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政治為什么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岔路口？

由施展、孟慶延、周林剛、許小亮、解揚和何必六位老師擔任主講的音頻節目《吃透經典：施展領銜解讀十本中西必讀書》于6月20日在“喜馬拉雅”APP正式上線。

這個節目不僅帶你了解人文社科領域最重要的思想，而且始終立足當下這個巨變時代，借由經典回溯不同認知的源頭，幫你理解這個多元的世界。

接下來為你奉上節目中的一集文稿，來看看作者田余慶先生理解中國歷史的獨特視角。

你好，我是施展。今天我要講的這本書是《東晉門閥政治》，這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田余慶先生的經典之作。為什么要來講這樣一本看起來非常專業的歷史書籍呢？這是因為，田先生這本書對于我們理解中國歷史，提供了一條很有價值的線索，也就是通過東晉時期的門閥政治，來窺探中國歷史發展的岔路口或者說另外一種可能性。田先生把這個歷史的岔路口稱之為中國專制皇權的“變態”，就是在中央朝廷中，有若干士族門閥與皇帝共治，而不是皇帝一人的專制。

田先生為什么把門閥政治稱為專制皇權的“變態”？那就需要先來看看中國歷史上專制皇權的“正態”是什么樣子，以及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歷史呈現出什么樣的形態。

其實，我在《樞紐》這本書里也反復談到，中華文明在很長時間內都呈現為一種大一統的政治形態，皇權自上而下地進行集中統治。我們作為中國人，對于大一統皇權政治形態是相當熟悉甚至認為是理所應當的。然而，如果我們對比其他文明就能發現，大一統的實現是需要很多前提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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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明的政治形態

要形成大一統，有兩個關鍵的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自然條件，特別是地理環境以及農業條件，簡單說就是自然條件好，適合發展農業。第二個就是社會條件，這個社會條件就是指社會的結構是否有利于統治者能夠以非常低的成本去汲取足夠多的統治資源。

用這兩個標準去考察世界歷史上的不同文明，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大一統皇權政治形態并非獨一無二。

最早出現人類文明曙光的地方，比如尼羅河三角洲地帶和兩河流域都是自然條件非常好的區域。在這些區域都有大的河流定期泛濫，帶來非常肥沃的土地。在這里生活的先民，就最早發展出了一系列很重要的農業技術，比如牲畜馴化、小麥種植，還發明了可以用來運輸的輪子等等。那么有了這一系列的物質條件之后，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就誕生出人類社會最早的國家，一個是巴比倫，我們稱之為巴比倫帝國，另一個是古埃及帝國。這兩個國家的顯著特征都是有著非常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農業條件，都形成了一種非常集中的國家政權形態。

我們再把目光移向西邊，去看看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就會發現有很大的不一樣。無論是古希臘世界所在的巴爾干半島，還是古羅馬所在的亞平寧半島，它們的自然地理條件都是比較破碎的山地，缺乏大河、大平原。每一個小城邦所占據的地方并不足以支撐起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因此，很多城邦是無法自給自足的，它就發展出了非常繁榮的商業。這些城邦由于山地阻隔，物產有限，只能在各自小的地理范圍內形成了一個個城邦。歐洲早期文明都呈現出一種破碎的小邦林立的城邦形態，就和巴爾干半島和亞平寧半島所處的那樣一個多山的地理環境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再來看看亞洲東部，這里的情況和前面說的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比較相似。無論是印度河流域還是中國黃河中下游，都有著非常廣闊的大河沖積平原地帶，農業基礎非常好。但是在自然條件相似的前提下，古代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卻呈現出了非常不一樣的形態，那就是中國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內都呈現為大一統的形態，偶爾中間間隔有大分裂，而印度卻恰恰相反，它是在比較長的分裂之后會有短暫的統一。

那么，為什么這兩個自然條件相似的文明卻會在政治形態上非常不一樣呢？這就要說到社會結構了。我們都知道，在戰國七雄時期，各個諸侯國開始了大范圍的爭霸戰爭。各國都進行了變法，比如秦國的商鞅變法，比如魏國的李悝變法。這些變法最關鍵的地方都在于打掉了國內的封建貴族，從而強化了各諸侯的王權，同時利用軍功的激勵去動員起全國的百姓投入到大規模的戰爭之中。

這樣一個打掉貴族，大規模發動平民的社會結構的改變，就使得統治者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汲取比較高的戰爭資源，從而形成了后來我們熟悉的大一統的秦漢帝國。而古印度文明，由于它的印度教的思想，形成了我們熟知的卡斯特種姓制度，社會因此形成高度分化的狀態，統治者很難打破各個種姓之間的的間隔，去有效汲取各種統治資源。

所以我們會看到，盡管印度的自然條件甚至比中國中原地區還要好得多，但是在印度漫長的歷史之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小邦分立的狀態，只有有外族入侵或者有特別強的政治強人出現的時候，才會形成一個統一的帝國。

02

古代中國皇權的制約力量

通過這一系列世界文明的比較，我們就更能體會到中華文明的特殊性，也就是大一統，而且是長時間的大一統。秦統一六國之后，中華文明似乎進入到這樣一種不可避免的歷史命運。

但是我在《樞紐》里也指出，以唐宋之際為間隔，中國的歷史又可以分成前后兩個循環階段。從秦到唐之間這一段時間里面，中國的社會結構里依然有著某種力量制約著大一統的皇權，使得大一統帝國并不能呈現出非常穩定的狀態。所以，我們會看到在秦到唐這一段時間里面，通常是在一段長時間的大一統帝國之后，就會有一段非常劇烈的大分裂，然后再接上一個非常強大的大一統帝國，這是中國歷史的第一個階段。而等到了宋之后，盡管有著中原和草原之間的爭霸以及草原民族政權的問題，但是中國始終沒有再陷入到長期的大分裂之中，而是一個大一統帝國，緊接著又是另一個大一統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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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秦代建立起的大一統帝國是中國歷史命運的軌道，那么宋代以后的中國歷史則不可避免地完全走向了這條軌道。而在秦到唐之間，中國歷史恰恰有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向我們展示出了歷史發展的另外一種可能性，也就是田余慶先生所說的中國專制皇權的“變態”。因為正是在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結構里，依然還有類似于封建貴族那樣一種社會力量在制約著大一統的皇權。

這些制約皇權的力量是怎么形成的呢？在秦漢帝國建立大一統之后，中原農耕政權與草原游牧政權的矛盾就突出出來。漢武帝征伐匈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戶口減半不是說有一半的人口都因為戰爭死亡了，而是說大量國家直接掌握的編戶齊民不堪壓榨，拋棄土地投靠到地方有勢力的豪族。于是，地方豪族的勢力就逐漸壯大了，開始成為對皇權的制約力量。

到東漢時，皇權的重振就需要地方豪族的支持，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依靠的就是南陽地區的豪族力量。經過東漢一朝的發展，三國與兩晉時期，地方豪族發展成為集家族學術、莊園經濟、部曲武裝、累世高官的士族門閥。永嘉之亂、五胡入華，晉朝朝廷只能南渡到了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南渡之后的司馬家皇室能力十分有限，所以必須要聯合朝廷里面的士族門閥維持政治局面。于是，就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很奇特的歷史階段，就是由若干個世家大族共同來支撐司馬家的皇權。這些世家大族在權力的巔峰時期，甚至可以任意地廢立皇帝。

但是，這些世家大族自己也并不能完全取代司馬家的皇室，司馬家也不能即刻消滅掉這些世家大族，實現自己的直接皇權統治，于是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奇特的平衡形態。田先生將它稱之為中國專制皇權的一種變態。背后的意思就是說，專制皇權有一個理想的形態，本來應該是皇帝自上而下、一呼百應，能夠完全控制百官。而東晉的這一段歷史卻背離了這樣一種理想狀態，因此被田先生稱之為變態形態。這樣一種變態形態也恰恰展現出了中國歷史的豐富性和多元性。

我在寫作《樞紐》的時候，也會反復閱讀田先生這本書，今天也把這本書特別推薦給大家，田先生的這本書能夠很好地幫我們把握住中國歷史的特征，幫助我們理解皇權政治。

而除了我們所關心的宏大的政治問題之外，田先生在這本書里面還呈現出了歷史非常豐富的細節，向我們全面地展示了當時士族的生活狀態，里面也有一系列很有意思的問題。比如，為什么東晉各個士族門閥都要和司馬家結婚聯姻？比如，為什么王羲之、王獻之、王坦之這些人名字后邊都帶個“之”字？再比如，為什么東晉的朝廷一直沒有像后來南朝那樣，和北方的胡族政權建立起比較穩定和睦的通使關系？這一系列的問題在田先生的書里面，都可以找到答案，田先生向我們細膩地展示了這段時期士族門閥很多元的面向。

好，這一講我跟你介紹了《東晉門閥政治》這本書核心的主題，也就是中國歷史的“變態”形態到底是什么。從下一講開始，我們會進入到這本書具體的講述里面，我們下一講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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