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單，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如需轉載授權，請私信作者本人）

案情簡介：

F某系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其與朋友Z某商議出售美元，二人共交易4063萬余元人民幣，非法買賣580萬美元、3萬港幣。案發后，公安機關指控F某構成外匯類非法經營罪，并將其移送審查起訴。

從涉案外匯數額來看，折合人民幣4000萬余元，這不僅達到了500萬元的立案追訴標準，也遠超2500萬元的“情節特別嚴重”標準，對應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上。

然而，經審查，檢察院認為F某雖然有兌換外匯的行為，但在案證據無法證明其有非法營利的目的，故決定對其（存疑）不起訴。

那么，問題來了：

倒買倒賣外匯行為，其入罪和出罪的標準是什么？

01

根據兩高《關于辦理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非法買賣外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19解釋》），認定為外匯類刑事犯罪的主要是兩類行為：

一是倒買倒賣外匯，二是變相買賣外匯，達到情節嚴重的，均以非法經營罪論處。

其中，倒買倒賣外匯，指以低買高賣的方式進行外匯交易，從中賺取差價。具體表現為：

低價收購外匯，即個人或機構通過地下錢莊、私人換匯等渠道，以低于市場匯率的價格收購外匯。

高價出售外匯，即以高于收購價的價格將收購的外匯賣給有換匯需求的客戶。

作為中間人，倒買倒賣外匯的獲利一方面來自匯率差價（如以6.5:1的價格收購美元，再以6.8:1的價格賣出，差價為0.3元/美元），另一方面來自“撮合”手續費，通常是交易金額的1%~2%（如客戶兌換1萬美元，收取200美元）。

02

根據《19解釋》，非法買賣外匯行為，經營數額達500萬元或違法所得達10萬元的，即可立案追訴。

但是，從構罪要件來看，認定外匯類非法經營罪，不僅要看數額這一結果要件，也要看行為人的主觀要件和客觀行為。

雖然刑法在罪狀描述中沒有明說，但理論和實務界普遍認為“營利目的”和“經營性行為”是討論非法經營罪的兩個基本前提。

換言之，如果行為人不具有營利目的，或涉案行為并非經營性行為，則不宜認定為非法經營罪。

對此，廣東省高院在《關于審理地下錢莊類非法經營犯罪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調研報告》也持相同觀點：非法經營罪雖然是一個“口袋罪”，但其不管以何種形式存在，其本質都必須是一種經營行為。如果一種行為不是經營行為，那么就不可能構成非法經營罪。經營行為的本質特征是一種以營利為目的的市場交易行為，即通過這種行為本身來獲取經濟利益。

因此，在實務中，評價倒買倒賣外匯的行為也應遵循上述標準，要從當事人的換匯目的、換匯行為特征、實際換匯數額等因素綜合判斷。

03

回到文首案例（七檢刑不訴〔2021〕31號）：

從事實來看，F某因公司有換匯需求，故決定與Z某約定長期“合作”兌換外匯，且基本是按市場匯率操作，雙方均無明顯獲利。

因此，辦案機關也只查到F某與Z某之間的外匯交易數額，而沒有關于非法獲利數額的證據。

可見，F某就是典型的單純換匯者，其長期只與Z某交易的行為不具有面向不特定群體經營的特征，且F某沒有從兌換行為中牟取經濟利益，故F某的換匯行為不屬于經營性行為，不宜認定為非法經營罪，以非法換匯行為予以行政處罰即可。

再來看幾個涉倒買倒賣外匯的不起訴案例：

烏天檢三部刑不訴〔2019〕2號一案

公安機關指控，D某明知不具備外匯經營資質，仍長期非法實施倒買倒賣美元的行為。至案發，D某共計倒買美元折合人民幣531萬余元，從中非法獲利3500元。于是，公安以非法經營罪為由將D某移送審查起訴。

經審查，檢察院認為D某的行為屬于倒買倒賣外匯，構成外匯類非法經營罪。鑒于D某系初犯，到案后如實供述，且犯罪情節輕微，故決定對其（酌定）不起訴。

【評析】

本案如果只看倒買倒賣外匯的數額，顯然是達到了500萬元的追訴標準，但結合D某僅有3500元的獲利數額，就會發現其主觀可能不具有非法營利目的。因為D某的獲利金額連萬分之六都不到，遠低于平均2%的行業標準。

實務中，這類收益與風險明顯不匹配的情況，通常是為了彌補匯率損失，非法營利的主觀惡性較小，可認定為犯罪情節輕微，依法不予處罰或免除處罰。

東檢二部刑不訴〔2021〕Z5號一案

公安機關指控，X某在未取得外匯管理部門批準的情況下，繞開國家規定的交易場所，以高于國際匯率價格，按每兌換1美元收取0.02元人民幣的比例倒賣外匯，銷售美元折合人民幣共計800萬余元，非法獲利2.4萬元人民幣。

經查，檢察院認為X某雖然構成外匯類非法經營罪，但其犯罪情節輕微，且有坦白、認罪認罰等情節，故對其決定（酌定）不起訴。

【評析】

本案中，X某在法定外匯交易場所之外倒買倒賣外匯，累計換匯數額達800萬元人民幣，且有一定數額的非法獲利，認定為外匯類非法經營罪沒有爭議。

但是，X某的獲利數額占比為千分之三，明顯低于2%~3%的市場行情，屬于犯罪情節輕微，加上其他從寬情節，依法可不予處罰或免除刑罰。

扶檢一部刑不訴〔2021〕21號一案

公安機關指控，W某在俄羅斯留學期間，未經許可擅自開展人民幣兌換盧布業務，經營數額達1323萬余元，后將W某移送審查起訴。

經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在案證據中僅有W某供述自己的換匯流水是400萬余元，且銀行流水記錄、直接換匯人員證言等其他證據證實轉入轉出的交易總額是484萬余元。因此，在案證據能夠證明的涉案換匯數額484萬余元，未達到500萬元的立案追訴標準。

最終，檢察院對W某決定（存疑）不起訴。

【評析】

外匯類案件中，如果辦案機關能取得外匯結算憑證、境外賬戶流水等境外證據，便可通過與境內人民幣資金流水的比對，來認定最終的涉案數額。

如果拿不到這些境外證據，則會從境內換匯客戶的證言、聊天記錄、資金流向等證據，來反推相應的外匯數額，再是否與當事人的供述、手機或電腦的電子數據、銀行流水等相印證，從而確定實際涉案數額。

本案中，雖然沒有查明W某的實際獲利數額，但其換匯數額高達數百甚至可能上千萬元的事實，明顯超出了一個留學生的正常合理換匯需求，表明其可能具有非法營利目的，且行為具有經營性特征，有外匯類非法經營罪的嫌疑。

但是，在案證據不足以證明W某的非法換匯數額達到了500萬元的刑事追訴標準，基于罪刑法定和存疑有利于當事人的原則，不予提起公訴。