逗。思聰在畫的是一些斗方的小品，豎著的大畫板上釘的大畫已接近完工，是幾個彝族的婦女背著柴火在一片大樹中走出的場面。我逗著說“放不下的背簍”，“嗨，放不下了”思聰自嘲地咕噥著。墻上別著剛畫好的荷花，她又拿了幾幅荷花給我看，說是新加坡去辦畫展的，這年暑期大概是思聰近些年來作畫最多的時候了，對于思聰來說，這樣的機會實在是太難得了。

我妻也特別喜歡和思聰說些什幺，一次我剛前腳踏進，我妻子帶著女兒緊按就跟了進來，盧沉在自己的畫室里，這樣，思聰的主要接待對象顯然輪不到我了，她倆拉雜聊了一陣，我妻子竟不失時機地要讓思聰給我女兒寫生起來，思聰卻對著一邊的我說：“你給我和盧沉畫一張，我也給你們夫妻畫一張怎樣?”這下可把我悶住了，我忙說“這怎么行，給其他人還可以，給你倆畫可沒那么大能耐，不行。”其實，思聰再堅持一下，我就會同意的，幾乎我就在等她再說一遍了，但是，思聰是不會客套的人，更不會強人所難，看我如此快得回絕，她就不好意思再說了。思聰給我女兒畫了兩張像，第一張寫生畫完后，她看看似乎不太滿意，又拉了張紙來，就著毛筆又默了一張，第二張比第一張生動，更有精神，更放得開，于是思聰題上“真真小朋友”“思聰”，女兒就有了兩幅思聰為她畫的像。兩個星期后，我完成了“清韻圖”因為杭州有事，就告別了。她夫婦倆還在那兒呆了一陣。

這以后，就再沒有見過面，其間通過兩次長途，最后一次是為了謝謝她托人給帶來的新畫集，問及她的病情，電話里傳來比過去明顯明亮、開朗的聲音說：“我想通了，什么醫師也治過了，什么藥也用過了，花了那么多時間，都治不好，我干脆不治了，我該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這倒心里沒了負擔，解脫了。”“是的。”我說：“世上許多事著急也沒用，橫下心照自己過下去，也許倒能挺過去了……”我為她的心情開朗起來高興，希望精神能促發奇跡。然而，這究竟會有多大可能呢——

思聰還是走了，背著她放不下的背簍，從迷茫的山道上走遠了。

思聰又好象并沒有走，那不是么，煙雨飄拂的荷塘里，那潔白的荷在淺淺地笑呢!

文/劉國輝，曾任中國美術學院國畫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1996·清明后——《周思聰紀念文集》，曾載《人民日報》1996.5.30 來源：幾點文藝）

畫家簡介

周思聰（1939-1996），天津市寧河縣人。1955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附屬中學，1958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曾得到李可染、蔣兆和、葉淺予、劉凌倉、李苦禪、郭味蕖等諸位名師指點，1963年畢業后分配到北京中國畫院（今北京畫院），曾為北京畫院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