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河北師大在讀博士姍姍電話采訪我，想讓我聊聊80年代《青年評論家》報與我的關系，為她的博士論文做準備。

她說，她在翻閱這張紙時發現，它與其前身《文論報》差別巨大，為此她感到了詫異且不解。她的感覺告訴她，這其間一定發生過什么故事。
為此，她專門采訪了當年這張報的頭頭,結果他們均是支支吾吾，語焉不詳，于是她決意要探究出其中的緣由，因為她發現《青年評論家》在85年的文學思潮中起到過重大作用，最令她驚奇的是，與其前身《文論報》竟如改天換地。
我問，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姍姍說，她先是在這張報上發現了我的名字，猜報紙的改變與我可能有關系；后又在丁東、邢小群夫婦寫我的文章中發現了我與《青年評論家》的創始關系；再后來，她搜尋到了我的公眾號，這才找到了我。
姍姍問我，《文論報》與《青年評論家》竟像在南轅北轍，從文字到思想，完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樣貌，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說，可以說，沒有我，就沒有《青年評論家》報。我說，我84年夏天在敦煌參加文學評論研討會，認識了一撥同一代的文學同道，于是萌生了改變當時佐得可笑且令人窒息的《文論報》，為正在崛起的一代青年評論家走上歷史舞臺提供一個陣地，同時開宗明義地亮出我們這一代評論家之身份的大旗，為崛起的青年一代正名。于此前，各種傳統勢力仍在頑強地抵制與壓抑著我們，我們必須奮起反抗。
很快，我在文聯遇到了強大阻力，這是我事先沒想到的，我原以為，改開已是時代大勢，河北太落后了，難道就不想跟上時代的腳步？彼時，我剛從江西南昌調到河北省文聯僅半年，完全不了解當地的現實狀況。
我據理力爭，到處串連，在當時文聯主席徐光耀（老作家，也是電影《小兵張嘎》編劇）的支持下，這事居然短暫地通過了，并迅速完成改報名注冊登記。但很快，有人告狀告到了宣宣，上面電話打下來了，形勢遂急轉直下。整個文聯大樓無人敢再和我說話聊天，并把我的改報思想以打小報告的形式密告上峰。文聯甚至決定開除我，或退回江西。最后，依然是徐光耀出面保護了我。
報名《青年評論家》因已換名注冊，向全國征訂了，所以無法再恢復《文論報》原名，故而此名＂堅守＂了一年之久。屆時，全國各地的青年一代批評家（大多還是在校學生，或正在讀研者）紛紛投稿于我。在最初的幾個月，我幾乎天天在為發表他們的稿件而與報領導抗爭，身心俱疲。
1985年，也是當代文學思潮之＂文學革命＂的一年，＂尋根文學＂橫空出世，一舉改變了整個當代文學走向，文學亦由此恢復了其自身的純粹本質，開始有了超越歷史時空的形上之叩問。
《青年評論家》報僅僅維持了1985年的整一年，86年又恢復為《文論報》。我認，我最終淪為了一名＂失敗者＂，因為文聯大樓人人視我為敵，不敢和我說話，用異樣的眼神看我，文聯領導內部甚而決定不允許我出外參加任何會議，施加各種壓制與人身迫害，但他們亦知，從來沒有真正打垮過我，我依然高昂著頭，走我的路。
1988年，在北京的李陀、張暖忻（第四代導演的領軍人物，《沙鷗》與《青春祭》的導演）知道了我的遭遇，聯名寫信囑我進京，以借調的名義，讓我進了北京青年電影制片廠當劇本編劇，從此，開始了我延續迄今的流浪北京的生涯。

這套系列照片----地鐵里的讀書人，令我特別感慨。
遙想上世紀的80年代，在北京地鐵上，隨處可見讀書人，進入90年代后讀書人就漸少了。然后千禧年降臨，地鐵上更難得再見讀書人。再然后，除了一張張繃著呆滯木然的臉，便是一水的刷手機者。我偶爾偏頭一掃，在他們的手機屏幕上，不是抖音，就是短視頻，唯難見到的是讀書人。
所以我懷念80年代，那個雖然舉步維艱，但依然充滿希望的年代！
而現在，我只能在遙想中憑吊那個消失在歷史時空中的年代，我向她致敬！

快走近一小時后，拐進寫字樓大食堂吃完午餐，回家路上，竟遇同樓的高大姐，我在80年代的老朋犮，她當時與先生同在人民日報，80年代末又同時＂因故＂不得已地離開了報社。
高大姐攔住我說，我昨晚在國家大劇院看了法國版契訶夫之《櫻桃園》。
不好，高大姐說，問題出在女主演上，她演電影好，演話劇完全不行，人又矮，還穿雙高跟跟鞋。她不行。高大姐揮著手說。
演得好不好與人矮，與高跟鞋有什么關系？我不禁自問。
她是一太好的電影演員，我說。我也在網絡上看過她演的廣場版的《櫻桃園》，是不行，我說。
哎，明晚大劇院有瓦格納的《女武神》，你不去看？高大姐興致勃勃地問。
票太貴，算了，我說。我看了大劇院版這個四聯劇《尼伯龍根的指環》之第一聯《萊茵的黃金》，極棒，非常值得看，我說。
高大姐笑瞇瞇地顛了，臉上掛著明晚要看瓦格納之劇的喜悅。
嘿，大姐，隨時招呼我去你家吃飯哈，我們聊天。我笑說。

2025年5月28日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