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覺得東野圭吾寫社會題材比推理更精彩，如未成年犯罪題材的《彷徨之刃》、婚外情題材的《黎明之街》、描寫人性之惡的《惡意》、描寫犯罪家屬困境的《信》……（點擊藍字可跳轉，其他舊文沒放在網易號）

總體來說，東野圭吾寫“惡”比“善”精彩，大概“人性本惡，善非天性”，太陽和人心都不能直視呀。

《紅手指》于2006年出版，是刑警“加賀系列”的第七部。

東野圭吾說：“我姐姐讀完《紅手指》，流著淚給我打來了電話。”為何流淚？我想因為這部小說觸動了很多社會現實：養老與家庭矛盾、教育與溺愛孩子、校園霸凌、未成年犯罪……

老齡化與家庭矛盾

小說主人公前原昭夫的經歷很有代表性，他面對結婚生子、婆媳關系、父母老去的種種問題，就像我們身邊經常發生的故事。

昭夫和八重子經人介紹認識，交往一年后結婚。

兩人的愛情并非刻骨銘心，只是雙方都沒有更合適的對象，也沒有分手的理由，女方又即將超出適婚年齡，才不得不結婚。

他們租屋結婚，三年后生了兒子直巳，八重子對兒子極其溺愛。

昭夫的父母喜歡孫子，昭夫幾乎每月都回一次家。一次，昭夫的母親政惠建議八重子斷奶，不合八重子的原則，八重子抱著直巳立刻離開，從此不再踏足昭夫的父母家。昭夫怕做“夾心餅”，因此疏遠了父母。

七年過去，昭夫的父親突發腦梗塞，手術后撿回一命，但幾個月后發現有老人癡呆癥，而且急速惡化，記憶衰退，行為荒唐，養老院拒絕接收，只能由政惠在家照顧。

昭夫有個妹妹叫春美，她已經嫁人，和公婆住在一起，丈夫開日雜店。她幾乎每天忙完都會來看看母親，想盡辦法幫助母親。

八重子對家公的事不聞不問，昭夫只好默不作聲。

想幫忙卻無能為力，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去。春美和政惠也不來向他哭訴了，或許是徹底失望了。昭夫也就不管她們。良心上的譴責讓他埋頭工作，暗示自己還有其他要做的事情。他不再去探望父母了。

半年后，父親去世，昭夫心里生出久違的解脫感。

父親去世三年左右，政惠在年末大掃除摔倒，膝蓋骨折，手術后出門要靠拐杖。考慮到母親獨居危險，昭夫決定搬回去和母親一起住，八重子反對。

昭夫說母親只是腿腳不方便，生活全部能自理，八重子要做的只是為母親做做飯，其他都不用管。

反復討論多次，八重子終于同意了。與其說她是被丈夫說服，不如說是心里盤算著要借此弄到獨門獨戶的房子。經濟長期不景氣，昭夫的工資也沒漲過，一直夢想的房子基本沒有希望。

于是，昭夫一家三口搬進父母家，住進去之前還做了一些裝修，八重子也很滿足住進大房子了。

剛開始大家表面和睦，很快昭夫就發現母親沒同桌吃飯：八重子和政惠的口味完全不同，她們分開做飯了。

婆媳爭斗讓昭夫心情沉重，他光顧酒吧越來越多，認識了新歡，每晚回家都會爭吵，昭夫始終不承認外面有人，八重子也沒找到證據。

再過不久，八重子告訴昭夫，政惠癡呆了，記憶力低下，經常丟三落四。八重子想把政惠送去養老院，春美堅決反對。

春美提出她來照顧母親，每晚固定時間來，每次都自己帶飯菜，因為政惠不吃八重子做的飯。

溺愛不是“愛”

昭夫不管家，家中大小事務都是八重子處理，他從未做過飯，也沒打掃過房子。

直巳小學時很聽父母話，不知何時開始不服從管教，如果嚴厲批評就大吵大鬧。昭夫更加減少和兒子接觸，教育兒子主要由八重子來做，他就不過問了。

直巳在小學被霸凌，上了初中在學校被孤立，小學欺負他的人到處說他以前的事，他就更加宅了，在家總是躲在二樓的房里玩游戲。

八重子溺愛兒子，和直巳說話像哄小孩一樣，盡量順著他，不敢惹怒他，這不是“愛”，是“害”。

直巳上初三了，大概兩個月前，八重子發現直巳有喜歡幼女的傾向，她又是不敢多問。

一天傍晚她回家，發現院子里有一具小女孩的尸體，是直巳掐死的。她趕緊打電話叫昭夫回家，還讓他找借口不讓春美這晚過來。

直巳平時宅在家玩游戲，父母不敢管，一管他就瘋狂砸家里的東西。面對父親的質問和勃然大怒，他毫不在乎：“真煩人！和我沒關系！”

昭夫說要報警，直巳跳起來說“我才不去那種地方呢！”還隨手拿起遙控器扔向昭夫。

“我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做的事，父母有責任，我什么都不知道。”
盡管被母親抱著，直巳仍然叫喊著，瞪著父親，臉上沒有一點反省和后悔。無論何時，他從不覺得自己不對，永遠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

昭夫推測直巳當時的心境：他一碰到麻煩事就躲進屋子逃避，絕不考慮之后的事。他認為反正把女孩的尸體扔在院子里了，父母總會解決的。

昭夫想報警，八重子以死相逼，“你要是把孩子交給警察，我還不如現在就這么死了”。

直巳置身事外，昭夫和八重子商量后決定拋尸，為兒子掩蓋罪行。

昭夫半夜把小女孩的尸體移到附近銀杏公園的公廁里，第二天就被人發現。小女孩失蹤，她的父母早就報了警，警察迅速展開調查。

昭夫認為警察不好對付，他又提出去自首。

“與其說蹩腳的謊言被逮捕，不如干干凈凈地去自首，才能盡快回歸社會。未成年人不會被透露名字。只要搬到遠方，就沒有人知道過去的事。”

八重子惡狠狠地否認。

“不透露名字就沒有傳言了？搬家也沒用，殺小孩的標簽會伴隨直巳一生的。誰能接受這樣的人？你會平等地看待這些人嗎？我是不能，這是理所當然的。被捕的話，直巳的一生就到此為止了，我們的人生也到此為止了。”

“把父母當成什么了？”

刑警加賀很快懷疑前原家了，昭夫想出一個邪惡念頭：隱瞞兒子罪行，把母親當替罪羊。

前原昭夫主動報案，坦白是他拋尸的，具體細節全都對得上。

他說兇手是患有癡呆的母親，因為小女孩拿他母親的玩偶玩耍，所以母親“把她收拾了”。為了加強謊言的可信性，昭夫將直巳房間的動漫玩偶（和被害的小女孩收集的超級公主屬于同一系列）搬到母親房間。

加賀認為前原沒說真話。

“家里有隱瞞的真相，但不應該在警察局的審訊室里強迫他們說出來，必須在家里，讓他們自己說出來。”

昭夫決心走到底，畢竟“親生兒子舉報老年癡呆的母親殺了人，不由得別人不信。”

如果是患有老年癡呆癥的老太太殺了人，應該能博得幾分同情，這是老齡化社會的悲劇，前原一家也會被當成受害者，對直巳將來的影響也會降到最小。

昭夫甚至想，如果母親清醒，她一定愿意犧牲自己來救孫子的。

加賀故意和春美配合演戲，要逮捕政惠，送政惠去拘留所。

快出門時，昭夫才注意到母親的指尖是紅的，就像以前癡呆的父親一樣拿口紅涂的。

春美拿拐杖給政惠，拐杖的鈴鐺上有個小木片，是昭夫在中學給母親做的禮物。

過了幾十年，政惠還珍藏著這個東西，不僅珍藏著，還綁在自己最常用的物品上，一定是患上老年癡呆癥之前的事。對她來說，這個名簽很珍貴，因為是兒子送的第一件禮物。

昭夫的心理防線崩潰了，他終于說出真相，加賀毫不吃驚。

昭夫問加賀是怎么發現的，加賀說因為紅手指。尸體上沒有紅手指留下的痕跡，和政惠是兇手的說法矛盾。政惠通過“紅手指”傳達信息，讓加賀發現漏洞。

原來，政惠沒有癡呆，春美也知道。

在家里，八重子態度冷淡，昭夫疏遠年邁的母親，直巳更加覺得祖母是個臟東西。

政惠對這種狀況絕望了。她最后選擇的道路就是創造一個自己的世界，不讓其他家庭成員進來，唯一的例外是春美。恐怕只有和她在一起時，政惠才是最幸福的。

昭夫又問加賀怎么知道母親沒有癡呆，加賀說，看到紅手指的時候，他看著政惠的眼睛，政惠用眼神和他交流。

“你母親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像在說些什么。那不是沒有意識的人的眼睛。前原先生，你認真地看過你母親的眼睛嗎？”

昭夫利用“癡呆母親”為兒子頂罪是無恥，而直巳對罪行的冷漠無知更令人發指。

直巳在路上碰到小女孩，小女孩看到他背包上超級公主的鑰匙鏈，問他在哪買的，他就約小女孩來家里看他的玩偶。小女孩住在附近，才七歲。

他給女孩看了玩偶，女孩卻說要回家，他就掐她，“沒掌握好分寸”，就在飯廳掐死了女孩。女孩小便失禁，他怕弄臟地板，就弄到院子里去，然后回房間打游戲。

警察問他為什么要掐死小女孩，他說“不知道”，之后就不發一言，直到被帶出審問室，他才開口說了一句：“都是父母不好。”

“都是父母不好”——這句話大概是整個故事最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未成年犯罪的原因很多，但從不反省，永遠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似乎是“標配”。

“這是多么愚蠢而淺薄的犯罪，隱藏的真相卻震撼人心！”

昭夫為保兒子，把殺人罪名強加給“癡呆母親”。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他要八重子把直巳叫來“統一口供”：“要是以為什么都靠父母撐腰就大錯特錯了，他把父母當成什么了？”

可是，昭夫這樣做，他又“把父母當成什么了？”把年邁母親視為家庭負累，就可以成為兒子作惡后的犧牲品？

當政惠聽到昭夫和八重子商量如何找她做替罪羊，她是怎樣的憤怒、悲傷和羞恥呢？有這樣的兒子，有這樣的孫子，這個家是否讓她更絕望呢？

東野圭吾總能敏銳發現社會問題，然后把社會的種種現實問題融入到小說里。

《紅手指》這個關于家庭、親情、人性的作品，讓人深思并發出靈魂追問：

照顧老人的責任和負擔（尤其是生病老人），有多少孝心和耐心去支撐？

夫妻隨著時間流逝和生活壓力，有多少能保持理解和寬容，共同努力維系感情和經營家庭？

父母教育孩子，有多少能理智區分“真正的愛護”和“無節制的溺愛”，讓孩子能健康快樂成長？

“三代同堂”的家庭應該怎樣存在？

人性的軟弱和丑陋用什么來救贖？

家應該是最讓人安心、舒心的港灣，如果家讓人支離破碎，人又能退到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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