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VS江蘇，誰才是未來的“經濟第一省”？

2024年，廣東GDP已連續36年蟬聯全國第一，同為經濟大省的江蘇排名第二。

公開數據顯示，廣東GDP為141633.81億元，江蘇為137008億元，兩省差距為4626億元。

但一個顯著事實是，江蘇從2020年開始，經濟增速一直是連續超過廣東：

2020年江蘇3.7%，廣東2.2%；2021年江蘇8.6%，廣東8.0%；2022年江蘇2.6%，廣東2%；2023年江蘇5.8%，廣東4.8%。

而2024年，兩省GDP增速差距繼續增大為江蘇5.8%，廣東3.5%。

很多人對此樂觀表示，江蘇如果一直保持如此強勁的發展態勢，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反超廣東，搶走全國GDP第一的寶座，成為“經濟第一省”。

可在城市研究室看來，從目前來看，江蘇想短時間超越廣東，有點難。

廣東經濟增速為何連續5年被江蘇超過，不是冰冷的數字就可以說清楚的，但可以結合不同維度來分析一下。

廣東、江蘇都是經濟大省，均是“勇挑大梁”的存在，城市結構和產業發展上各有特點，也成為整體經濟增速的“晴雨表”。

廣東其實也很類似，比如高度依賴珠三角的深圳、廣州、佛山和東莞四個萬億城市，約占全省經濟的七成，可以視為廣東的“領頭羊經濟”。

但可謂“成也是蕭何，敗也是蕭何”。

2024年，廣東經濟增速為3.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5.0%。其中，深圳以5.8%的增速挑起大梁，經濟增量達1898億元，占全省增量的“半壁江山”。

廣州和佛山增速分別為2.1%和1.3%，增加值分別為308億元、38億元，經濟增量有限；東莞雖有4.5%不俗增速，但412億元的增量依然難以彌補廣佛的經濟滑坡，導致廣東整體經濟失速。

此外，廣東的腰部城市惠州、珠海、中山發展相對滯后，2024年GDP分別為6136億元、4479億元、4143億元，距離萬億目標仍有差距。

而經濟排名靠后的云浮、河源等粵西和粵北城市GDP均不足2000億元，廣東幾乎都懶得提。

相比之下，江蘇的城市發展更為均衡，而且許多即將邁入“萬億俱樂部”。

江蘇有五個萬億城市：蘇州、南京、無錫、南通和常州，是全國萬億城市最多的省份。

眼下，徐州（9537.12億元），距離“萬億俱樂部”僅一步之遙，揚州（7809.64億元）正在躍躍欲試，按照兩市發展速度，很有可能讓江蘇萬億城市數量在未來兩年增加為9個。

此外，江蘇的“十三太保”模式下，各市經濟發展也較為均衡，而且排名最后的城市都可以“單挑”廣東多個腰部城市。

比如排名最后的連云港2024年GDP達到4663億元，已超過廣東排名第六的珠海（4479.06億元）……

在產業方面，廣東和江蘇的制造業體量相當，但產業結構卻與江蘇并不相同，發展境況也并不如意。

長期以來，廣東一直是“一超+雙雄”格局。

具體來說，就是電子產業一家獨大，總量約4.5萬億元；電氣和汽車位居第二、第三位，分別達到2萬億元和1萬億元，而其他產業規模均不足萬億。

遺憾的是，這些年來的廣東汽車產業，不僅燃油車行業式微，新能源車也未能在換擋期抓住發展機遇，產業動力嚴重不足。

2023年，廣州生產汽車317.9萬輛，總產值6407億元，而同期上海整車產量僅為廣州的2/3，總產值卻是廣州的1.2倍。

城市產業中，基本也是靠珠三角區域城市“扛大梁”，粵西和粵北城市產業始終未有大的起色。

相比之下，江蘇的產業結構則呈現“雙雄+多強”格局。

不僅電子和電氣產業規模超2萬億元，鋼鐵、化工等六個產業也達到萬億級別。

江蘇“十三太保”也紛紛圍繞萬億產業各顯神通，比如南京聚焦軟件和信息服務、常州發展新能源產業、無錫定位物聯網和集成電路產業、連云港發展石化產業。

更重要的是，隨著江蘇在汽車零部件產業鏈上布局深入，全球百強汽車零部件企業有41家在蘇州落地，常州等地也成為長三角新能源汽車產業重要生產基地，汽車產業早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集群。

兩省還有一個最大不同點：外貿依存度。

2024年，廣東進出口總值9.11萬億元，江蘇為5.62萬億元。廣東雖然外貿數據高于江蘇，但也體現出經濟對外貿的高度依賴。

早年經濟環境和風細雨時，外貿是廣東的核心競爭優勢，可隨著國際局勢波譎云詭，外貿環境持續惡化，經濟對外貿的依賴過高自然意味著更大的風險，也成為廣東經濟增速放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過，撇開簡單的數據，廣東相比江蘇，還是有著明顯優勢。

首先是兩省的稅收就不是一個體量。

由于2024年廣東和江蘇國稅收入尚未出來，暫時只能以2023年數據作比較。

2023年廣東的國稅收入達到2.16萬億元，而江蘇只有1.55萬億元，廣東的稅收是江蘇的1.4倍；同期個稅，廣東為2365億元，江蘇只有1262億元，不到廣東的一半。

2023年，廣東財政凈上繳數額約8596億元，江蘇財政凈上繳數額約5057億元。

還有一個令廣東人“耿耿于懷”的數據：2023年，廣東向國庫上繳了1158億統籌調劑金，江蘇為117億，廣東幾乎是江蘇的10倍。

“統籌調劑金”說白了，就是廣東上繳了很多錢去“平衡”那些財政不佳的省市資金調配。

養老金上繳方面，廣東2023年上繳了1158億元，差不多是江蘇的6到7倍。

廣東養老金上繳額顯著高于江蘇，主要因其年輕人口更多、社保基金結余充足，反觀江蘇則由老齡化率高（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17%，廣東約9%），上繳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如此，江蘇民間對于自己相對經濟發展水平嚴重偏低的養老金，也一直有著吐槽，而且爭議很多。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廣東確實比江蘇更“年輕化”，發展潛力也相對較大。

其次，相比江蘇，廣東的科研和創新能力更具潛力。

《2024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顯示，廣東區域創新能力已連續8年保持全國第一，江蘇排在第二；該報告中，廣東在企業創新、創新環境和創新績效三個指標上都排名全國第一，知識創造指標也僅次于北京。

雖然廣東和江蘇都是制造業大省，但廣東多為華為、騰訊、比亞迪、中興、美的、格力、大疆、立訊精密等創新型的科技企業為主；江蘇的龍頭企業恒力、盛虹、沙鋼多以傳統產業為主，科技型企業數量和創新程度要弱于廣東。

并不是說傳統產業不重要，但創新能力是衡量一個城市未來發展的潛力所在，雖然江蘇的企業創新能力也不遑多讓，但從長遠來看，廣東的產業升級潛力似乎更大。

這點其實已直接體現在兩省的上市公司和市值數據上。

截至2024年，廣東A股上市公司約800家（總市值15萬億），江蘇約600家（總市值7萬億），彼此總市值大約相差了2倍。

這說明盡管江蘇在GDP上逐漸接近廣東，但廣東的企業和個體戶賺錢能力依然很強。

還有一點可能少有人注意到，廣東相對江蘇，人口優勢極為明顯。

2023年，廣東的常住人口為1.27億，而江蘇只有8526萬人，廣東的人口規模是江蘇的1.5倍。

廣東一直是生大省，2024年廣東新出生人口113萬人，數量居全國第一,也是全國去年唯一一個出生人口超百萬省份。

反觀這幾年的江蘇，新出生人口從未達到百萬，2023年僅為40.98萬。

與“能生”的廣東相比，江蘇主要原因還是各地持續老齡化，而廣東人口結構卻不斷年輕化。

公開數據顯示，全國最年輕的30座城市，廣東一省占了十多個，而江蘇卻有4城入圍全國最“老”的城市。

坊間因此也出現了“二十歲的珠三角，四十歲的長三角”的戲稱。

不難想象，隨著總人口基數的下降，未來將進入人口存量時代，廣東在人口生育率上比江蘇更有優勢，顯然會給經濟發展提供更為持續的動力。

最后還有個極為重要的背景：廣東是全國唯一“存量隱性債務化解完畢”的省份，“隱性債務”在全國第一個清零。

2024年，隨著中央下撥10萬億大化債，首批2萬億化債資金在幾個主要債務省份開始消化，其中江蘇就拿下2511億，唯獨廣東、上海兩地“兩手空空”。

原因在于，廣東的“隱性債務”在2022年就已率先清零。（但根據廣東政府公報，截至2023年，廣東政府債務余額仍超2萬億）。

這也充分說明，逐漸擺脫債務負擔的廣東，未來發展也會更快“輕車上陣”。

可既然是客觀分析，也并非就此斷言，江蘇就絕無可能超過廣東。

江蘇最大的優勢便是背靠上海，毗鄰浙江的區域優勢，是長三角地區資源最為豐富，地理也最為優越的經濟省份。

這也使得江蘇先進制造業國家隊集群數量、“小巨人”企業、國家專精特新企業、境內上市企業等方面均不遜色于廣東。

根據wind及相關公開報道，廣東目前坐擁17家世界500強企業、52家中國500強企業、65家獨角獸企業、870多家境內上市企業、1900多家小巨人企業、76000多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而江蘇目前擁有3家世界500強企業、40家中國500強企業、80家獨角獸企業、近700家境內上市企業（僅次于廣東）、1480多家小巨人企業、以及超過7萬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僅次于廣東）。

江蘇的縣域經濟也是其發展的最大特色，全省集聚了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千億GDP大縣，昆山、江陰更是躍升至5000億元量級。

2024年，江陰市GDP突破5000億元，成為繼昆山之后的第二個5000億大縣。

在全國60個左右千億GDP大縣中，江蘇一省就占了21席，而廣東則為零。

江蘇縣域經濟發展，得益于早年的蘇南模式。

這一模式從鄉鎮企業起家，后以各類開發區為依托，形成了以鎮域經濟和縣域經濟為特色的發展路徑。

相比之下，廣東的珠江模式以外向型經濟為主，曾經的“四小龍”紛紛撤縣設區設市，但因為交通及產業資源等問題，縣域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即便是江蘇最弱的縣級市，放在廣東也能位列前茅。

縣域強，地區經濟就強，居民也敢消費。

2024年，廣東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79萬億元，增長0.8%；江蘇為4.77萬億元，增長4.6%。

換句話說，江蘇不僅在經濟增速上超過了廣東，消費能力也在不斷趕超，顯示出自身強大的經濟信心和實力。

此外，廣東是依靠多個特區快速發展，并一直享受相關優惠政策至今。

江蘇雖然沒有特區，但各地擁有眾多在招商引資、對外開放、稅收優惠、體制改革等方面享有特殊政策的開發區。

全國共有233個國家級經開區、178家國家高新區中，江蘇就分別以27個、18個雙雙均穩居全國第一。

對比之下，廣東分別只有8個、14個。

這種享受特殊政策的園區，不僅讓江蘇享受到不輸于特區的各項優惠政策，也讓園區經濟成為江蘇各地產業發展的重要的一環。

比如蘇州，就是通過14家國家級開發區不斷賦能產業轉型、提升，才成為了萬億級的“最強地級市”，而江蘇大多城市產業也基本是同樣路徑發展起來。

其實，誰才是“經濟第一省”的爭論，或許是個“偽命題”。

落后省份希望追上跑在前面的幾名，穩居前列的省份又想進一步拉開差距，這正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充滿韌性的直接體現。

無論省還是市，在如今發展新質生產力目標指引下，都在你追我趕，不敢懈怠。

今年你超過了我，明年我又超過了你，始終是城市經濟活力的正常形態。

我們期待的是，當所有省份經濟都紅火起來，未來可以更多去關注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業率，以及更多民生服務投入等內容。

畢竟，冷冰冰的數字背后藏著無數人間煙火，而那才是老百姓最關注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