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義與儒家的影響

所謂儒教

儒教，與佛教和道教并稱“三教”，被稱為中國主要的三大宗教，但我們很難像定義大乘佛教或羅馬天主教的那樣把它確定為一種宗教。

因為它既沒有教義，也沒有教士。

雖然孔子生活的那個時代也有祭拜儀式，但沒有任何形式的禮拜。

春秋兩季，在中國很多地區，“孔廟”的紅墻大殿內由各地方官員主持的紀念儀式，并不是為了表達對這位圣人的崇敬之情，而是一個紀念孔子的非宗教儀式。

實際上，在孔子去世幾個世紀之后，這種紀念逐漸接近于宗教崇拜，女人甚至向孔子祈求賜子，這被看作是一種迷信的、不合常規，進而在被皇帝詔令制止。

實際上，儒教也有自己的“圣經”，其中包括九部經書（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都歸于這位圣人的名下。

但這些經書并不代表神，除書中所記述內容，沒有任何有關神的啟示。

這些書教給人們有修養的生活觀念和社會理想。它已經成一種民族的宗教融入到古老民族的自然與祖先崇拜中。

你也許會認為，儒教的本質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它只是對孔子的間接崇拜，這與羅馬人當中的斯多葛學派十分相像，把對既定崇拜的忠誠當作一個原則問題。

孔子的教義

只有把孔子放在他存在的歷史背景中才能真正認識他。有人指責這位圣人的思想是倒退的、迂腐的；但你不應該說他只想回到“過去的美好日子里”。

當他在周的朝廷上第一次查看祖先神祠、組織每年一次的祭天儀式時，他疾呼：“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

這是樹立了治國的理想，他生活的那個時代距離這個理想還很遙遠。

周王朝雖然出過幾位有才干的帝王，掌控著整個黃河流域，卻在公元前六世紀日益衰落，甚至只能靠封建帝制來維系。

周天子淪為徒有虛名的帝王，古老的帝國疆土分崩離析，落入強大蠻橫的諸侯手里，他們都為自己的利益而戰。

儒家學說的一些獨有的特征，可以總結為這樣幾點：

第一，孝是最重要的倫理美德。

一個孝順的兒子要在五種關系中盡職盡責，這五種關系分別是：父子、君臣、夫妻、兄弟和朋友。

這樣的觀念，自然會受到中國社會體制的支持，因為當時的社會是家長制的，是以家庭（而非個人）為社會基本單位。

在祖先崇拜中對家庭的忠誠已經成為一種具有宗教意義的責任。

在此，孔子是在強調他對中華民族習俗的贊同，這一習俗在早期的頌詩中就有所表達，即向亡靈供奉酒食。

這種家庭祭祀到底能否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宗教崇拜，是值得探討的。有人把它等同于法國人在萬靈節上裝飾墓碑的習俗。

但它牢固了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在不斷逝去的一代又一代人當中牢固樹立了家庭統一和永存的觀念。

第二，人與人之間應該本著“互惠”規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仁愛（對兒子和兄弟之愛的延伸）是對待他人應有的態度，但要避免愚蠢。

當被問孔子對老子“以德報怨”的態度時，孔子的回答是：“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

第三，“君子”是道德力量的主體。

人性本是善的，所有的邪惡都因為不當的教育和不好的樣本。

而君子的美德則會起引領作用。因此孔子要培育“君子”品格-這樣的君子有智慧和道德懂得禮節，以至在任何時候他都懂得什么是對的。

擁有這種品格的人正直而沉穩，也可以說是為了美德而實踐美德。“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

第四，孔子對于神靈世界的態度是虔敬地持有不可知論。

對于死亡和未來的情況，孔子通常并不多言。

“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他常常提及“天”，他并不是有意回避“上帝”這一人格化的用語，他的言論有許多對人信任的記錄，但他將關于存在的本質和世界的命運的思考都僅僅視為白費心思。

當聽說兩個喪去朋友的人用“生是夢，死是醒”的這句話來自慰時，孔子說道：“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莊子·大宗師》）

總之，孔子并沒有創立任何宗教體系，但是他卻通過傳播其倫理意義，建立了一種教義。

他的重心在做于社會有用的人，他一板一眼地履行宗教儀式，其目的是為了達到“社會和諧”作用，而不是出于對宗教的熱情。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就是理性的克制。

儒家的影響力

長期以來，中國的精神生活都受儒教支配，在西方學者的言辭中，儒教與民族精神兩者達到了和諧。

實際上，它是在不斷遭受非議與詆毀中成熟起來的。

孔子去世之后的200年里倫理學理論一直在互相對抗著。

楊朱提出了一種輕物重生利己主義。

墨子提出了一種與這一學說針鋒相對的激進的利他主義，提出兼愛來醫治社會的混亂。

老子對孔子的性善提出質疑，認為人性之向善，就像水之東流，或者柳樹條做成器具。

面對所有這些爭論，孔子最偉大的追隨者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為他進行了辯解。

但儒教還不得不面對另外一些思想體系，而這些思想體系所表現出來的宗教吸引力比儒教所提倡的更加積極。

于是道教粉墨登場，宣揚順從“天道”，并得到了中國最有智慧的文人莊子的支持。

莊子的倡導神秘主義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

而這一學說最終被孔子學說打敗的原因，大概是正如歷史學家司馬遷所解釋的：“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記·莊子列傳》）

但孔子對亡靈的解釋保持沉默，恰好給佛教提供了機會，后者用大量的細節描述了人死后的狀況，而這正是人們的想知道的。

其實，佛教的悲觀主義哲學跟中國人的本性氣質并不相符，但佛教宣傳的報應學說和拯救之道贏得了人們的認同。

從公元五世紀起，佛教與儒教的沖突有增無減，最終走向衰退。

但即使在佛教衰敗的時候，佛教也為老百姓所信奉的泛靈宗教提供了很多理論和實踐。

儒教在佛教的衰落時所取得的勝利并不單純是對孔子和孟子學說的重復。

道教和佛教提出了人類必須面對的宇宙論問題。

于是，從周敦頤（1017-1073年）開始的新儒教在《易經》的基礎上構建出了嶄新的宇宙哲學，從兩個角度描述了世界：從物質起源到人的智慧，它們一方面構成了五種基本元素和一切感官素材，另一方面引發了一切智慧和道德倫理。

新儒教中最偉大的人物是朱熹（1130-1200年），他對經文的評注在當今看來都是權威性的，他闡釋出的家庭禮儀和舉止規矩把儒教的行為準則帶入了普通百姓家。

1906年，孔子被皇帝“奉為神明”。之后，隨著共和主義的興起，出現了一種思潮，它不僅抵制對孔子的封圣，而且反對整個保守的傳統。

這場運動如今仍影響深遠。在西方批評者的眼里，孔子贏得了人們對他的尊崇。在現實中，也確實沒有任何人能夠像孔子一樣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