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7月，舉國籠罩在八年抗戰(zhàn)即將勝利的歡快氣氛中。陜北的夏天并不甚熱，不時有微風拂郭，楊樹上蟬鳴陣陣，此起彼伏。

在一個尋常院落的窯洞中，教員正因一個人的提問陷入深思。

來訪者是民盟的第一任主席黃炎培，他也是今天上海財經大學、廈門大學、東南大學、河海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創(chuàng)辦人。他還有一個兒子叫黃萬里，是后來堅決反對修建三峽大壩的水利學專家。

他的提問也是教員此時要面對的問題：

為什么我國歷史上各總是重復“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這是每一個新生政權都要思考的事情。

“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黃炎培說。

是啊，為何中國總是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無聊循環(huán)，總是在“天下大治治極必亂”的乏味游戲中重復？

為何中國的盛世總在朝代之初人口稀少時，如貞觀之治鼎盛時人口才是隋朝的一半？

為何在秦朝之后，所有的王朝撐到200多年必然玩完，而西方的動輒延續(xù)6、700年？

比如俄羅斯的留里克王朝延續(xù)了 700多年（862－1598），雖然實權在諾夫哥羅德、基輔、莫斯科之間多次轉移，但沙皇一直是留里克家族的人。

留里克王朝的倒臺也不是像我們這邊司空見慣的被好漢們“殺去東京,奪了鳥位”,而是末代國王無嗣。之后，貴族會議又選了個留里克王室的親戚當新沙皇，建立了羅曼諾夫王朝，延續(xù)到被斯大林屠了全家。

這兩個王朝與其說是改朝換代，這更像我們的西漢和東漢，都是劉家的親戚。

再說英國，自 1066 年諾曼征服者威廉占領不列顛后，之后的國王女王們都是從威廉這一條“根”上出來的，延續(xù)到現(xiàn)在已經1000年了。

雖然其間也有諾曼王朝、金雀花王朝等之分，但就類似于咱大明朝的朱棣搶了大侄子朱允炆的位；或清朝咸豐皇帝絕了后，從親戚家抱了個光緒。比如諾曼王朝變成金雀花王朝，就是因為國王無嗣，讓堂妹的兒子就繼承了王位。

再比如土耳其的奧斯曼帝國，人家從1299年就開始了，那會咱還是元朝呢。咱經歷過元明清三個朝代，換了三個種族做統(tǒng)治者，人家還在。直到民國十二年，黨都在廣州開第三次代表大會了，這個帝國才玩完。

再比如德國的哈布斯堡王朝有600多年。

就連韓國的百濟王朝也能搞個600多年.....

而我國的朝代為什么200多年就要玩完，而且總也跳不脫“天下大治治極必亂”的循環(huán)？

為何我們每當朝代更替，動輒演變成大崩潰，減少50％的人口？

當代一些歷史學家將此循環(huán)歸罪于“冰河期”，氣候熱了我們就繁榮，冷了后就衰落。然而，這卻難以解釋在我們衰落的時期，西方一些國家卻正在繁榮：當兩漢之際大亂時，西方卻正值繁榮的“羅馬和平”時期；當“貞觀之治”時，西方卻發(fā)生了第一次鼠疫大災難。

那么，隱藏在我國歷史中的“自毀”基因究竟是什么？

二、

“百代皆行秦政制！”這是教員對我國古代政治下的著名論斷。

我國大部分王朝，雖然表面崇儒，但其實用的法家那一套。

也就是貓智深在上一篇總結的“廟瓦底模式”。

法家的施政目的，在于讓社會中的個人原子化，從而服從皇權，達到一呼百應效果，便于集中力量。

為此，法家努力擊碎社會中的一切自生小團體，如家族、行會、工會等，實現(xiàn)“編戶齊民”。

法家的特征為以“性惡論”取代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以繁密的法網(wǎng)取代儒家的”以德服人”，用測試對沒人信的崇高理論熟悉程度的科舉考試取代儒家的推薦制。

廟瓦底電詐園的老板們偏愛這一套容易理解。如果公司里每個人不是原子化，而是有家族或工會的保護，他還怎么放心地噶員工的腰子？

搞電詐的當然信“性惡論”啊，性善的誰干這個？

逼迫你搞電詐，難道我老板還要“以德服人”，當時是拿噶腰子威脅你啊。

但我國歷代王朝為何也喜歡法家，即“廟瓦底模式”？

這套模式最大的好處就在于能集中力量。我國春秋時代諸子百家盛行，當時就成了治理模式的競技場，最終使用徹底“廟瓦底”---法家模式的秦國能夠積聚最大力量，獲得勝利。

在統(tǒng)一后，皇帝們仍舊鐘愛該模式。因為權力的天然屬性是最大程度擴大其可施加的范圍。在“廟瓦底模式”下，皇權能打破一切制衡，“臥榻之側，不再有人酣睡”，讓皇帝的權力最大化。

在咱大秦朝，也就2000萬人口，可以調40萬勞動力去修長城，70萬人去修始皇陵，70萬人去修阿房宮，50萬人戍五嶺……。

另外，咱國的皇帝是沒有退出機制的，只要被搞下臺就只有死，這也讓皇帝們?yōu)榱酥贫劝踩x擇該模式。

這套模式對防止內亂是極為有效的，皇帝們集中了資源，底下就沒有資源，只能聽命于皇帝的小班子。

比如咱大宋朝用了該模式，才能消滅五代藩鎮(zhèn)傳統(tǒng)。當時是大臣趙普按照這個思路，提出“制其錢谷,收其精兵”的八字方針，即將錢糧和精銳軍隊集中在開封，以讓地方沒有資源形成藩鎮(zhèn)。

在具體實施中，宋朝將全國一半的兵力都集中在開封，即“養(yǎng)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馀，諸道十萬馀。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

而且集中在開封的都是天下精兵，即禁軍。《水滸》中林沖的頭銜八十萬禁軍總教頭，現(xiàn)實中能戰(zhàn)的禁軍雖無八十萬，也可見開封的兵力之盛。

宋朝在財政上，根據(jù)包偉民寫的《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其前期實行高度集權的財政體制,原則上一切財賦都屬于中央。隨著時間發(fā)展，“廟瓦底化”更是不斷加重，中央不斷增加征調額度，還收繳原屬州縣的大部分鹽茶之利,讓地方財政極為困窘。

正是使用了該套制度，讓藩鎮(zhèn)對中央的威脅大減。

在宋之后，明、清都延續(xù)了這套“廟瓦底模式”，成功讓幾個朝代幾乎再無藩鎮(zhèn)之害。

“廟瓦底模式”尤其適用于地域廣大的國家，將資源集中在中央，讓地方就算有反叛之心，也無力反叛。

“廟瓦底模式”有此優(yōu)點，可為何西歐諸國沒采用“廟瓦底模式”呢？

這就要從該模式的弊端以及咱國的特殊性說起。

三、

“廟瓦底模式”的優(yōu)點在于集中力量，讓資源集中在紫禁城的皇帝手中，聽其調配。

這就類似于“計劃經濟”，能去搞大工程。然而，資源過度集中，經濟就無法應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特意強調，貓智深不認為“計劃經濟”就是法家模式）。

具體到封建王朝，大部分資源都被收到中央后，當只有少數(shù)幾個主要敵人時用這套模式非常好，集中力量正好可以打大決戰(zhàn)。

然而，資源被收走后，底下各級政府力量空虛，無法及時應對同時發(fā)生的非主要沖突。

從地理角度來看，咱國在古代非常適合用“廟瓦底“模式。在大航海時代之前，從地理角度來看，中國處于一個極為封閉的環(huán)境之中。北邊是撐不起文明高度發(fā)展的茫茫草原，東邊是大海，西邊是僅有幾個零星城市的戈壁灘，西南又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在這樣的地理格局下，中國與外界交流的通道僅有那么一兩條不時被劫掠者阻斷的絲綢之路。在閉塞的地理環(huán)境中，我們面對的敵人很少。

歐洲則不同，其地理環(huán)境更開放，東邊是一波波穿越烏克蘭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北邊是以戰(zhàn)死為榮、以病死為恥的維京人，南邊還有面對阿拉伯人從北非對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持續(xù)侵襲。

歐洲內部也四分五裂，每個國家都四面皆敵。（關于歐洲為何沒有一統(tǒng)，有一種解釋是因為其地形是破碎，存在多個中心區(qū)域，任何一個中心都無法吞并其余）

因此，在中國的大部分時期，我們的主要敵人都是貧瘠的蒙古高原上因饑寒而南下的游民民族，只要皇帝不玩脫，“廟瓦底模式”完全夠用了。咱們的皇帝們快快樂樂地“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管它冬夏與春秋”，沒事嗑個丹藥，自欺欺人地對百姓說周邊國家“皆蠻夷戎狄”，大家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迷夢里，直到鴉片戰(zhàn)爭的一聲炮響。

從時間軸上來看，咱國的“廟瓦底化”在古代也是不斷加深。

該模式的特征即“強干弱枝”，一國資源集中在中央，戰(zhàn)爭時首都被攻破，國家就玩完。

比如咱宋朝，開封被東北的金人蠻人一個突襲拿下，國家百年積蓄即毀于一旦，瞬時北宋土崩瓦解。

但此時咱們“廟瓦底模式”尚不純熟，宋朝對南方“吸血”還不夠，因此還能建立南宋。

到了咱大明朝，朱棣以北京、保定、秦皇島三個市造反，一個突襲攻破南京，朱允炆勢力馬上土崩瓦解。

再往后，相比于南宋還能抵抗150年，咱大明朝被攻破北京后建立的南明就是個笑話。

而回溯之前的唐朝，其“廟瓦底化”程度還不深，地方上還有資源，即使安史之亂時被攻破長安，各地都在抵抗，最終還逆推了安祿山。

也正因為其沒有徹底“廟瓦底化”，地方上能積累資源，最后唐朝也亡于藩鎮(zhèn)。

再往前的東漢，“廟瓦底化”更微弱，因此竟出現(xiàn)了“國恒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的奇景，國家越臨近滅亡越強，越能人輩出，北滅烏桓，西滅羌人，將南邊的山越收服為奴隸，將宿敵匈奴人像羊羔一樣圈養(yǎng)在關內。

東漢的滅亡也最為慘烈，地方上有力量，十八路諸侯大亂斗，全國5600萬人口銳減到800萬。

四、

中國秦之后王朝的200年必亡的密碼，就藏在“廟瓦底模式”中。

按照傳統(tǒng)的馬派理論，中國歷朝多亡于土地兼并，越到末期，失地農民越多，又沒有電子廠打工，只能“反他娘了”。

但該理論卻遭到越來越多實例質疑。

當代不少專家對各地方研究后認為，土地兼并并不是王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比如在陜西韓城，直到民國時期，地主和富農僅占有的土地也只占總面積的11.4%。農民貧困的主因是稅負沉重和商業(yè)剝削（比如糧價被商人壓低），而不是地主奪地。

反而在江南（比如蘇州），土地集中程度更高，但因為有工商業(yè)支撐，社會矛盾反而沒有西北劇烈。這說明“土地兼并”不必然導致動蕩。

這也與我們民間故事相符，我們從來都只聽“官逼民反”，啥時候聽過“地主逼民反”？反而在《水滸》等來自民間的文藝作品中，都是晁蓋這種地主造反，手下佃農一呼百應，連土地也不要了都隨其上梁山。

在現(xiàn)實的大明朝，天下大亂本因“天災、加派、裁驛、逃軍”，跟土地兼并全無關系。

這四大原因中，三個都是官民矛盾。其中最致命的“加派”是針對富農，按畝數(shù)征收，這就導致民間的土地不僅沒人“兼并”，反而白給都送不出去，“地之價賤者畝不過一二錢，其無價送人而不受者大半”。

國家滅亡的真正原因是，當其“廟瓦底化”越來越高，資源過于集中在中央，民間抗風險能力就越來越差，民間也人人思反，此時就等待那一點點“星星之火”。

秦暉在《傳統(tǒng)十論》中的原話是，多數(shù)王朝的崩潰恰恰是朝廷的“汲取能力”過分強化而使民間不堪忍受所致。

比如王莽的新朝，其厲行“五均六管”等“汲取”之政，新莽消亡時，僅集中在宮中的黃金就達70萬斤之巨，其數(shù)據(jù)說恰與當時西方整個羅馬帝國的黃金擁有量相當！

咱大明朝也不遑多讓，明末李自成進京時宮中藏銀達7000萬兩，幾乎相當于政府四年的總收入。

越到王朝末年，中央財政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比率就越高，“廟瓦底化”越來越高，朝廷橫征暴斂不僅使百姓遭殃，連地方也對中央失去耐性，就發(fā)生了王朝崩潰和社會爆炸。

以明代為例，明中葉政治相對最清明的弘治年間全國征收夏稅秋糧米麥共計26799.3萬石，

其中56％上繳中央。此后中央占比一直上升，萬歷六年占了57.4％。到了明末，該比例進一步攀升，達到“天下郡縣之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而解運京師者十之九”。試問當今天下有幾個國家“中央財政所占比重”能達到90％如此程度？

清代財政的中央集權程度更甚于明。清廷初建時為了安定人心，除總體上標榜輕徭薄賦外，還規(guī)定全國財政收入中中央與地方應各拿50％，即所謂“順治初年，錢糧起、存相半” 。但實際上中央所拿遠遠超過此數(shù)，在前期的康熙二十四年，全國各征收地丁錢糧2819萬兩，其中起運部分分別占77.82％。

之后清朝的“廟瓦底化”程度也與日俱增，到清中葉嘉慶年間，全國地丁錢糧正供加耗羨總數(shù)中起運部分增至81.56％，而清廷由此轉向衰敗。

延至清末，這個比率更上升到光緒年間的85.65％，而這與黃宗羲所講的明末情況如出一轍，清廷至此基本就準備玩完了。

五、

歷代王朝這種國勢下降路徑是不可逆轉的。

這本質是一個“逆循環(huán)”，即由于皇帝沒有合法性（上篇已經有論述，中國歷代王朝開國皇帝都得位不正），擔心地方大員有樣學樣，只能采用“廟瓦底模式”搞集權。

采用該模式后，地方資源不足，行政效率低下，動輒出個“大新聞”，要中央來救火。

處處都這樣，中央得財政壓力更大，只能進一步集權，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比率。

當中央把郡縣的法定收入幾乎盡數(shù)起解之后，地方政府不僅不能應付突發(fā)事件，甚至都不能維持運營，只能聘請編外人員來受苛捐雜稅。這就出現(xiàn)了“明稅輕，暗稅重，橫征雜派無底洞”的局面，民不聊生，局面就像草垛，在等待那顆火星。

以上路徑，你能從哪一步逆轉？你想讓中央放權，一堆“黑歷史”的皇帝們敢么？

另外，為什么我們每次改朝換代都是大崩潰，全國動輒死50％的人口，而國外一些國家則緩和得多？

密碼也藏在“廟瓦底模式”中。在該模式下，國家著力消滅與一切自發(fā)組織，讓民眾呈現(xiàn)原子化。然而，在時局變幻時，自發(fā)組織卻有穩(wěn)定局面，減少動蕩的作用。

就好比，長江沿線的洼地能起到分洪的作用。當洼地被填平后，很容易就產生洪災。

六、

實踐也一再證明了貓智深的論斷，即使用“廟瓦底模式”的國家其衰敗之路不可逆轉。

中國歷史上也有各種變法，比如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可他們只能“經改政不改”，最多只能在經濟體制上調整，根本不敢深入改革深水區(qū)。

更有甚至，改革的負擔都是由普通民眾承擔的，所謂“中興”，無非是更高效的收割民眾，擠出最后一點民脂民膏，來為王朝烈火烹油。

2003年,溫家寶總理在與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湖北代表團代表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歷史上每次稅費改革,由于當時社會政治環(huán)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時期的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黃宗羲定律”。

比如張居正搞了個“一條鞭法”，號稱整合了諸稅，所有雜稅不再征。可張居正不敢深化改革，改變不了咱大明朝“廟瓦底化”越來越深，財政集中度越來越高的局面。地方上也越來越沒錢，只得再搞苛捐雜稅，而民眾的負擔反倒比改革前更重。

張居正還搞“計畝征銀”，即稅收只收銀子不收實物。朝廷倒是方便了，可兌換銀子的負擔仍舊由農民承擔，他們還要再受銀商的多一道盤剝，每到豐收必然“銀貴糧賤”，演繹了最早的“多收三五斗”。

由比如王安石搞的“青苗法”，不管他本心如何，實踐中毫無例外地必然被“歪嘴和尚把經唱歪“，淪為表面是國家提供廉價金融服務而實際是官府勒索民間的大弊政；

這又是為何？

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權力決定經濟權力，沒有政治權力的群體無法保證自己的利益，改革就只會拿他們開刀。

用教員的話來說，就是“政治權力是經濟權力的保障。沒有槍桿子，經濟利益無法維持，分配也無法公正。”（《論聯(lián)合政府》）

在“廟瓦底模式”下，社會中一切小團體都被打散，農民是沒有任何權力的。所以，每次改革都是他們成為了改革的“代價”，也就不足為怪了。

因此破解本文開頭提到的歷史周期律的關鍵就在于給群眾放權，給其政治權力，也即實行民主。

關于這點，在1945年那個夏天，教員在沉思后，莊重地對黃炎培給出了日后經受住歷史考驗的回答：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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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參考資料如下：
《傳統(tǒng)十論》秦暉
《宋代的交通形勢與制度》 曹家齊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
《黃宗羲定律與民眾的稅收負擔》劉守剛 澎湃新聞
《論聯(lián)合政府》教員
《韓城農業(yè)志》韓城市政府官網(wǎng)
《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包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