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張繼科事件”霸屏熱搜，呂德文老師幾年前的一篇社會調查文章《賭博，正在摧毀農村》引起廣泛熱議，被多家媒體轉發。

呂德文老師的調研地點是兩湖地區的某個鄉鎮，恰巧筆者的家鄉離此不太遠，因而筆者對文章所描述的情形并不陌生。

但是，對于文章的標題，筆者卻是不大認同的：

一則與其說是賭博“正在摧毀農村”，不如說是賭博在“死掉的農村”重新復活罷了；二則“傾家蕩產”去豪賭的農民其實是極少的，大多也只是打打小牌打發時間，說賭博是鄉村“社會之癌”，未免有些夸張。

對于農村而言，比起已經搞過多次、且禁而不止的“禁賭”，更緊迫也更重要的事情，顯然應該是為“死掉的農村”尋找真正的出路。

本文分享兩個發生在筆者至親身上的“賭博”故事，供大家思考。

農村的貧富分化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筆者有四個表姐，她們恰好嫁到了本縣比較有代表性的幾個不同階層的家庭：大表姐夫的父親70年代就在國營的建筑單位當干部，80年代他們家庭成了縣里比較早就承包工程的“包工頭”，如今在縣里也算是排得上號的富裕家庭；二表姐夫90年代開始開飯館，生意雖沒做多大，但在縣里大致也算“中產”；小表姐夫家里是做別的小生意，與二表姐家境相近；三表姐則是嫁到了鄰村的一個農家，家境屬于最差的。

不過，筆者小時候卻是最喜歡三表姐夫的，他人特別好，樸實、勤奮、忠厚，對三表姐很好，對我們家幫襯也多，前一個時代“窮幫窮”的慣性至少延續到了八九十年代。

2000年前后，三表姐夫在縣里的工地當小工，兼帶務農。逢年過節大家都會走親戚、串門，不說與其他幾個表姐夫攀比，就說與村里的小富起來的同齡人比較，三表姐夫也難免自慚形穢，總覺得自己無能，沒有讓三表姐過上好日子。

終于有一天，三表姐夫下定決心要跟著同村人去浙江打工，要混出個樣；三表姐則留在老家，既要邊務農邊在賓館當保潔員，還要照顧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就這樣，三表姐夫一家雖然過得辛苦，但慢慢地也快要攢夠翻蓋老家房子的錢了。

有一年春節，從不賭博的三表姐夫被同村的人拉去“炸金花”，可能手氣比較好，一下午就贏了幾百塊錢。這讓三表姐夫看到了一條“快速致富”的道路，慢慢地就迷上了賭博，雖然有贏有輸、并未立即“致富”。

三表姐知道情況后一開始就極力反對的，還拉上幾家親戚一起勸三表姐夫。三表姐夫也覺得這是一條“邪路”，便下定決心“戒賭”，重新踏上去浙江打工的路。

后來聽說三表姐夫在浙江又去賭了，具體賭什么不知道，只知道賭得特別大，把家里好不容易攢起來的積蓄敗光了，還倒欠20多萬的賭債，幾家親戚湊錢幫他還了債。此后，再見三表姐夫的時候，他的眼里已經見不到從前的樸實、淡定和干凈，整日低著頭、勾著背、見不得人的模樣；再后來聽說三表姐夫又去賭，被別人追債追到家里；家里沒有值錢的東西，門窗都被砸了，而三表姐夫也“失蹤”了，從此便沒了音訊……

今年春節，筆者回家鄉給三表姐拜年。不到五十歲的她，已經有了很多白頭發，整個人也消瘦了很多，背也已有些駝。這些年她獨自給家里的老人送終，拉扯著兒子長大；兒子讀完中專在當地找了一份工作，工資并不高，家里的幾間平房已經成了危房；三表姐仍舊一邊務農，一邊做保潔，為了兒子結婚的彩禮錢一籌莫展；問起三表姐夫，依然沒有音訊，三表姐只能當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因為三表姐夫賭博的事，母親有一次跟我聊起了外婆的往事，這件事母親以前并未提及，大概覺得難于啟齒吧。

外婆的家庭在解放前屬于富農，但外婆和前外公都比較好賭，家產很快敗掉，淪為了貧農。前外公因病去世，解放初外婆又改嫁，才有了母親。

但解放后外婆仍舊改不掉好賭的毛病，因此并不顧家。母親在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做家務，被大隊部學校的老師拉到學堂又被外婆拉回家。寒冬臘月，才六歲的母親就一個人蹲在河邊，在冰面上鑿個窟窿洗一大家人的衣服——這個細節我是在小時候去外婆家串門就聽鄰居提起過，他們因為這事夸母親懂事早、很勤快。

外婆好賭的惡習一直持續到了60年代初。

解放后政府禁賭的決心非常大，但真正把賭“禁掉”的，卻是在人民公社完善成熟以后，此前單靠行政力量是做不到的。那時的社員們已不再似解放前農民那種“各顧各”的狀態，誰家要是有人賭博，很快就會有別的社員揭發、監督、批評，從大隊到小隊也會有干部輪流過來做思想工作，整個農村的風氣在很短的時間里大為改觀，賭博之風才徹底銷聲匿跡。

更重要的是，依托于當時的人民公社農業集體經濟的經濟基礎，農村精神文化生活逐漸豐富起來，農閑時期大家已經不再需要通過打牌打發時間。經常會有電影放映隊和戲劇團下到農村，公社還會組織村里的運動會、籃球比賽、拔河比賽……此外還有勞動技能比拼。外婆因為鞋墊納得漂亮，還獲過一次獎，后來又在小隊里并評過“先進”。

（這里插一句：前一段時間，貴州的“村BA”被媒體刷屏，某些媒體追溯歷史，把源頭算在了民國時期，這完全是“扯犢子”。要說籃球是民國時期傳入貴州的沒太大毛病，但籃球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風行，絕對起源于是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業合作化時代！）

80年代，人民公社解體之后，這樣的情景便不復存在了。筆者很小的時候，還見到過一兩次電影和戲劇下鄉，此后便再沒見過；而農村開“運動會”，卻只存在于母親的口述中，筆者打小就沒看見過。

賭博倒是在80年代初又時興了起來。外婆重新走上了賭桌，雖然只是“小賭怡情”，卻是后來三表姐夫們“大賭傷身”的開端。

從外婆和三表姐夫的經歷，筆者看到了“鬼變人”和“人變鬼”的兩段時代印記。追根溯源，讓筆者想到了那個舉世聞名的安徽小崗村。

《安徽省志》12卷“公案志”第三篇“社會治安”（下）的第一章《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社會治安》第四節“維護社會秩序”，也生動地記述了這段歷史，茲摘錄如下：

五、禁止賭博
民國時期，賭博之風在安徽流行……麻將、牌九之聲日夜不絕……群眾聚賭，更是屢見不鮮。
1949年春，安徽解放。……是年，民國時期所遺賭場均為公安機關查禁。
1961年（當時曾希圣在安徽推行“包產到戶”——筆者注），全省賭風又漸起……某公社黨委第一書記范某，先后參賭50余場……是年11月省公安廳發出禁賭通知，號召各地各單位動員社會輿論，依靠群眾制止賭博……至1962年，賭風逐漸減弱，農村賭風基本平息。
進入80年代，賭風又烈。1982年春節期間，宿縣、宣城、徽州地區，合肥、蚌埠、蕪湖、淮南等市，共抓賭1197場，收繳賭具853副，沒收賭資48300余元……

這段歷史，讓我們從另外一個側面理解了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的那段談話：“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這么重……”

作者：子夜吶喊 子夜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