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強：郭齊勇先生和他的“守先待后”之作——簡評郭齊勇著《傳統文化的精華》

郭齊勇著，《傳統文化的精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11月。

近代中西遭遇以來，西方挾其器物、制度乃至觀念的力量，對中國傳統文化形成壓倒性優勢。一時間，傳統中國要走向現代，突破其困境，中國文化成為眾矢之的。自此以后，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不同于西化派全面否定、全盤打倒的“徹底重建”，郭齊勇先生強調在傳統與現代雙向批判的前提下，對傳統文化進行“繼承性的創新”。這似乎是一條更為穩健的中國現代化文化發展道路。在其近四十年的傳統文化研究和探索過程中，郭先生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傳統文化研究方法論、傳統文化觀、開放的新儒學觀，一本《傳統文化的精華》（商務印書館，2020年11月）即是其思考歷程的結晶。

《傳統文化的精華》由17篇文章構成，最早的一篇發表于1985年，最近的發表于2009年，時間跨度達25年之久，體現了郭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一貫的、持久的思考，也體現了其思想變遷的歷程。其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做了細致的、深入的展示，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最新典范。

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能采取學者式的純客觀研究的中性態度，而應以對傳統文化的“溫情與敬意”為前提，這是郭先生在書中反復強調的一點：“在對待我們民族的祖宗所創建、賡續的民族精神的心態上，我們提倡一種溫情與敬意的態度”，這鮮明地體現了其傳統文化觀的民族性特點。“溫情與敬意”是錢穆先生抗戰時期寫作《國史大綱》為鼓舞民族志氣而提出的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郭先生對此三致其意，深表贊同。錢穆先生的“溫情與敬意”鼓舞了為中國文化而抗戰、抗戰必勝的民族自信心，而郭先生的“溫情與敬意”也為新時代建立中華文化優越感、樹立文化自信提供情感的和理論的支撐。“溫情與敬意”的民族性表明，我們不是傳統文化的旁觀者，我們是新時代傳統文化現代轉化的傳承者、擔當者和守護者。

“溫情與敬意”并不是無所批判地完全擁抱傳統，從而陷入自我封閉的孤芳自賞。我們在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中，既要有“溫情與敬意”，又要以多元開放的心態參與世界范圍內的百家爭鳴，雙向批判，交流互鑒。由此即涉及郭先生傳統文化觀的第二個特色，即時代性。我們不能陷于傳統的榮光中而成為“愛國的自大”，如郭先生所說的：“如果對我們的民族歷史文化沒有清醒的反省和科學的分析，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就可能成為民族自大主義。這種‘愛國的自大’在客觀上會成為阻塞吸收外來先進文化的無形屏障，使傳統文化成為沒有生命力、沒有復蘇生機的木乃伊、死古董。”對傳統文化不僅要有清醒的反省和科學的分析，而且要以現代世界先進文明為標準，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與改造，“（傳統文化）以現代科學與人文思想、意識來加以考察、分析、批判，始可以轉化、建設為今天精神文明中的有益的內涵”。

總結來說，我們在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過程中，必須一方堅持時代性原則，不脫離世界文化發展大道，一方堅持民族性原則，不失去對民族文化的“溫情與敬意”。正如陳寅恪所說：“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或者如魯迅所說：“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雙向批判是傳統文化健康發展的必要前提，郭先生的傳統文化觀辯證地將民族性與時代性統一在一起。

作為現代大陸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郭齊勇先生并不囿于儒家價值觀念的范圍，其傳統文化觀具有包容開放性的特點。 他超越了港臺新儒家以儒學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并將儒學理解為心性之學的狹隘觀點； 以中華人文精神為核心關切點，對中國傳統儒、釋、道、名、法、墨、陰陽等各家各派的價值理念進行了吸收和重構，以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內容，貢獻于世界人類文明。 例如，他從生、變、和、中、敬、群等方面闡述了中國智慧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可能發揮的作用，體現了中國思想經世致用的品格；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價值觀念并不限于儒家，而是涉及儒釋道各家，乃至于名法墨陰陽等各家。 此外，郭先生也從立體的角度，分析了儒釋道三家在現代人安身立命方面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和所起的作用，儒家的任道擔當精神和人生修養境界、道家的無待逍遙理想和超越精神以及佛教的菩提智慧和人生解脫之道，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世界意義的核心內容。 質言之，郭先生對中華人文精神的現代重構，既是其開放的新儒學觀的理論體現，也是其開放的心靈境界的自然流露。

郭先生的傳統文化研究，并不是在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其現實針對性，根本目的即在于“建立主體性的中國文化系統”“組成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既不脫離世界文化發展大道，又不失民族文化特色的新中華文化體系”。他認為中國之為中國，中國文化之為中國文化，一定要有自己內在的東西，有主導性與主體性的常道。這就是要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或者說中國之為中國的中國性。針對妄自菲薄的“民族虛無主義”者，他在書中屢屢用明代大儒王陽明的《詠良知詩》“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進行點撥，喚醒世人內心的一點靈明，不要失掉自己的民族本性。只有我們在精神上站立起來，真正成為一個文化主體，才有參與世界文明對話的精神依據，而如果我們處處拾人余唾，東倒西歪，依草附木，則已經失去了與世界文明平等對話的資格。由此郭先生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根本特色即在于其主體性或者中國性，此一特色和精神貫徹本書始終，也可以說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完美體現。當然中國性與民族性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可以說中國性是新時代的民族性，民族性是傳統的中國性，皆體現了自主自立的主體性。

“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學者。”（孟子語）郭齊勇先生常以“守先待后”自期，看似平平無奇，但真正能做到卻并不容易。對于傳統文化的創造轉化、繼承性創新，郭先生真正做到了“守先待后”，他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堅守其民族性、中國性，進而發揮其時代性、世界性的意義與價值，是“守先待后”的典范，值得后來者學習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