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月前寫第一篇呼吁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的那篇文章，我并沒有想到中國的養老制度如此厲害，其設計之精巧，指向之明確，效果之顯著，四個月來，時時令我拍案叫絕。

簡單的說，如果你想知道中國是怎樣的一個“身份社會”，不會有任何一樣東西比養老制度更能凸顯其本質；而如果中國要走出“身份社會”，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一定是非常關鍵的一步。下面我會圍繞這兩句話展開論述。

有別于美國的種族制度，印度的種姓制度，中國主要是基于身份來劃分。提到“身份”，很多人想到的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但其實這段歷史并不長，也就十多年，但持續時間最長的，是作為一種身份的農民：是城里人還是農村人？是城市戶口還是農村戶口？有天壤之別。直到現在，雖然附著在身份之上的特權利益逐步減少，但在很多方面仍有保留，其中養老制度最為明顯，劃分清晰，結果懸殊，制度設計在區別對待不同群體上花樣百出，容我一一道來。

首先人群劃分非常清晰，根據“體制內外”和“城鄉之間”，劃分成了行政事業單位、企業職工和城鄉居民三種不同身份的人。此處的“城鄉居民”給人以“城鄉一體”的錯覺，其實主要是農民——這給我寫東西和錄視頻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煩，每次都要補充說明。

然后說最終結果，不同群體能夠拿到養老收入非常懸殊：行政事業單位平均月收入6000+，企業職工3000+，農民只有200多一點，且大部分省份還不到200，這個比例是：30:15:1，就我了解，目前沒有任何國家的養老收入懸殊到了這個程度。

下面是本文的核心內容，中國養老制度通過哪些制度設計，用了哪些方法來區別對待三類人的。我盡量簡略，不然得寫上萬字。

1、視同繳費年限

體制內2014年才開始交，之前的工齡視同已經交了，企業職工90年代陸續開始交，之前同樣也視同已經交了。但體制內交得晚，拿得多，企業職工交得早，拿得少。前兩天還有一個讀者給我留言，說他認識的一對夫婦，一個體制內交得晚，早退休了，一個月一萬多，一個企業職工交得早，剛退休，一個月不到五千。

而在這個制度設計上，農民被完全無視了，我們經常說“農民不是人”，在這里是非常恰當的。順便說一句，知青下鄉都算工齡的，可以視同繳費年限。

2、財政補貼

很多人一開口就是養老保險“交了才有，沒交沒有”，這是完全錯誤的，正如上面說的視同繳費年限，沒交也有。此外，退休金里面還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財政補貼，是納稅人的錢，不是自己交的。根據我對“2023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決算表”的整理統計，國家財政針對的2200萬體制內退休人員補貼了8056億元，針對1.2億企業職工補貼了7619億元，針對收入最低1.73億城鄉居民（主要是農民）補貼了3681億元。詳見我那篇《拿出10000億把農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到500元很難嗎？》。

正常情況下，應該是退休收入越低補貼越高，退休收入越高補貼越低，現在正好相反，三類人人均補貼的比例是：17:6:1。

3、現收現付

準確地說，現在退休老人領的退休金都不是自己交的，而是正在工作的人繳納的養老保險，因為中國不是積累制，而是現收現付制。

如前所述，農民只能拿到200元左右，意味著進城工作的農民的孩子，他們一個月可能要交幾千養老保險（含企業繳納的16%），大部分都拿去養城里的退休老人了。也就是說，現收現付的背后，存在不同身份群體的轉移支付，但這個相對隱性，不一定能看得出來。

4、存繳比例

如果說很多人看不清現收現付的本質，對于養老保險的存繳比例我相信絕大多人都意識不到背后的問題，這個部分我就多說幾句。

首先中國養老保險的存繳比例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目前是企業16%員工8%，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美國是雇主員工各6.2%，加拿大是各5.95%，韓國是各4.5%，澳大利亞是員工不用繳雇主11%（相當于各5.5%），大家熟知的北歐高福利國家，也就芬蘭雇主+員工達到了24%，其他國家都低于這個數。

此外，中國體制內還有職業年金，單位8%，員工4%，再加上基本養老保險的24%，合計36%，這更是令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望塵莫及的一個比例。

所以，它意味著什么呢？體制內的人可能會說：我們繳得多，所以退休金高。有人可能會認同這種說法，但是別忘了，體制內繳的養老保險，都是納稅人承擔的，他們繳納的比例越高，納稅人的負擔就越重。所以，如此之高的繳存比例，本質上也是一種轉移支付，從納稅人轉移向體制內。

此外國企也可以單拎出來說一下。不少國企（如銀行、石油、電力等行業）還有企業年金，一般企業5%，職工4%。2023年中國利潤最高的前十家公司，除了騰訊，基本上全是國企，主要集中在銀行和石油領域，賺錢主要靠壟斷。它們的利潤跟稅收很相似，消費者不能討價還價，沒有選擇權，也很難逃避，姑且可以稱之為“國企稅”。這部分跟體制內類似，也是從納稅人/消費者向國企轉移。

這還帶來了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對經濟發展的遏制作用。除了行政事業單位、國企、外企和部分人均利潤高的民企，很多企業是繳不起的，之前有文章說擁有完整社保（五險）的就業人員只有總數的33.5%，分析了諸多原因，可惜漏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繳存比例太高。

而如此之高的存繳比例，也讓中國真正創造財富的企業職工群體背上了沉重的負擔。一方面，通過納稅和消費承擔了體制內和國企的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養老保險繳費比例，另一方面，在繳納了24%的養老保險之后，替代率也就50%左右，不過世界平均水平（2014年養老金并軌之后，本想逐步縮小體制內外的差距，但現實正好相反，從2014年到2018年，短短四年間，體制內退休金從比企業職工高30%迅速提升到了高68.6%）。制度上，養老金并軌之后，企業職工和體制內現在也是一個鍋（企業繳的16%直接進入統籌基金）里分粥了。

也就是說，如此之高的繳存比例，可以視為給體制內和國企量身定做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讓民營企業和企業職工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對經濟發展有嚴重的副作用。

多說了幾句，但我覺得是有必要的，大家明白了嗎？

5、賬戶遷移

最后再說一個問題，就是養老保險的轉移問題。作為最底層的農民工，如果你換一個省份，以前是轉不走的，比如我之前離開廣東去北京，就只能去把個人賬戶的錢取出來，單位的部分就沒了。也就是說，作為農民工，你走的地方越多，你就扔得越多，猴子掰包谷，掰一路扔一路，最后只有個人賬戶那一點錢。

現在可以轉，但仍然有問題。假如要從廣東回四川農村，沒有繳滿15年又沒有錢繼續繳城鎮職工保險——靈活就業按20%繳納，最低標準一個月也要近千元，一個農民工失業了，哪里去拿這個錢？現在很多人抱怨靈活就業繳不起養老保險，其實在農民工身上更為普遍。這樣的結果就是，你能轉到城鄉養老保險的錢只有個人賬戶的8%，企業繳納的16%，4%留給廣東省的養老保險統籌基金，12%留給四川省的養老保險統籌基金，跟你沒關系。也就是說，最不利的情況下，農民工只能帶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給城里人做貢獻了。

而體制內幾乎不會遇到這種情況，他們職業穩定，一般不會跨省流動，失業風險也最小，所以最大的受損害群體還是農民工。

簡單總結一下：視同繳費年限通過有無來區別對待；財政補貼通過多寡來區別對待；現收現付是隱性的代際和階層轉移；高存繳比例是納稅人和消費者向體制內和國企轉移；賬戶遷移是通過群體穩定性差異帶來不同的損益。每一次的方法都不一樣，但是條條道路通羅馬，終點都是一樣的：有利于體制內不利于體制外，農民/農民工總是最大的受損者。

現在能明白我開頭為什么說“令我拍案叫絕”了吧？

下面接著談，為什么說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是走出“身份社會”的關鍵一步？

首先，它大幅度縮小了和企業職工和體制內退休收入的差距，假設把農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到800月每月，不同群體的差距從原來的1:15:30，縮小到了1:4:8，雖然差距還是很大，但這已經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這個基礎上來改革中國的養老金制度。如前所述，目前的養老制度是通過各種轉移支付來滿足少部分人拿到一個非常高的退休收入，但這個機制不可長久，隨著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缺口越來越大，而交錢的人越來越少，最終不可持續。

所謂全民基礎養老金制度，就是所有人都有資格領取的養老金：它由財政負擔，跟繳沒繳養老保險沒有關系。很多國家都有該制度，它就是一個最低生活保障。

我知道有人會問，錢從哪里來？前面有提到，每年國家有巨額的財政補貼，2023年體制內8056億+企業職工7619億+城鄉居民3681億=19356億元，如果再加上城鄉低保分別是481億元和1398億元，一共21235億元。

我們再算一下有多少人領取。2023年退休人員城鄉居民1.73億+企業職工1.2億+體制內0.22億=3.15億。基礎養老金作為一項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還應該設置一定的門檻，高于一定退休收入就不應該領取了。假設門檻是3000元（這個數字我認為比較合理，2023年全國居民人均每月消費支出是2233元），再設置階梯：1000元以下領取全額，超過1000元按比例酌減，退休金+基礎養老金加起來不超過3000元。如此一來，體制內的2200萬人肯定都高于這個門檻，企業職工中即便覆蓋三分之二的人，但按全額計算大概也就三分之一，城鄉居民全部計入，合計1.73億+0.4億=2.13億。

最后我們再來算一下，21235億元除以2.13億人，人均一年可以領取9970元，平均每個月830元。也就是說，財政支出一分錢都不增加，中國已經可以建立800元/月的全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最后，中國的養老制度就是這樣三根支柱：第一根支柱，基礎養老金，800元/月，低于一定退休收入的老人都有資格領取，全額由財政承擔，也就是納稅人承擔；第二根支柱，企業年金制度，由企業和員工共同繳納，進入統一的養老金基金賬戶，投資增值，這部分政府不能動；第三根支柱，個人養老金賬戶，你自己存，享受稅收優惠政策。這樣一來，窮人有基本保障，財政不用擔心超支，企業和員工繳納的養老保險也不會被政府給拿走，繳得多拿得多，各得其所，這才是一個公平公正可持續的養老制度。

這不是我異想天開，中國體制內的研究者也不乏這么說的，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蔡昉之前接受采訪的時候說，中國應該建立普適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跟你繳沒繳費沒關系，覆蓋全民，由國家財政負擔，國家財力增加多少，基本養老保險就上漲多少。我前面已測算過，按目前的財政補貼情況，完全負擔得起 800 元/月的基礎養老金。

當然，一些退休收入偏高的群體就要逐步取消補貼，他們收入已經很高了，還要拿納稅人的錢去補貼，問過納稅人嗎？納稅人會答應嗎？

去年 9月，中國社會保障學會（中國最頂級的社保研究機構），發布了一個關于中國保險制度的調研報告，其中關于體制內退休金太高的問題，寫了好幾點建議，我摘錄如下：

二是夯實費基，大幅度降低繳費率。目前，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基本養老保險名義繳費率是單位16%+個人8%，職業年金名義繳費率是單位8%+個人4%，兩者合計達到了36%的畸高狀態，不僅國家財政無力承受，更使其作為特權群體的利益更加固化，因此，必須在做實費基的條件下降低費率，以基本養老保險總費率不超過20%、職業年金費率不超過8%為宜。三是同步下調替代率。將基本養老金替代率調整到與企業職工相同的水準即50%左右。四是確定縮小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養老金與企業職工、城鄉居民的基本養老金水平差距的時間表路線圖，讓人民群眾對養老金制度的公平取向有清晰的預期，進而增強其對制度的信任。
鄭功成等，公眾號：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律網“社會保險法實施評估”課題組｜中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實踐、路徑偏差與制度優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實施評估報告

所以，大家不要一提到降低體制內退休待遇，就覺得不可能，這未免太慫了，這種心態要不得，連體制內的人都不如。你看看人家的報告是怎么說的：

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事實上普遍享有基本養老金與職業年金，兩項相加后的養老金替代率仍然高達80%以上，其與企業職工養老金相差懸殊，更非城鄉居民養老金可以比擬，從而事實上形成了中國養老金制度下的特權階層并走向固化，這是現階段人們爭相擠進公職人員隊伍的重要原因。這種現象既與中國式現代化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標相悖，也與資本主義國家公共養老金制度追求公平的制度實踐以及由此形成的客觀規律不符，而前蘇聯的崩潰、智利將公共養老金全面私有化背后都有和公職人員養老金異常豐厚導致廣大勞動者不滿有關的影子。
鄭功成等，公眾號：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律網“社會保險法實施評估”課題組｜中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實踐、路徑偏差與制度優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實施評估報告

此外，關于農民養老金的問題，該報告是這樣說的：

目前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覆蓋對象是一個十分龐雜的社會群體，其中既有市民也有農民，還有游離在體制外的勞動者，既有低收入者也有高收入者，這樣一個十分龐雜的社會群體不適合由一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適宜的取向應當是從居民中分離出來真正的農民，對真正的農民可以借鑒日本等國做法，由政府代行農民雇主之責，分擔一半繳費責任，以使其養老金水平穩步提高。
鄭功成等，公眾號：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律網“社會保險法實施評估”課題組｜中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實踐、路徑偏差與制度優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實施評估報告

蔡昉是中國級別最高的人口社保專家，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是中國最權威的社保研究機構，他們尚且這么說，請問：我們有什么不能說的呢？

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建立全民基礎養老金制度，這樣一來，就打破了城鄉之間、體制內外在養老上面的巨大差異——你是什么身份，至少在養老上面，就沒那么重要了。去掉了身份上附著的利益，抹平身份差異也就不難了。我相信，中國走出身份社會，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到 800 元/月必定是這個歷史進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上述內容，應為國人皆知的常識，我居然也花了幾個月才搞清楚，請大家幫忙轉發傳播，我們一起去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